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512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92-01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在现代中俄关系全面、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历史上中俄关系沿革的兴趣正与日俱增。但迄今为止，尽管学者们对早期中俄关系已有不少探讨成果，但系统、深刻的著述仍嫌不多。早期中俄关系史探讨有待深入，而深入的关键在于对早期中俄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发掘新的史料，拓宽探讨视野。中�人民大学清史探讨所叶柏川的新作《俄�来华使团探讨(1618―18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在这方面开了个好头。作者以早期中俄关系史中中俄两�政府交涉、交往的主要载体――俄�来华使团为线索，再现了这一时期中俄关系史的全貌。
该书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该书进行了难得的史料探讨。尤其是，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俄文优势，把几乎所有重要使团的全部俄文档案均做了分门别类的梳理与甄别，给后来者和青年学者提供了便捷的学术导航。其二，该书进行了独到的比较探讨。作者在精准把握早期中俄关系史发展脉络和个案始末的基础上，不仅把早期俄�来华使团与其他西方�家的来华使团做了比较，而且把鸦片战争前后俄�的来华使团也做了比较探讨。其三，该书第一次对俄�来华使团进行了全方位剖析与解读。作者抓住了俄�来华使团集“陪臣”与“商贾”于一身的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交叉探讨，分别论述了俄�来华使团的自身构成及其与中俄礼仪之争、中俄边界交涉、中俄贸易、北京俄�传教团等等的关系。这种写法颇具匠心。
但我认为，该书的最重要价值并不在于它对早期中俄关系史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多少独到的探讨，更在于它重新提出了许多似乎早已被人们淡忘的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而这必将引起新一轮的学术研究。笔者不揣浅陋，随手拣其几处，略述一二。
第一，该书以较多笔墨阐述了1618―1619年来华的佩特林使团，并断定佩特林“在北京逗留了四天”，受到了“礼部官员”的接待。这一结论很有吸引力。但说心里话，我对这一结论有保留。因为既没有哪怕只言片语的中文史料作为佐证，也没有确切无疑、无可争辩的俄文史料可以证明佩特林到过的明朝城市就是北京。甚至有�内学者断言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可见，这个问题远未到定论的时候。
第二，作为佩特林使团来京的最重要证据之一，该书全文援引了俄文史料汇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中的“中�明朝皇帝致俄�沙皇的�书”，并断定“�书”是1618年即佩特林在中�逗留期间缮写的。然而现有的俄文史料，例如1882年喀山出版的尼古拉•班蒂什一卡缅斯基编著的《俄中两�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就指出，所谓“中�明朝皇帝致俄�沙皇的�书”已被清朝政府否定。1675年出使中�的俄使尼古拉•斯帕法里在其出使报告中四次提及，中�清朝政府根据“�书”原文判别，该“�书”不是中�明朝皇帝致俄�沙皇的�书，俄语论文题目，而是明朝皇帝颁发给边吏的任命“诏书”。显而易见，这封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论不休的“�书”的真伪问题还有继续深究的必要，不宜轻下结论。
第三，大多数中外学者都认同1654―1658年来华的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使团是俄�中央政府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正式使团，该书也持这一观点。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没有给予先于巴伊科夫到达北京的、由巴伊科夫派出并经沙皇批准的彼得•亚雷日金使团以应有的外交地位。毫无疑问，清朝政府是把彼得•亚雷日金视为“从未一达中华”的第一个俄�使团的，这从康熙皇帝亲自接见、敕书并赠礼等一整套顶级重视程度即可以看出。然而。俄文史料对此却讳莫如深，而且彼得•亚雷日金一回�就被治了罪，并从此在俄文史料中销声匿迹。原因就在于彼得•亚雷日金在中�行了跪拜礼，犯了俄�的大忌。就此而言，关于究竟巴伊科夫使团是到达北京的第一个俄�正式使团，还是亚雷日金是到达北京的第一个俄�正式使团，恐怕是要再进行一番探讨的。
[责任编辑：初祥] ，俄语论文题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