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体制转轨中政府经济职能的比较与启示[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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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俄两国都实行了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体制转轨与经济改革中，两国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略论两国政府职能的差异，并借鉴两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提出在改革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强政府、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多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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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 俄罗斯 政府经济职能 比较
作者简介：朱立营（1979-），男，山东临沂人，法律，临沂师院法律院讲师，探讨方向：市场经济。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在改革前的初始条件大致相同，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两国政府都是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但是两国接下来的市场化改革却取得了不同的效果，中国走向了稳步改革与发展的道路，而俄罗斯的改革却造成了经济与社会的动荡。我们发现，改革的不同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政府的不同作为造成的。
一、中俄经济转轨的体制背景与现实起点
两国都建立起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实践程度仍有所不同，计划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也不相同。俄罗斯经济是精密的计划经济，政府殚精竭虑，希望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在自己的设计、计算与协调下运行。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国家计划的覆盖面要小得多，在计划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集体、一个具体的公司与个人的“计划”。俄罗斯改革前的政府真正做到了“无所不能”，而中国的政府在某些方面的管理比较宽松，有时也力不从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俄两国的计划经济都暴露出了很大的弊端。由于多年的计划，整个国民经济被统得太死，显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所以两国都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都力争改变传统的政府形象。但两国对“全能型”政府的改革也有一定的区别。在改革前，俄罗斯经济是环环相扣的计划经济，局部的修补不会对刚性的计划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改革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痛改前非”，必须进行坚决的、全面的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改革中的政府职能就是由“全能型”向“小型”转变。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人民并没有产生对计划的完全依赖与体制惯性，改革也就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只需“顺水推舟”，放开那些本来就没有能力管好的，自身并不需要作出多大的变革与牺牲。
二、不同选择的缘由
通过以上的略论可以看出，俄罗斯实行全面、快速地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信改革一定要建立一个小政府。而中国在保持了政权与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政府积极转变传统的做法，从微观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着力于培育市场，健全法制，稳定宏观经济，并通过对自身的改革争取其职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两国对转轨中政府职能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目标不同
中俄两国改革的性质、目标迥然不同，俄罗斯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建立的是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体制改革，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两国的政府职能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容。俄罗斯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财产的私有与个人的自由，相应地也就抵触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信政府只要做好他们的“守夜人”就足够了。中国政府是全民利益的代表，改革是不断地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府也就必须适应市场化的改革需要，进行职能转换，从而使得改革在政府的推动下得以顺利进行。
（二）改革的路径不同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总体上是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是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由外围到核心的措施。改革的路径不同必然包含着对政府职能的界定与认识的不同。俄罗斯当局对经济的“休克疗法”，就是让政府从传统的领域全面退出，希望利用财政、货币政策，把本国孱弱的“市场胚芽”养成“一棵市场经济大树”。中国的渐进改革相信传统的惯性，以及制度的渐进性，认为传统的做法与意识形态不可能在一夜间改变，而新的制度也不可能在一夜间建成。
（三）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不同
第一，华盛顿共识。俄罗斯的改革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根源是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经济学信奉市场的自我调节，主张把政府的权限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给俄罗斯转轨开出的药方就是“休克疗法”，但是转轨的理论被转轨的实践所证伪。由于不顾本国国情，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只带了来“休克”，而没有“治疗”。
第二，渐进――制度观点。在演进主义者眼中，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与演进主义的措施是一致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是增量式的改革，是充分考虑传统作用的渐进――制度变革。从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向市场经济转轨应该是一个包含不同层面经济行为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是成功转型的关键要素。因此转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制度的提供、改革的继续都需要政府发挥其制度供给的影响。
三、启示
（一）政府职能的定位须从本国国情出发
俄罗斯初期的自由市场化改革，关于适应了“计划”的本国公民来说无疑是非常陌生的。政府从日常经济活动中一下子消失了，使得经济活动失去了指引与方向。政府迫切希望市场机制的启动，但现实却是垄断、寡头与黑手党的侵入，这些非法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府某些方面的职能。所以，“小政府”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基本国情，它使得改革失去了指引和强有力的带动。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改革顺应了民众的愿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体制改革，政府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需要颁布法学、破旧立新，为改革保驾护航。中国的具体国情要求政府在改革中要发挥重要的影响，其职能也必须进行转换。可见，一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改革的路径，也界定了政府的职能。
（二）转轨中的政府应是“有效政府”
诺斯指出，“国家（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说明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国家（政府）职能的发挥有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可见，政府影响的发挥，不在于对政府职能界定得多么完美，而在于政府执行职能的力度。俄罗斯初期改革的政府崩溃就与执法的力度有着直接的联系。俄罗斯政府的产权变革没有保护好已经界定了的产权，政府没有有效地推动市场化进程，也没有保证最起码的宏观政治经济稳定，从而造成了政府职能与其影响的不相符，政府的崩溃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中国政府推动的改革符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起到了应有的效果，政府在改革中发挥了主导影响。虽然改革中政府的职能仍需进一步的转换和变革，但中国改革中的政府无疑是政府成功的一个案例。
（三）体制改革需要一个强政府
所谓强政府就是有效行使其职能的政府。所谓弱政府则是没有能力履行其职能的政府。但强政府不仅仅是有效政府，也就是说，为确保面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得以完成，政府应该有更为重要的职能。因此，对“政府”的合理选择既不是人们常说的小政府，也不是大政府，而是强政府。强政府不仅仅满足于解决一般的、核心的、最基本的职能，俄语论文，而且也能很好地完成转轨中出现的新的目标任务。中国政府很好地引导了转轨的进程，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俄罗斯改革初期的政府并不是一个有效政府，那也就更谈不上是一个强政府。俄罗斯政府在改革中起了反面的影响，政府的崩溃说明其政府是一个弱政府，是一个“失败”的政府。
（四）从全能型政府到有效、有限政府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由于体制的惯性、传统观念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俄语论文网站，传统计划体制的一套东西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全能型政府形象也不是一时就能改变了的。改革中的政府总是以强势的姿态出现在经济的前台，总是有管理微观经济的冲动，这些都需要逐渐地改革。另一方面，有效、有限政府的确立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的。适应市场改革的新的一套体制、做法并不是政府一下子就能学得来的，这需要政府不断地摸索、实践。可见，转轨需要一个过程，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一个过程。俄罗斯政府想在一夜间建立起和发达市场配套的“小政府”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规律的，而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则证明了制度的渐进性、演化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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