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双方关系持续制度化的历史。中俄两国顺应国际制度化的潮流，在总结中苏同盟“非制度化”教训的基础上，在共同面对外部国际环境压力的驱动下，开启了双方的制度化历程。从中俄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的异同以及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因素等角度考虑，为使中俄战略合作具有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将双方的合作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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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俄关系；制度化；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7）11 — 0069 — 02
新时期的中俄关系是诸大国关系中相对比较稳定、成熟且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一对双边关系，在两国的战略全局中均具有重大价值。随着21世纪的逐渐展开，中俄关系变得愈加重要，中俄关系的制度化需求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在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实现战略合作方面，建立并不断推进两国合作关系的制度化应该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在当今世界，所谓“两国关系的制度化”，并不是指两国一定要建立一种联盟似的关系，而是要求双方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前提下，在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确立双方在不同领域的合作规则、协调机制，以促使双方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框架。这一制度体系框架会保证双方在合作中频繁交流信息，降低彼此间的交易成本，并通过促使双方获利来不断加深彼此间的合作程度，这有利于双方形成相互依存的制度性联系，使双方的交往体现出某种稳定的预期，从而保证两国合作关系的持久稳定。同时，这种制度性安排还有助于不断巩固和加强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这种制度化的关系强调为各方的活动建立一定的规则，为各方的合作提供较为透明的信息，尽量使各方的行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俄两国出于对中苏同盟时期存在的“非制度性”同盟关系的历史反思，为了促进当前双方关系能够在健康、良好的轨道中发展，避免任何风浪对它的冲击，而建立了两国间的制度性合作关系。这一制度性合作关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俄之间如果有了这种成熟的政治机制，就可以排除国内外因素的干扰，俄语论文范文，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首先，考虑到新时期中俄两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等的异同，将两国的关系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加以规范，显得尤为重要。中苏同盟时期，两国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几乎是一个模式，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都保持一致，但仍避免不了两国间关系出现长时期的对抗。独立伊始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上都与中国截然不同，并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对华关系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致使中俄关系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前景并不明朗。当时关于俄罗斯将如何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态度并不清晰，使得中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没有把握。中俄两国究竟能否摈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正常发展两国关系？这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着重考虑的问题。随着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中俄两国进行了多次较为深入、坦率的交谈，在如何发展两国关系上达成了初步共识。从前中国与苏联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双边关系呈现出非友即敌、大起大落、“冷”“热”不均的“情绪化”、震荡式的特征。今后，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这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对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它标志着中俄作为两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正式确立。此后，为进一步推进中俄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长期的发展，俄语论文，将其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且从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双方也正是这样做的。
其次，考虑到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因素，为使中俄战略合作具有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将双方的合作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调整，也是非常必要的。新时期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的更替都实行的是任期制，也就是说随着国家领导人任期的届满，将会出现新一届的领导人。由于领导人个人的学识背景、经历见识、思维方式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会存在不同，加上不同时期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异同，很可能导致其在国家对外政策上出现新的变动，这会直接作用到双方关系的正常、持续发展。中苏同盟时期就经常发生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政策之上的事情，使双方关系的发展受到更多人为因素的干扰，导致两国关系的大起大落，从同盟初期的“蜜月”时期发展到后来的“兵戎相见”，作用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新时期，中俄两国总结中苏同盟时期种种“非制度化”现象的教训，为保证两国合作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需要将两国的合作关系置于制度化的框架下调整，用相关制度和法学保证合作关系的持续，以避免受到双方国家领导人变更而可能出现的不利作用，使两国合作关系的发展不断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中俄两国近20年制度化关系发展的实践证明，两国领导人的正常更替并没有作用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无论是2000年普京总统，还是200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胡锦涛，或是2017年俄罗斯新的接班人梅德韦杰夫的就任，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在制度化规范的保障下，未受到任何不利作用，甚至还保持了持续的发展。
再次，中俄两个大国建立制度性合作关系也为在两国周边地区实行类似机制树立了榜样，并可以因此推动相关地区的多边合作。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重要大国，中俄两国在新时期确立并发展的新型的制度化合作关系将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国家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尤其是在与中俄两国同时接壤且有着一定联系的中亚地区。中亚地区五国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尽管已经独立，但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仍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西北边界接壤，是保证中国西北边境安全、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周边环境的重要地区。而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加上外部势力的渗透，使得中亚地区在安全上面临不少现实威胁，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客观上也需要开展与中俄之间的跨国合作。由于中俄两国在新时期建立的制度化合作关系在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良好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为中亚地区通过建立类似机制与中俄两大邻国加强合作树立了榜样，开创了一个新型国家关系的范例。在中俄两国的主导下，1996年成立了包括中亚三国在内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正式开启了中俄和中亚国家合作机制化的进程。经过五年的发展，2001年中亚地区性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签署，则为该组织的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学保障，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地区各国合作的制度化发展。同时，中俄制度性合作也可以加强中俄两国在参与其他多边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立场。中俄作为世界上有重要作用力的两个大国，它们彼此在制度化框架下形成的合作关系能够为两国参与其他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合作进程提供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倚重，从而加强双方各自在各种多边和双边场合的地位和立场。 此外，中俄关系制度化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今天的俄罗斯，传统上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制政治已被各个领域的多元化替代，社会上活动着的各种社会阶层、团体、各种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外交政策都起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因此，两国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领导人之间，或者说把两国关系仅仅系于某个领导群，对两国关系的持久稳定不仅是不够的，而且是有害的。实际上，中国在中俄两国合作中的某些制度性安排就是要与俄罗斯的各个社会阶层、团体和各种政治势力建立经常性的联系，这当然也包括那些亲西方的人士和对中国怀有某种戒心的人士。利用这些制度化的渠道与他们进行经常性的接触，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然后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增信释疑，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以尽可能地消除不利作用，促进两国社会、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只有当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仅停留在官方层面，也同时扎根于两国民间的时候，两国间的关系才能够得到持续地巩固与加强。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因素的考虑和衡量，中俄两国领导人都逐渐认识到促使两国关系不断走向制度化、机制化和法学化的必要性。那么，怎样使中俄关系制度化、机制化、法学化？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两国领导人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自中俄正式确立友好合作关系以来，双方高层就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和频繁的接触，由上至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保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运行机制。比如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总理级的合作委员会机制，以及其他各种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性对话机制等。其中，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之间的交流与磋商的制度化最为重要。中俄两国高层通过定期的会晤和交流，不仅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随时就作用或者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和沟通，而且还可以从更加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共同考虑和规划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问题；通过两国总理的定期会晤机制将中俄双方主要领域的合作纳入到两国政府的宏观指导与协调之下，对推动这些领域的合作及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其他各种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性对话机制的建立，也是为了促进中俄两国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加强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这完全符合中俄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要求和方向。
〔参 考 文 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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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宪涛.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4〕冯绍雷，相蓝欣.俄罗斯与大国及周边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5〕范建中，等.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6〕王海运，李静杰.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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