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 法律院，浙江 宁波 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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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9.512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6-0091-02��
1949―2017年，北京与莫斯科从结盟走向对抗，从对抗走向和解，再从和解走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们颇感兴趣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
正因为如此，当代中苏、中俄关系一直是我国对外关系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方面的成果可谓层出不穷。近十多年来出版的作用较大的专著有：胡礼忠等的《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徐晓天等的《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丹慧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孙其明的《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蒲国良的《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孔寒冰的《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刘德喜的《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沈志华等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探讨――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17年)、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17年)、刘德喜等的《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崔宪涛的《面向21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俄语论文题目，2003年)、王树春的《冷战后的中俄关系》(时事出版社，2017年)等。
在此基础上，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9月又新出版了浙江省嘉兴学院国际问题探讨所所长李华教授主持完成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最终探讨成果《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一书，全书由中苏同盟的形成、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共二十大召开与中苏裂痕产生、中苏两国频繁的高层交往、中苏之间未能实现的军事合作、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压不了也压不倒”的中国共产党、中苏关系缓和与逆转、中苏关系改善失去机会、“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中苏关系、中苏边界战争缘起与结果、“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苏关系、后毛泽东时代的中苏关系、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过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构建、新世纪初中俄关系继续发展等17章构成，总计44万字。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该书将中苏、中俄关系贯通探讨，即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打通”式探讨。这一尝试，在国内学术界尚属首次。众所周知，探讨国际关系包括中外关系，历来有探讨历史与探讨现实之区别。一般来讲，探讨历史者不探讨近况；反之探讨近况者不探讨历史。上面提及的近十多年来出版的作用较大的专著，基本上也是如此。大多数专著研讨的是历史问题，少部分作品论述的是现实问题。与前述同类作品相比较，《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一书的一大特色就是：既梳理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又略论论述了中俄关系的现实。凭借作者个人之力，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苏、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贯通”式探讨，其困难及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该书引用资料翔实、新颖、丰富。该书作者探讨此课题的初衷之一，就是力图通过对大量中外历史文献资料的认真梳理与钻研，全景式地再现1949―2017年中苏、中俄关系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广大读者对此问题能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系统的认识，并逼近于历史的真实。为此，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包括历史档案、当事人回忆录、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相关的学术作品和论文等。根据初步统计，全书所列中外参考文献共有
四百多种，书中引文出处共有两千余条。
第三，该书插入了四十多幅历史图片。这些图片覆盖了从1949―2017年的58年时间。这些图片生动记述了近60年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历程，向人们全景式地再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政坛风云人物在中苏、中俄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足迹与影响。另外，该书还插入了说明问题的数字图表13幅。在一部严肃的学术探讨作品的字里行间，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与统计图表，让读者有图文并貌之感。
第四，作者在中俄关系的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作者认为建国之初，中苏两个国家之间的援助并不是单方面苏联援助中国，也包括中国对苏联的援助（第26页）；又如，作者对1959年赫鲁晓夫袒护印度批评中国的原因做了全面略论，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第163―166页）；再如，1962年中国新疆边民逃亡苏联的原因，作者认为“苏联肯定有责任”，但是中方“亦有过错”（第218页）。关于1991年以后中俄关系不断升温的动因以及存在的问题，作者也都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之，作者在评价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注重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略论探讨，得出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结论。
第五，作者注意借鉴引用学术界同行业已取得的探讨成果，包括最新观点和最新资料，从而使自己的探讨有一个较高的学术起点。但作者不迷信学界同仁已经的观点。比如，1957年7月初刘少奇接见的苏联特使是谁？杨奎松先生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认为，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本书作者根据当事人回忆录记载认为并非尤金，而是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第101页）；又如，有学者认为，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赫鲁晓夫曾经“拒绝支持中国”。本书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有悖于历史事实，是没有根据的（第140页）；再如，钱其琛先生著《外交十记》第240页上说：“1999年2月，叶利钦总统第三次也是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华。”作者考察发现，钱先生所说的第三次实际是第四次（第431页）。所有这些都说明：作者借鉴他人的观点材料但绝对不盲从。
最后，作者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者写作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回顾总结北京与莫斯科交往半个多世纪的是非恩怨，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中俄两大邻邦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的启迪与决策参照系。在作者看来，北京与莫斯科交往近60年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是：在20世纪50年代，即便是在两国关系处于结盟期间，也存在龃龉和矛盾（第29页）；60年代两国关系发展为长期对抗甚至爆发流血冲突，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第222页），结盟对抗均不可取；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共同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是对当前以及今后中俄关系的最合适定位与最佳预期，表现出了两国政府和人民高度的睿智与远见（第521页）。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当、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比如，从全书结构方面看，作者对中苏关系的论述要比对中俄关系的论述全面而且充实。这与作者搜集到的历史资料较多、现实资料相对较少有很大关系。又如，个别引文出处有误：第139页页下注（4）引用的材料与同页注（5）均出自李丹慧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一书第254页，并非俄罗斯学者尤米加列诺维奇的《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再如，书中个别地方出现打印错误：第153页注（2）引用作品《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一书的作者是“邢广程”不是“刑广程”。
不过，瑕不掩瑜，《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能够反映前沿探讨动向，视野开阔、征引宏富、叙议结合、图文并貌，称得上是一部集历史性与现实性于一体的学术力作。
［责任编辑：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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