摘要：在帝俄晚期，俄国海军在客观地理条件、工业生产能力和国家整体政治经济体制等因素的限制下始终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在帝俄时期，俄国海军延续彼得一世以取得出海口为目标的军事战略，但地理条件的制约和工业生产能力的落后直接导致俄国海军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大溃败。日俄战争后俄国海军部提出了规模巨大的海军军备重整计划，但帝俄晚期复杂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限制了海军军备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导致俄国海军与欧美海军强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帝俄晚期俄国海军实力的薄弱导致苏联在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压力下选择进一步压缩海军发展空间以集中力量发展陆军、空军和战略核武器，最终造成苏联整体安全力量的畸形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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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但其大陆军事霸权的建立始终与其海权战略的实践密切相关。17世纪初，俄国通过大北方战争取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帝国；此后又通过三次俄土战争控制了黑海，在17世纪末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作用力的军事帝国。可以说，内陆国家的地理局限性始终是俄国扩张的动力，而正是对海洋的向往带来俄国最初的帝国荣光。但是18世纪60年代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在改变世界经济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军事力量对比，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和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军事力量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俄国海军在这一历史转折之下迅速衰落，随即在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失败的阴影下开始了艰难的追赶。
帝俄时期俄国的陆上霸权在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后达到了顶点，此后其军事实力就呈现出明显的、持续的衰落趋势，其中尤以海军的落后最为突出。俄国海军的发展始终受到其国家自身的内陆封闭性的制约。除了常年封冻的北冰洋，俄国在其西、南海岸最主要的邻海是波罗的海和黑海，而这两个海域都是经由距离俄国很远的诸多狭窄海峡才能与更加开放的海域相连，进而进入大西洋，而且沿岸地区国家、民族、宗教众多，地缘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因此俄国的海洋战略有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内陆的封闭性促使着俄国不断扩张以打开出海通道，但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实际上使俄国的陆上扩张不得不在得到最低限度的出海口后被迫停止；然而仅仅以少数基本出海口为陆地依托，俄国海军无法保障从出海口到远洋的漫长航路的安全。也就是说，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向西方向和向南方向的大规模扩张在其得到了圣彼得堡、里加、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东岸港口后不得不停止，因为其陆军力量无法彻底征服沿岸的众多国家和地区。而俄国海军仅以这些城市为海军基地，缺少航路沿岸的物资保障和技术支持，其军事力量的辐射范围最大也不过是这两个内海本身，根本无法延伸至北海或地中海区域，俄国的海上通道始终是不稳定的。到19世纪中期，由于俄国与西欧国家在工业生产水平上的巨大异同，俄国海军连控制内海也无法做到，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就是明证。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以陆军为主要力量，其黑海舰队始终未曾真正出海作战，原因就在于其落后的海军舰船根本无力与英法等国为敌。英法等国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学术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迅速更新换代，英法两国舰队的蒸汽动力战舰和水雷战术在交战伊始就显示出对俄国木质帆力战舰的绝对优势。俄国黑海舰队只能在母港塞瓦斯托波尔港内避而不战，大部分舰船都被用作海岸炮台使用，随着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白热化又进一步被沉没以堵塞港口，最终随整个要塞被全部炸毁。俄国海军在战争中唯一的正面表现是海军上将巴维尔・纳西莫夫和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率领黑海舰队与陆军协同作战保卫近岸水域，而陆军上校爱德华-托特莱本伯爵以黑海舰队舰船船体和火炮为依托，将俄军的地面防御工事扩展至黑海海域。这些举措延缓了英法的进攻势头，但同时也使海军完全从属于陆军，导致俄国海军开始丧失自彼得一世以来在国家军事体系中的独立和优势地位。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对俄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作用，以1861年废除农奴制为先导，俄国开始了以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实力为目标的大改革。尤其是通过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俄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很大进步。但海军舰船的生产规模和现代化水平并没有得到本质提高。俄国政府饱受政治和财政危机的困扰，无力提高海军的军备支出；海军部为追赶英、德等国的海军军备技术水平，将有限的军备支出集中用于进口新型战列舰和在国内制造装甲巡洋舰，其结果就是俄国海军拥有了少量新型舰船，但仍然以老旧舰船为主，而且彼此之间难以配合，海军整体作战能力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与此同时，在欧洲扩张遭到打击的俄国将扩张的主要方向转移至中亚和远东地区，通过《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了中国临近北太平洋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进一步向黑龙江以南地区扩张，这就引起其与同样力图夺得中国东北并且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而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的矛盾。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再次失败，而且对马海战的惨败使俄国海军的落后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
对马海战集中展现了俄国海军在军备物资、地理条件和军事学术等各方面的缺陷。为增援远东战场，俄国海军部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抽调舰船组建太平洋第二舰队，其中大部分为老旧舰船，少数新型舰船也是尚未完工就仓促出海，由于缺少无线电技术员，舰队的德国制无线电通讯设备形同虚设。舰队在罗日杰斯特温斯基海军上将率领下在1904年10月出发，经过220天，航行3万余公里（1.8万余海里），全程没有一个俄国的海军基地，后勤补给严重不足；到1905年5月终于与太平洋第三舰队会合时，舰船亟待整修，士兵饱受疫病困扰，整个舰队都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之下。到海战阶段，俄国海军全无战前侦察和计划制定，对日军的战略意向和部署一无所知，舰船之间没有协调和配合，在海战开始之后唯一的对策就是集中火力炮击敌方旗舰，进攻受挫后全速撤退，试图逃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最终被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全歼，对马海战成为世界海战史上损失最为悬殊的战役之一。
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失败表现了帝俄晚期俄国海军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困境。客观的地理环境使俄国海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其国家陆权强盛的基础上，继而成为其陆权扩张的延续；也就是说，俄国只有在有限地控制了整个东南欧地区甚至部分西欧地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走向远洋，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复杂的世界政治军事局势下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工业生产薄弱使其海军力量被排除出世界先进行列，俄国甚至无法稳定地保有18世纪的扩张成果。俄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症结所在，日俄战争后的海军军备重整活动就是其根本的、直接的应对举措。 俄国在19世纪不断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经济体制的落后，这种落后直接导致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失败。军事上的失利极大地冲击了俄国这个封建军事帝国的根基，刺激了俄国资本主义改革和工业化的迅速开展。而俄国海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和对马海战中的惨败及其引起的广泛社会关注，使俄国海军的军备重整成为大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检验性质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表明，在帝俄晚期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下，海军军备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十分有限而且为众多现实因素所束缚，因此俄国海军未能在帝俄时期完成现代化的重建。
日俄战争使海军军备重整成为受到俄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军事议题，然而这一议题的解决却面临着大改革后俄国的诸多政治经济困境。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认为，俄国的工业化模式在1905年革命后有很大转变，大改革初期和中期很多自由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被彻底抛弃，国家政权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和巩固，其原因主要在于沙皇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中重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以及对国家经济的有效控制。俄国海军军备重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虽然政府部门、国家杜马、海军部和国有及私人造船厂等相关社会力量都参与了海军的军备重整，但由于政府部门和国家杜马的强势控制，军备重整过程中最重要的军事考量和经济考量被不断忽视，而政治控制却不断提升。这种政治控制与海军军备重整固有的庞大规模及复杂性相结合，共同导致这一进程的低效率和无秩序，其相关经济活动也由于沙皇政权的倾覆以及随后的政权更迭而告终。
俄国海军部认为，为了缩小与英国、德国以及日本这些拥有强大海军国家的差距，俄国海军军备重整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扩大海军规模，即需要更多的舰船；二是对海军进行现代化改造，即需要补充高技术水平的无畏舰、装甲巡洋舰和潜水艇。因此，海军部于1908年提出了总造价达9亿卢布的海军十年建设计划，这一计划马上就遭到财政部的坚决反对。日俄战争后，俄国陷入严重财政危机，1908年俄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85亿卢布，所以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坚决主张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先后三次强硬拒绝了国防部门的各种军备计划。由于1910年后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日益激烈，科科夫采夫对海军军备计划的强硬态度从1912年开始有所改变，但这时他已经成功迫使海军部重新制定军备计划并同意政府部门对海军军备支出进行各种形式的财政约束。当时的俄国国家杜马同样在海军财政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杜马有权批准或拒绝各项财政预算，而由于对马海战灾难性的失败，杜马内部各个派别都对海军部抱持着不同程度的失望和敌视情绪。在杜马的压力下，海军部逐渐接受了国家杜马对海军军备采购事宜的监督和限制，同时开始对国有造船厂进行行政改革。
1908年以前，海军部通过其部门内部的造船业及海军供应管理部门单独负责舰船和武器的采购事宜。1908年12月，在财政部和杜马的支持下，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成立了造船业委员会，其主要成员大多来自国家杜马、财政部、工商业部、国家审计署和内务大臣办公室等非军事部门。造船业委员会在海军军备采购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其活动准则就是坚决将国有造船厂作为海军军备重整计划的主要承担者，尽量排斥外国供应商和国内私人公司。在20世纪初，由于工业生产水平的差距，外国供货商的海军军备报价远低于俄国国内的生产公司，造船业委员会也承认这一现实。但造船业委员会内部来自财政部的成员认为可以通过控制国有公司的报价降低财政支出，来自工商业部的成员则希望通过规模庞大的海军军备重整振兴国内相关领域的工业生产，因此一致同意加大对进口国外军事物资的限制，这项方法在短时间内也确实达到了以上两种目标，尤其是在制造现代战舰所必需的涡轮机领域。俄国的重型机械制造业在20世纪最初十年尚处于萌芽状态，俄国公司无法生产涡轮机等现代化舰船设备，因此它们在接到海军部的订单后往往将其外包给外国供货商；而由于外国供货商与俄国公司的价格差额，俄国公司这样做还能获取更高的利润。造船业委员会决定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强迫俄国公司开展涡轮机的研制和生产，其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到1912年时，当时俄国最大的造船厂波罗的海造船厂的涡轮机生产已经比较成熟；与此同时，在造船业委员会的压力下，俄国公司在生产环节尽量降低成本并压缩利润，其报价最终也确实有所降低。
但这些举措在本质上是难以持续的，原因就在于海军军备计划的庞大规模及紧迫性与俄国国有造船业的薄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本质上其实是快速发展与现代化改革之间的矛盾。在帝俄晚期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俄国的国有造船厂一方面享有海军军备采购的绝对优先权，另一方面承担着规范海军军备价格的责任；前者要求国有造船厂扩大生产规模，大幅度提高产量，而后者要求国有造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本质上减少国家的海军军备开支。关于舰船制造这样的重工业生产来说，在短时间内同时做到以上两个要求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也是无法成功的。
当时俄国仅有四家国有造船厂，全部位于圣彼得堡及其附近地区：波罗的海造船厂、海军部造船厂、伊热夫斯克工厂和奥布霍夫钢铁厂，而且严格来说，只有波罗的海造船厂和海军部造船厂能够生产舰船，伊热夫斯克工厂和奥布霍夫钢铁厂分别从事装甲金属和武器的生产。这四家工厂在1908年前后共有超过11000名员工，其固定资产总额约为1.2亿卢布，占当时整个俄国国有工业公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1908年时俄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一致认为国有造船厂已经无法承担规范价格这一角色，因此开始对其进行行政和经营上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这四家国有造船厂应当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从国内筹措资本投资，同时可以获得行政和经营上的自主权；改革的预期目标是国有造船厂的报价最终体现为生产成本与利润之和，而其利润的比率由海军部来决定，这个利润比率不会公开，但应保证最终报价低于任何一家国内私人公司或国外供应商的报价，后者还包含运费和关税。改革试图通过商业统计的新准则使国有造船厂更为广泛地参与国内市场，从而解决资金问题并焕发生产活力。然而在庞大的生产任务和严格的价格底线的共同压力下，资金问题和技术革新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改革很快破产。 由于经济和体制上的原因，国有造船厂的财政困境和生产状况在改革之初就不断恶化。首先，20世纪初世界海军军备更新换代的浪潮大大增加了技术革新、原料和人力资源的价格膨胀，钢铁等其他工业部门的财政问题进一步转嫁到国有造船厂，造船业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国有造船厂在1908年前积累的债务迅速消耗掉了其在改革后筹措的少量资本投入，而海军部也未能及时偿付已经交货的军备产品，俄语论文网站，政府部门还坚决拒绝提高利润比率的要求。1911年，国有造船厂经营者在一份提交给政府的意见中表示：利润和分期付款等制度仅仅具有纯粹的会计意义，根本不代表造船厂会真正得到资金，波罗的海造船厂不得不多次将海军部的欠款一笔勾销。国有造船厂生产能力已达临界点，没有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革新的资金，海军军备重整根本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依然不同意提高利润比率，同时拒绝提供国家财政支持。
为解决国有造船厂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海军部从日常和作战等其他领域转移了一部分资金作为紧急贷款提供给国有造船厂，并进一步向其下达新的、更大规模的订单，这些订单的预付款使国有造船厂得以解决一部分债务并购置新的设备。工厂自身则主要通过降低工人工资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和日常开支：1908年波罗的海造船厂工人的日平均工资是2.3卢布，1909年是2.26卢布，而到1911年时已经降至2.04卢布。这两种解决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有造船厂的财政问题，但对其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却有很大的危害。海军部在造船业委员会的采购限制政策下，对海军军备重整中现代化技术革新的要求已经有所降低，在以平衡财政为目的向国有造船厂提供订单时又进一步降低了海军现代化的要求。鉴于当时国有造船厂的工业生产水平，俄语论文网站，海军部向其下达的生产任务很多是以修理和备件为主，舰船制造大多是老式生产或对外国舰船进行初级仿制；同时也没有根据各厂的具体情况做出系统的规划，而是任意地分派订单，这明显不利于国有造船厂的升级改造。而不断降低工人工资更是无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现代化技术含量，俄国海军军备生产相对与欧美海军强国的本质差距被进一步加大了。
日俄战争后，俄国的海军军备重整计划是由政府行政部门所主导的。由于国家整体财政危机和工业化的客观现实，政府部门在海军军备生产领域将维持财政紧缩和振兴国内工业作为首要目标，而忽视了海军实力迅速增强这一军事战略目标。国有造船厂作为海军军备重整的主力，在以行政和经营自治权为基础的改革中缺少必要的财政支持，无力应对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和提升工业生产技术革新的双重需求，最终再次回到单纯依靠国家财政和海军部订单的原有模式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海军军备工业生产的资源被浪费，潜力被限制，其整体生产能力并没有得到本质提高，而海军依然是俄国国家安全体系中不可忽视的薄弱环节，这对俄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作用。
在现代军事体系中，海军具有突出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现代常规战争主要武器，海军力量的建设及其军备产品的生产早在17世纪就已经成为作用国际政治格局的有力因素之一，其军事学术和军备技术的更新换代随三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演进始终传承有序。因此关于苏联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用于战争的飞机和坦克等空军和陆军军事工业能够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快速工业化期间得以建立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海军军备工业严重依赖原有的生产规模和专业技术力量，俄国海军在18～20世纪初近两个世纪的落后层层叠加，极大地增加了苏联建立强大的海军军备工业进而提高海军整体实力的难度。因此苏联只能采取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这就进一步促使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乃至苏德战争期间集中力量发展以航空和坦克工业为基础的空军和陆军，海军军备工业的发展远较其他军事工业部门迟缓，海军的弱势地位被再次强化。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从帝俄继承的海军力量极其有限，波罗的海舰队的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9艘潜艇、12艘护卫舰和黑海舰队的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6艘潜艇、20艘护卫舰已经构成了其海上武装力量的全部内容。列宁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快速建成一支强大现代化海军的，集中力量发展航空工业才是在短时间内缓解国家安全压力的首要任务，因此他在1922年就明确指示要尽一切可能缩减海军的开支，以此为发展航空工业积累资金。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对于海军的军事学术和军备生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才提上日程，而这时苏联军事工业建设的重点又转移到了坦克工业上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海军建设是排在航空工业和坦克工业之后的，而且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远低于前两者。
1931年8月15日，工农红军海军司令奥尔洛夫向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汇报了当时苏联海军的基本情况和海军军事领导层关于苏联海军战略的基本看法：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战舰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及一战期间开始服役的老旧舰船，而且绝大部分亟待修理，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只有小型水面舰船，黑海舰队几乎完全没有作战能力，苏联海军现有的舰队、海上航空和海岸防御力量完全不能满足其最低限度的海岸防御要求；从苏联的地理条件和现有的海军军备基础来看，其海军建设应当以近海防御、岸基防空、水陆协同防御和小范围的巡洋作战为主要目标和内容。整体海军战略得以确立后，被一再忽略的的海军建设计划终于开始实行。
1933年7月11日，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1933-1938年海军舰船建造计划》，计划在1933-1938年建造8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327艘鱼雷艇、36艘护卫舰、76艘大型潜艇、200艘中型潜艇、60艘猎潜艇、42艘扫雷舰、14艘内河浅水重炮舰及8艘炮艇。然而这项为期五年的计划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都没能完成，苏联海军上将H.r.库兹涅佐夫对此评价：“在消耗大量资金和金属之后，此项计划并未真正提高我国的海军实力”。这样的结果与苏联最高领导层有意忽视海军军备工业密切相关。1938-1940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派驻工业公司和试验设计机构内的军事代表总数增加了50%，总计达到20281人，而其中只有3004人来自海军部门。可见，越到战争临近，海军军备工业在国防工业中的重要性就越低，这同时也证明了H.r.库兹涅佐夫观点的正确性，苏德战争前的苏联海军仍然不是能够保障苏联国家安全的可靠军事力量。 海军的弱势趋势在苏德战争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在1941年下半年，即苏德战争爆发的最初六个月里苏联国防委员会财政开支总额达4433.89亿卢布，其中用于包括舰船制造、武器装备生产及船舶维修在内的海军军备生产的只有215.56亿卢布，不足总额的0.05%；而且这一比例在战争期间持续降低，在战争支出达到峰值的1944年，国防委员会的财政开支总额是12937.24亿卢布，同年海军军备支出为361.13亿卢布，仅为总额的0.0279%；到1945上半年即战争接近尾声时，国防委员会的财政开支总额是6351.43亿卢布，同期海军军备支出是174亿卢布，仅为总额的0.0273%，比1944年还低。在此情况下，不同于航空、坦克甚至枪械和军事化工等军事部门在战争期间得到的巨大发展，苏联造船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业生产能力显著萎缩，其在1940年下辖的61家生产公司到1944年时只剩下40家，从业人员从1940年的超过17.7万下降到1944年的不足13.7万，资产总值也从1940年的29.52亿卢布减少到1944年的19.54亿卢布_。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初期，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军方、学者以及公众媒体都认为苏联会迅速将其海军战略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进攻，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20世纪40-50年代的苏联海军依然像帝俄时代一样缺乏关键地理位置的海军基地和足够规模的现代化海军军备工业，也就是说，并没有实行远洋进攻型海军战略的物质基础。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有着全球性的战略需要，美国实施这种战略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强大的海军舰队和战略核武器，而苏联海军力量的缺失势必造成其对战略核武器越来越严重的倚重。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苏联开始研制核武器，核工业就成为苏联军事工业乃至国家整体经济的核心，其在冷战期间的扩张式发展不断压缩着其他军事工业部门尤其是海军军备工业的发展空间，最终造成苏联军事工业的畸形膨胀，苏联整体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都受到诸多作用。而追根溯源，帝俄晚期俄国海军军备工业未能实现现代化发展造成俄国海军长期落后于欧美强国，正是这一进程中重要的历史原因。
俄国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实行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无论是其在帝俄后期实行的广泛的大改革，还是其在苏联时期实行的快速工业化，都能够迅速改变俄国的整体面貌，使其在世界历史现代化的进程中长时期维持自身的强国地位。但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众多主客观因素和各种面向的复杂过程，海军的发展恰恰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一再被推迟和忽视的因素。由于客观地理环境、工业生产能力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限制，俄国海军错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海军力量现代化发展的浪潮，这一时期形成的与海军强国的差距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因为相似的主客观因素被一再拉大，结果造成难以逆转的落后局面。海军的长期衰弱使苏联在与美国进行全球性竞争时，越来越依靠战略核武器及其工业生产体系，造成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畸形发展，最终成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