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类型、分期及与西欧自由主义的差异[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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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和社会思想政治运动,是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全欧现象,而俄国自由主义则是以西欧自由主义的变异形态即“不充分的自由主义”存在并发挥影响的。因此,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类型划分、历史分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些都与近代俄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传统不可分割,西方含义上的自由主义难以应用到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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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俄国;自由主义;西欧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90-04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和社会思想政治运动,是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全欧现象,而俄国的自由主义则是以西欧自由主义的变异形态即“不充分的自由主义”存在并发挥影响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内核是立宪主义;俄国近代自由主义起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自由主义”,止于1918年1月立宪会议被解散;俄国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与西欧古典自由主义“血肉相连”,但也表现出许多异同和变化,俄语论文题目,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运动的作用。
  一、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类型
  对于俄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是源于俄国自由派在其理论中汲取了西方和国内各种流派的社会思想,其中包括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社会学派和法律学派的理论、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论等。因此,俄国自由派又有斯拉夫派、西方派、地方自治派、解放派、法律学派和立宪派等之分。探讨俄国自由主义问题的知名学者列昂托维奇将自由主义分为两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确切地说,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只有在合理的法学调节之下才会出现积极的社会变化。在专制制度条件下,它意味着议会制、君主立宪或共和。理·帕伊普斯与此观点接近,他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分成两翼,即保守的和激进的。这种划分措施不无道理,不足之处是缺乏对俄国自由主义演变进程中整体内核的把握。
  其实,俄国自由主义中的主要成分是立宪主义。立宪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内容,是自由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思想体系。俄国自由主义者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因此,建立代议制民主、公民社会与法制国家的立宪主义思想对他们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自由主义一词对俄国历史来说不够明确,而应代之以更具体的名称--立宪主义。在他们看来,立宪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或法学)思想。事实上,俄国自由主义派别代表自身就特别爱用“立宪主义”概念,立宪民主党成为俄国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绝非偶然。立宪主义特别适合于解释在俄国这样的国家,自由主义作为独立的社会学说未得到显著发展,而立宪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却迅速传播这一现象。而无论是早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还是大改革中或之后相继诞生的地方自治派、解放派、法律学派和立宪派,尽管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政治主张有激进、温和与保守之别,但毋庸置疑它们最终都在这里汇集。
  事实上,俄国的立宪运动既体现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又突出了它的先进性。立宪主义者的理论思想集中到一点,即国家权力不能高度集中于沙皇一人,而应由有限的阶层分享,为此,他们寄希望于宪法、主权议会和法学高于个人意志,并将地方自治机关视为议会的基础。立宪派思潮和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鲍·齐切林。他当时虽然认为俄国的立宪条件还不具备,但不主张消极等待,而要采取一系列方法向立宪制过渡。立宪派以沙皇专制有限的让步--地方自治机关为基础,要求实行“中央自治”制,但遭到沙皇的拒绝与压制。直到19世纪90年代,立宪运动吸收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分子,如米留科夫、罗季切夫、李沃夫、维尔纳茨基、司徒卢威等相继参加后,运动才形成规模,并使一些知识分子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导力量。1899年,成立了跨地区组织“聚谈”,1903年创建非法的政治组织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同盟,1904年1月创建解放联盟。自由派的激进活动催生了1905年革命。革命转入低潮后,国家杜马成了斗争的新舞台,在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同盟和解放联盟基础上成立的立宪民主党起着领导影响。俄国立宪派运动开始了其最为辉煌的时期。此后,立宪民主党一直活跃在俄国政坛上,它所奋斗的目标--召开俄国的立宪会议,成了多数政党号召民众的普遍口号。从当时俄国的政治形势来看,立宪会议显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以取代君权神授合法性准则的、能够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普遍接受的、现成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在二月革命中,俄语论文范文,正因立宪民主党承诺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才得到大批资产阶级和民众的支持,从而和平地接管了政权。俄国自由派和立宪运动登上了其发展史上的顶峰。但好景不长,以自由派为主体的临时政府既未兑现召开立宪会议的承诺,又未能解决人民最为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因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被激进主义所扫荡。由此可见,在俄国的自由派运动中,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派别,他们的分歧始终难以完全消除,但有一条底线却是大家所共同坚守的,那就是在俄国实现议会民主制度,走立宪治国之路。
  二、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分期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1861年大改革与1905年革命看做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界标:正是在1861年大改革前夕俄国自由主义才得以系统化,成为一种比较完备成熟的学说和一支独立的反政府派别;而1905年革命催生了俄国自由主义政党的成立,结束了俄国自由主义作为纯粹政治派别而无政党的历史,由此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具体来说,俄国自由主义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这时期,自由主义以官方认可的方式进入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伴随着启蒙思想东渐俄国,自由主义学说和精神在俄国贵族社会传播开来,并对沙皇政权的国内政策产生相当大作用。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推行的“开明专制”,使俄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精髓。在她统治期间大量翻译出版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的作品,倡导西方的平等、人道,她也因而成为俄国历史上宣传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政府自由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官僚自由主义也开始粉墨登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俄国早期的自由主义既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陛下的恩准”。尽管开明君主们不允许出现独立的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其主要企图也只是通过自由主义改革的方式使政治制度适合于变化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适应了在俄国社会土壤上缓慢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意识,从而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专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动性不是简单的适应过程,而是表现出了它在君主制范围内应用资本主义关系的方式和目的的能力。政府自由主义的主要诉求是为了满足它孜孜以求的俄国强国地位的需要,只有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沙皇才能够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而要想建立这样的基础,政府不为近代化创造条件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期,俄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   第二阶段为扩散阶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这时期,俄国自由主义在深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扩散。与政府自由主义相伴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贵族一直是俄国自由主义的主要载体,正是他们最先受到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的洗礼。在и.А.特列季亚科夫和Я.П.科泽尔斯基的作品中就已包含了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早期成果。1762年,Н.П.帕宁伯爵探讨了宪法草案。Н.М.卡拉姆津、Н.И.诺维科夫、拉吉舍夫与其他思想家一起为形成俄国的民族自觉意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自由主义的传播范围。1812年卫国战争以后,羡慕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是盛极一时,原因之一在于“从战场返回的军官质问俄国为什么不能享受西欧那样的文明生活,并因此转向革命”。在经历了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自由主义之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俄国扎根。尽管尼古拉一世意识到自由主义对王权的颠覆影响,采取了种种方法予以压制,但终究不能阻止自由主义在俄国的扩散和深化。在19世纪30-40年代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局面中,最有作用的两个派系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以他们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带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就这两个流派本身而言,它们各自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促进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熟,并由此奠定了俄国自由主义思潮中保守与激进两翼并存的格局。
  第三阶段为形成和完备阶段:大改革前后。在此阶段,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系统学说形成。随着克里米亚战败和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体系即古典自由主义日趋成熟、完备,与此同时旧门户终被打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派别也正式宣告成立。其中,康·卡维林和鲍·齐切林被誉为这一时期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而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尤其是地方自治局的设立,则为随后出现的自由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成为俄国自由改革情绪的滋生地。
  第四阶段为继续发展和过渡阶段:自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炸死直至1905年立宪民主党成立。在此阶段,俄国自由主义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为下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时的俄国在政治上处于一种反动时期。但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逆转的,在革命情绪的感染下,自由主义者渐趋激进,他们无论是在内部结构、活动方式上还是在纲领和策略上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而对1905年革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阶段为新自由主义阶段,其标志是1904年解放联盟的成立。俄国在1904年蒙受东亚之耻后,俄国自由主义日趋激进,立宪主义空前活跃。而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则宣告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进入了政党活动的新时期,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到来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俄国政治制度中附加了一个称之为国家杜马的议会,自由主义一度成为反对沙皇专制的最主要的思想武器,于是自由主义者期待着自由俄国的到来。但随着自由主义整体规模和作用的扩大,其内部纷争日渐加深,左右两翼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右翼支持斯托雷平改革,左翼则倾向于民主主义一边,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二月革命。随着十月革命的到来和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俄国自由主义渐趋式微并最终走向衰败,自由主义者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三、西欧和俄国自由主3L比较
  尽管俄国自由主义与西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与西欧自由主义相比,俄国自由主义既有普遍性的特征,又带有自身历史进程的特点。
  如果我们认为俄国自由主义是西欧自由主义的某种变异,那么重要的是确定二者的相似程度。那些企图把界定西欧自由主义的标准照搬到俄国的人通常都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困境,就是难以用一个大家广泛认同的专业术语来囊括俄国各色各样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有时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称之为俄国自由主义者的社团,结果他只得放弃这个做法。所以,在这里首先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欧自由主义,另一类则是“不充分的”自由主义,其典型代表有西班牙、希腊19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和当代亚洲、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俄罗斯自由主义也属此类。这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有着重要的共同点和区别。第一种自由主义的特征体现在18-20世纪西方所特有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由此产生了共同的目的和相似的斗争手段,力争建立一个在法治国家范围内保证个人最大限度自由的社会。但思想、纲领性要求和政治倾向的相似,并非意味着所略论的自由主义方案本质上完全一致。显然,在西欧社会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不会出现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第二种自由主义的特征与其说在于自由主义思想本身,不如说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中的社会处境,它始终是发展中社会的少数人的运动。两种类型自由主义的大致区别决定了二者的社会基础不同。在西欧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长时间作为积极的政治力量;而在俄国资产阶级产生晚、力量薄弱,自由主义的根基不深,它最主要的社会载体是贵族知识分子,故它与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君主专制国家的依赖性较大。“古典的”或“西欧的”自由主义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成分和政治取向较一致,而“不充分的自由主义”内部温和的和激进的两翼分歧甚大,前者力图通过与现存的逐渐自由主义化的政府合作的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将推翻政府或激进变革作为改革社会的最重要的条件;前者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后者则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异化。换言之,俄国的自由主义是以西欧自由主义的变异形态即“不充分的自由主义”而存在并发挥影响的,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主导影响。
  西方将同旧制度和封建制度斗争以实现民主理想的所有力量列为自由主义,因此各种思想家和活动家,从最温和的、最保守的到革命先锋队的代表均属于自由派行列。西方历史编纂学传统在认定自由主义左翼和右翼世界观有别的同时,未将二者对立起来,强调二者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同(暴力的或和平的)但目的一致(取缔封建关系)。也就是说在西方,自由主义虽然也有保守与激进之别,但二者的相互关系在整体上具有更加积极的更替和互补性,尽管他们之间也有不少摩擦和矛盾。若将这种解释应用于俄国,那么它包括整个解放运动的历史(除马克思主义时期)。由此许多西方学者,首先是列昂托维奇将俄国的开明君主、启蒙主义者、十二月党人、部分官僚和19世纪革命者视为自由派。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自由派之间的立场和主张大相径庭,激进与保守、左与右之间的分歧始终难以消弭,甚至相互敌视。故而与其说俄国和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实质相同,不如说其思想、纲领和客观目的相同。
  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由贵族知识分子构成的流派,有其特有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理论深邃,力图客观略论社会现象,文化素养高,充满道德的和法学的理想。缺点是脱离群众,孤立无援,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缺乏必要的政治灵活性。俄国自由主义在面对国家和所有阶级时显得软弱;对下层而言,它不易理解或不够激进,被看做“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化身;对贵族而言,因其倡导取缔等级特权而不被接受;资产阶级不接受它所提出的自由市场的口号,因为它经不起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只能靠垄断生存;最后,以执政官僚为代表的国家本身非常保守,不会全盘接受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上述情况有力地证明,西方含义上的“自由主义”难以应用到俄国。一言以蔽之,与西欧相比,俄国的自由主义作为独立的社会学说和政治运动并未得到显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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