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上半叶，日益“密切”的中俄外交关系、兴盛的中俄贸易使得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及本土时断时续的中国学教学活动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从而催生了俄国大学中国学教育基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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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大学；中国学
中国分类号：K51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1―0066―03
19世纪上半叶，俄国中国学走向成熟。俄国中国学从域外走向本土，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实现了探讨主体的转变，即中国学学院化。所谓学院化，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探讨从传教士团完全向大学教研室转移，中国学的教学与探讨从俄国封建主义官僚僧侣向沙俄资本主义学院过渡。
一、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原因
19世纪上半期，随着俄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俄国中国学探讨及教学的重心逐渐由传教士团向大学教研室转移。1833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蒙语教研室，这标志着中国学在俄国国内有了以高等教育为依托的人才培养和探讨基地。那么催生俄国大学中国学建立的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19世纪前半期是俄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民族意识空前增强、农奴制面临深刻危机”．社会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国力、军力大增，开始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同时，沙俄政府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国民性”三立国准则，试图脱下自彼得一世披在俄国身上那件不合适宜的“外衣”。在俄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挑战德、法中国学权威的行为成为爱国主义的标志之一，促进了俄国中国学的民族化、学院化。
其次，自《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9世纪30年代，虽然中俄双方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但从总体上讲并未对两国关系产生根本性的作用，中俄两国基本上履行了条约所规定的“永敦睦谊”的准则。正是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才使得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在19世纪上半期获得了快速发展。从1800年至1824年的24年间，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近1倍。整个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其全部关税收入的15％～20％。可以说，对俄国政府来讲，“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由此可见，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对俄国政府的重要性。
盛极一时的中俄贸易对中华语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使得在俄国本土培养中华语言人才的问题重又提上日程，俄语论文，直接促成了喀山大学蒙、汉、满语教研室的建立。
第三，19世纪初，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欧洲战事趋于平静，俄国渐次积聚起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迅速走向衰落，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使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逐渐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因此，加快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培养更多的中国学人才，正是为了适应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
此外，中国学学院化与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不仅是俄国中国学的摇篮，而且也是俄国培养中国学家的国外基地和大本营。”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条约》明确规定，“每届传教士团俄国有权随行4-6名学生学习中华语言文化”，“驻京俄罗斯之达喇嘛、学生等，每届十年换班”。至1864年以前，一共有48名俄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可见，传教士团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人数少，而且培养周期长，加之费用高、成才率低，这使得传教士团中国学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之后，俄国外交院、皇家科学院、恰克图华文馆以及一些私立学校虽然也都进行了满汉语教学，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链条的断断续续，体现出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这与日益“密切”的中俄关系是不相称的。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作用，沙俄政府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因此，加快建立以高等学府为依托的本土中国学教育及探讨基地迫在眉睫。
二、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条件
19世纪上半叶，俄国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在高等院校教授和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已成为可能，中国学进入到学院阶段的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储备了师资力量。教师是中国学学院化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教师，中国学的学院化将无从谈起。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为喀山大学输送了第一批蒙、汉、满语教师：奥・科瓦列夫斯基(KовацевсКий OСил Mихайович)、西维洛夫(Cивийов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沃伊采霍夫斯基(Bойиех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索斯尼茨基(СосНцкий Aд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和王西里(Bасидев Васидий павович)。他们都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中国学家，他们也无一例外都曾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学家不仅在科学探讨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也构成了喀山大学中国学教育的师资骨干，使俄国具备了在本土继续进行蒙、汉、满语教学的条件，促成了俄国大学中国学教育的诞生，为后继的学院派中国学家开辟了道路。
第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俄国大学的中国学教育提供了实践场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俄国学生要学习中华语言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环境，仅从书本上学习是不能有所建树的。因此，派学生到中国进行实践锻炼，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影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自1715年首度来华至十月革命前一直是俄国中国学人才的实践场所，特别是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传教士团是中华语言人才的唯一实践基地。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著名的中国学家、喀山大学东方系毕业生王西里教授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方面有那么大的成就，除个人天资外，与他的中国之行不无关系。
第三，俄国早期中国学家编撰的教科书、工具书为大学的中国学教育在教材上做了准备。教材、工具书是学校教学和教师授课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俄国早期的中国学家从俄国中国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编撰教科书及工具书。18世纪下半期俄国有了编写蒙古语教材的第一次尝试，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编写了一部《蒙俄会话》。1831年和1832年，施密特(IHMHT HccaK flxoe)分别用德文和俄文出版了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蒙古语语法作品――《蒙语语法》，1835年出版了《蒙德俄词典》。1833年初，奥・科瓦列夫斯基编写了《蒙语书面语简明语法》和《蒙俄简明语法》。罗索欣(POCCOXHH HппapHon KanHHOBич)不仅将舞格寿平所著《满汉字清文启蒙》译成俄文，而且还编写
了《汉满文的俄文转写》。他还与列昂季耶夫(пеонтьев дексей деонтьеич)将斯莫特利茨基的《俄语语法》译成满语，称为《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弗拉德金(Bлацыкн АнтонТригоръевич)利用《满汉字清文启蒙》等满文蒙学书籍，编有《俄国幼学清文》、《俄国幼学清文文法》和《清文指南》，同时编写有满、汉、俄语的双语和多语词典五部。利波夫措夫(лиовЦовСтецаН BacилЪевич)编写有《满语词典》和《满语入门》。比丘林(ъичурин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编有《汉文启蒙》，此作虽然是比丘林为恰克图华文馆而编写，但后来却成为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唯一的汉语语法教材，为俄国培养中国学家和在俄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外，比丘林还编写了下列词典：《汉俄字典俄文韵编》、《简明汉俄字典俄文韵编》、《满汉俄词典》、《满汉俄分类词典》、《蒙汉俄词典》、《满汉俄钟表术语词典》、《汉语拉丁语字典》、《汉俄音韵合璧字典》以及一部名为《三合语录》的会话词典等。正是由于俄国早期中国学家的科学活动，才促成了俄国中国学第一批教科书、工具书的诞生，不仅为俄国早期的中国学教学，同时也为学院阶段教科书、工具书的使用和编写做了铺垫。
第四，俄国早期的本土中国学教学活动为学院阶段的中国学教育积淀了经验。俄国早期中国学家在翻译中国典籍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进行了俄国本土最早的蒙、汉、满语教学，成为俄国中国学诞生的标志之一。1668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戈杜诺夫(п.и.тодунов)组织过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蒙古语班、藏语班的教学活动。1725年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开办了第一所蒙古语学校，被称为俄国中国学第一人的罗索欣来华前就曾在此就读。1739―1741年中国人舒哥在外交院开办满汉语班。1741―1751年罗索欣在皇家科学院开办满汉语班。18世纪下半叶，列昂季耶夫和安・弗拉德金先后在外交院进行了满汉语教学。1813年，伊古姆诺夫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俄蒙学校。1831年在恰克图成立了俄蒙学校。1831年比丘林在恰克图开办了华文馆，之后克雷姆斯基在这里任教，至1861年闭馆。尽管这些满汉蒙语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为俄国中国学进入大学课堂在教学措施、教材编写等方面做了铺垫，为俄国大学的中同学教育积累了经验。
第五，巾文书籍收藏在图书资料上为大学中同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中文书籍收藏是中国学探讨的基础和前提。中文书籍是中国学家科研与教学的必备材料，也是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辅助资料。因此，中文书籍收藏对俄国大学的中国学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在图书资料上为中国学的学院化奠定了文献基础。到19世纪上半叶，俄语论文网站，俄国的中文书籍收藏有了新的发展，收藏机构由18世纪单一的科学院图书馆发展为多个单位共同集藏的局面。收藏行为逐渐从以零星的个人捐赠演变为由政府出资进行有计划的收购。在这一过程中，亚洲博物馆、喀山大学、俄罗斯馆中外书房等单位，郎喀、叶拉契奇、格里鲍夫斯基、比丘林、卡缅斯基、奥・科瓦列夫斯基和王西里等个人发挥了重要影响。“仅比丘林一人带回俄国的图书典籍，就超过了前8届传教团所得的总和。”
综上所述，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俄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出于对华政治、经济和扩张的需要，沙俄政府迫切需要从中国得到更多的情报和加深对中国的“探讨”，作为制定侵华政策的依据。与此同时，也需要培养更多的中国学“人才”，作为推动所谓“俄罗斯事业”的力量。而长期以来作为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基地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以及俄国本土时断时续的中国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为此，沙俄政府特别重视中国学的发展，这也正是俄国中国学学院化以及俄国大学中国学短时期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