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1日，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签订《中俄国界线东段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结束了中俄两国40多年的边界谈判，也标志着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最终判定。曾经亲历中俄边界谈判的几位资深外交官员回顾了中俄边界谈判前前后后，并披露了他们所参与的几次谈判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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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之争
1963年底，当时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李风椿奉命回国，参加即将于1964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此前，中苏有过10余年的“蜜月”时期，当时双方都认为共产主义为期不远，国界很快便不存在。但随后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双方对边界线的理解不一致更引发诸多摩擦，边界谈判迫在眉睫。
1964年2月，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在中方倡议下举行。后来担任过中固驻苏大使的李风林在其《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一文中回忆。在中苏这次边界谈判中，俄语论文范文，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此前中苏之间所签订的有关边界条约的性质问题，即是不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苏联不仅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与苏维埃时代超越这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
李风林回忆，苏方在谈判时不严谨的态度暴露了他们的立场。中方发言中曾经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之类的成语。没想到在下一次会议上，苏方的发言中提到中方对苏方进行了“污蔑”，把他们比作虫子，说他们竞对陕西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中方人员听后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苏方译员直译那些成语造成的误会。
最终，6个月后，双方因为黑瞎子岛的归属争议不下，谈判无果而终。随后，赫鲁晓夫下台，两年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下一轮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如期举行。此后，中苏之间关系继续恶化，以后双方也都未提出恢复谈判的事情。
“两国总理的谅解”
1969年10月19日，以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机场迎接。中苏两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边界谈判拉开序幕。
这次谈判的直接背景是，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团关系空前紧张。
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苏联总理柯西金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方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柯西金叉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这位话务员称，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她就把电话挂断了。毛泽东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他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
1969年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札，苏联领导屡决定派柯西金总理前往，届时与周恩来会见。经过几番周折，柯西金从河内参加完葬礼，周转几个地方，并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晤。经过会谈，双方同意，中苏之间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对于维持边界近况、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方法协议。这就是此后茂方多次提到的两国总理“谅解”。
马拉松式的第二次谈判
从1969年10月20日起至1978年6月29日，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一共进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F56次，被称为“马拉松式的谈判”。
谈判中，中方强调，为缓和中苏边境局势，双方主要讨论签订维持边界近况的临时方法协议、双方分歧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所谓争议地区，根据两国总理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就是指边界上某些“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有分歧的地段。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苏方代表团团长先由前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失担任，后因病改由副外长伊利切夫担任。
曾经担任外交部欧亚司司长、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的周晓沛1973年被分配到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他说，伊利切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是哲学，喜欢咬文嚼字。会谈中，伊利切夫总是眯着眼睛，细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话后面的含义。回应中方的观点时，他立场强硬，用词尖刻；偶尔也冒出句俏皮话，如说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讽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议像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为雷声大雨点小)”。
在非正式场合，双方都相敬如宾，谈笑风生，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
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文件，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但这次谈判对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起了一定影响。然而，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重开谈判讨论东段边界
1986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表示苏联同意在东段按主航道划界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同年9月2日，邓小平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双方在边界问题上20多年的态度僵持终于被打破。
曾经参与过中苏第三次、第四次边界谈判的外交部边界事务资深顾问李清元认为，戈尔巴乔走的讲话表明苏联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坚持以实际控制线为边界。当时，在中苏东段边界上，中方越过主航道中心线只控制两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岛屿，苏方越过主航道中心线控制了不少本应属于中方的岛屿，苏方能有这样的提法是很大的进步。
1987年2月，中苏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当时，中国代表团首任团长为副外长钱其琛，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副外长罗高寿。双方同意，按照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线划界的准则，合理解决东段边界问题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当着戈尔巴齐夫的面把苏俄过去侵占中国领土的行经痛骂一顿，最后提出“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准则。
经过多轮谈判，双方已基本对中苏边界东段的走向问题取得共识，并于1990年10月成立法学工作小组，李清元任组长，负责起草《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并绘制了该协议的附图。
李清元回忆，莫斯科的冬天十分寒冷，双方对于边界协定的谈判也十分艰难。在第三次法学小组全体会议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完毕之后，谈判双方还没有就协定的有关措辞达成一致。“苏方的法学工作小组组长为苏联外交部条法局副局长斯维里多夫。当天的会议结束后，他邀请我们到克里姆林宫看马戏……在看马戏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考虑协定的措辞问题，我注意到他好像也没有心情看马戏。”
看完马戏之后，中国驻苏使馆宴请双方工作小组。在宴请之时，李清元要求使馆安排他和
斯维里多走以及双方翻译单独一桌，边吃边谈。正是在这种友好的氛围中，双方将措辞最终谈妥。宴请结束之后，李清元兴奋地跟中国驻苏联大使说：谈成了!
1991年，俄语论文范文，两国外长钱其琛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分刚代表两国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及其附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协定的一方，完全承担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1992年该协定生效。1994年，中俄双方又签署了《中俄国芥西段协定》及其附图。
经过这次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的边界线长度为4154公里。1991年和1994年签署的这两个协定确定了98％的边界走向，只剩下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问题来解决。
黑瞎了岛勘定边界
中俄对于黑瞎子岛的领土争议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1860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割让给俄国。按照国际惯例，像黑龙江、乌苏里江这样的国际界河应该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但是当时清廷却缺少近代地理勘测能力，也缺乏相关国际知识，俄国官员便乘机在不平等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把象征边界的红线粗略地画在中国江岸边。这样一来，黑龙江、乌苏里江中600多个江心岛都被俄方视为已有，这其中包括黑瞎子岛。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和苏维埃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中苏两国一致同意江面主权中苏各二分之一。”
对黑瞎子岛，中方明确阐述按界约规定属于中国的立场。俄方则根据界约附图和以苏方居民已开发为由，不同意将该岛划归中国，但同意双方继续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2001年7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时任中俄两国元首的江泽民和叶利饮作出政治决断，一定要解决遗留的黑瞎子岛问题。由此，中俄第四次边界问题谈判开始，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准则上决定平分黑瞎子岛。中国收回部分大约为17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澳门的面积。
经多轮磋商，双方于2004年7月，最终达成协议。同年10月，随着普京访华，中国外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双方边界争议尘埃落定。
2017年2月，双方开始筹备勘界工作。2017年，联合勘界委员会在托京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为期近5年的中俄边境勘界工作宣告结束。
选自《凤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