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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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的生成，与一九一七年革命密切相关。二月革命后，知识界曾普遍欢呼俄罗斯“与自由联姻”，将这一历史变动视为民族振兴的契机。但是关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迅速转换，一些知识分子却缺乏精神心理准备。他们难以接受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于是陷入困惑、怀疑和忧虑中。这种情绪由于局势的动荡不安、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等原因而不断加剧。从一九一八年起，俄语论文，就陆续有许多在白银时代（一八九○-一九一七）已蜚声文坛的作家离开故土。截至一九二二年，迁居国外的知名作家就有巴尔蒙特、布宁、扎伊采夫、格・伊凡诺夫、库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苔菲、霍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什梅廖夫等人。他们分属于白银时代的各文学流派，并构成第一代流亡作家队伍的主体。
与此同时，在艺术界，享有盛誉的音乐家格拉祖诺夫、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画家和艺术史家别努阿等，均先后出国。人文科学领域也有许多知名学者离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遣送出国的：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苏联政府曾分别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克里米亚等地，由水路将一百六十余名知识界人士遣送出境。被遣送者中包括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洛斯基、弗兰克、伊里因等著名哲学家。这些遣送船只，后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哲学船”。知识界名流的大量流失，无疑是俄罗斯本土文化的重大损失 ；而关于俄罗斯域外文学来说，它却因此而获得了无可替代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第一代流亡作家分布于俄罗斯周边二十五个国家的广大地区。赫尔辛基、华沙、柏林、斯德哥尔摩、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索非亚、里加、雷瓦尔（塔林）、贝尔格莱德、布拉格、巴黎、哈尔滨、上海等大城市，都是这一代流亡者的文学家园。从一九二○年起，这一代流亡作家为了适应自身文化生活的需求，就在各地建立了出版社，办起了报纸和杂志，开辟了文学创作的阵地，并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学沙龙和文学团体的活动，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他们把活跃的俄罗斯文学生活带到了各异域城市，使得这些城市犹如散布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域外文学的一个个村落，并和漂流于境外的俄罗斯人文学者、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们一起，在特殊的时空中保留、继承、发扬和传播了俄罗斯文化。
离开了俄罗斯故土，身处异国的生活环境，无疑使来自白银时代的俄罗斯作家和文化界人士的精神文化创造遭遇了种种困难，但是却没有能使这种活动停滞。在文学领域，这一代流亡作家在远离乡土的特殊条件下，热心于创作的开展，不断有所成就，与留在国内的本土作家们一起，共同为俄罗斯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蒲宁、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什梅廖夫，都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结果蒲宁于一九三三年以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摘取桂冠，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此外，其诗歌成就可以同阿赫玛托娃相媲美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和别雷一起被并称为“新俄罗斯散文的奠基人”、“大文体家”的列米佐夫，白银时代的“新古典主义”诗人霍达谢维奇，原属“阿克梅派”的诗人格・伊凡诺夫，在国外的创作活动长达五十年之久的老作家扎伊采夫，后来融入西方文学潮流之中、享誉欧美文坛的纳博科夫等，都是“第一浪潮”的重要代表。
在人文科学领域，别尔嘉耶夫到国外以后，一直笔耕不辍，成果卓著，一九四七年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名誉神学学位。舍斯托夫在国外的著述活动，则使他得以跻身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的行列。伊里因和斯杰蓬等人，也是到了国外之后，才进入自己的哲学探讨和文学批评的高峰期的。在艺术领域，音乐界的拉赫曼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等人，迁居国外以后不久即成为西方音乐文化生活中颇有作用的人物，斯特拉文斯基更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一位重要代表。造型艺术大师康定斯基的“抽象艺术”理论与实践，夏加尔的“神话主义”表现手法等，在西方艺术界都受到高度重视，并对二十世纪西方绘画产生了广泛的作用。这些人文学者和艺术家们在域外的创造活动，不仅呼应了、烘托了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俄语论文，使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各领域和文学生活彼此渗透、相互作用的动人景观得以在另一时空中重现，而且也和文学家们的创造成果一起向世界表明了自身和本土文化之间切不断的血缘关系。
二
第一代俄罗斯流亡作家在中国的主要聚集地是上海、天津、汉口和哈尔滨等城市。上海和哈尔滨一度成为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生活中心。仅在上海，就曾出版过四种俄文日报，五种俄文周报，还有《上海的曙光》、《言论》、《新路》、《晚霞》、《俄罗斯先锋》、《俄罗斯旗帜》、《侨民思想》、《路标》、《在境外》、《光明》和《远东导报》等杂志，但是这些报刊的印数都较为有限。流亡作家们还在上海建立了两个文学团体：“星期一”和“帐篷”。俄国人创办的“俄罗斯之鹰”剧院也曾在上海演出戏剧和轻歌剧，在上海成立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协会也曾在这里定期举行音乐歌舞晚会。俄罗斯人在上海还曾建起马滕松出版社以及俄文图书馆和俄文书店。在上海出版的《俄罗斯纪事》杂志，曾成为联系流落到中国的俄罗斯作家和域外俄罗斯文学中心巴黎之间的桥梁。但是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这种联系被迫中断，《俄罗斯纪事》仅有四期进入巴黎。从一九二一年起就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作家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的《机枪大王》、《披斗篷的魔鬼》、《陡然立起的欧洲》等多部通俗小说，或在上海、或由俄罗斯人在天津创建的“我们的知识”出版社出版。天津的另一家俄罗斯人的出版社则出版过作家纳日文的包含长篇历史小说和政论等著作的多卷本文集。
在哈尔滨，俄罗斯侨民作家的文学活动一度十分活跃。在这里，他们曾建立起“俄罗斯事业”出版社，而结合在文学艺术周刊《界限》周围的文学力量更为可观。一批风格独特的诗人在这里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如诗人涅斯梅洛夫先后了他的《诗集》、《阶地》、《血痕》、《没有俄罗斯》、《越过海洋》、《铁路小站》、《大司祭之妻》和《白色的船队》，以及散文著作集《战争故事》；瓦列里・佩列列申则推出了《在路上：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年诗集》、《优质蜂房》、《海洋上空的星》等诗作。阿恰伊尔、В.Н.伊凡诺夫、玛・柯洛索娃乃至侨居法国的巴尔蒙特等诗人，也都有诗作在哈尔滨出版。女作家尼娜・费奥多罗娃也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即随家人迁居于哈尔滨，直到一九三六年迁往天津，一九三八年移居美国。一九四○年，她创作的以俄国侨民在中国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家庭》在波士顿问世。
一九二六年成立的文学团体“楚拉耶夫卡”，一度是侨居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作家的文学生活的中心。这一团体的名称，来自流亡美国的西伯利亚作家格列宾希科夫的长篇小说《楚拉耶夫兄弟》（又名《俄罗斯乡村》），该作描写的是一批最早来到阿尔泰地区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楚拉耶夫卡” 团体经常在周二举行晚会，参加者近千人；周五则举行团体成员的创作研究会。在晚会上，人们不仅讨论梅列日科夫斯基、蒲宁、萨沙・乔尔内依等侨民作家的创作，也讨论帕斯捷尔纳克、皮里尼亚克、谢尔文斯基等本土作家的创作。本土作家皮里尼亚克还曾到过哈尔滨，出席过“楚拉耶夫卡”的聚会。在“楚拉耶夫卡”的工作室里，人们研究勃留索夫的《诗学基础》，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日尔蒙斯基的《诗歌理论》和《韵脚及其历史和理论》等本土诗人和批评家的作品。“楚拉耶夫卡”的诗人们，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充满激情的诗歌，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表现手法，关于别雷的文学建树，都颇为推崇。得到格列宾希科夫的多方面支持的“哈尔滨青年基督教协会”，又名为“年轻的楚拉耶夫卡”。它曾出版过包括《楚拉耶夫卡报》在内的一系列出版物。哈尔滨“楚拉耶夫卡”的活动，曾得到旅居巴黎的那些颇为挑剔的俄罗斯批评家们的肯定。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阿达莫维奇曾在《最新消息报》上撰文给以好评。
到了一九三六年，“楚拉耶夫卡”停止了自己的文学活动，但是在哈尔滨，其他一些文学小组仍继续存在，如以古米廖夫的名字命名的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阿克梅小组。一九三七年，这里还出版过一本《古米廖夫纪念文集》。
三
与上海，哈尔滨，东欧城市相比，柏林、巴黎和纽约是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前后相继的三个更大的聚集地。其中，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间的柏林，不仅是俄罗斯流亡作家的活动中心，而且是俄罗斯本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衔接点。 这里曾聚集了人数众多的俄罗斯文化界人士，曾出现过俄罗斯人创办的格尔热宾出版社、言论出版社、思想出版社、彼得城邦出版社，以及《岁月报》、《航舵报》、《未来的俄罗斯报》、《前夜报》和《交谈》、《史程》、《俄罗斯之书》等多种报刊。其中《交谈》是一份科学与文学杂志，由别雷、霍达谢维奇、高尔基等编辑，刊物内容广泛涉及欧洲文学、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成就与问题，一时颇有作用。《俄罗斯之书》杂志创办人雅先科在“创刊词”中曾提出域外和本土的“俄罗斯文学统一论”和“搭桥理念”，希望身处柏林的俄罗斯作家能够为两大文学板块的联合作出自己的贡献。
别尔嘉耶夫于一九二二年秋来到柏林不久，就在这里创办了宗教哲学探讨院。弗兰克、斯杰蓬等人，都曾在这家探讨院授课。一九二四年，别尔嘉耶夫又和谢・布尔加科夫、弗兰克一起，创建“圣索菲亚兄弟会”，继续进行宗教哲学探讨。在柏林还曾建立了俄罗斯学术探讨所，不少俄罗斯哲学家、文学家都在其中兼职。俄罗斯域外作家在柏林建立的“艺术之家”与十月革命胜利初年彼得格勒建立的“艺术之家”之间，显然有着某种相似性。在“艺术之家”里曾举行过纪念柯罗连科、高尔基等作家诞辰的活动。俄罗斯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曾在这里自由交往。在这里做过演讲的，既有阿・托尔斯泰、霍达谢维奇、别雷、爱伦堡和奥楚普，也有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皮里尼亚克等人。据《航舵报》的出版者、言论出版社的创建者约・弗・格森证实，他当时在柏林的住所，曾成为经由不同的路线汇集于这座城市的俄罗斯思想界、文化界人士聚会的中心。一九二○年代，古米廖夫、索洛古勃、叶赛宁、曼德尔什塔姆、米・布尔加科夫等诗人和作家，都在柏林出版过著作。因此，那个时期的柏林，曾被称为“俄罗斯的柏林”。
与此相似，一九二四-一九四○年间的巴黎，也曾被称为“俄罗斯的巴黎”。俄国知识界流亡人士，更多地聚集于这一法国都城，在这里建立了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团体。为数众多的文化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歌剧大师和芭蕾舞艺术家等专门人才在这里展开活动。原先设在柏林的宗教哲学探讨院，自一九二五年起迁到巴黎。别尔嘉耶夫定居于巴黎市郊的克拉马尔之后，开始出版宗教哲学杂志《路》。这里还建起了俄罗斯土地出版社、现代纪事出版社、复兴出版社，出版过《最新消息报》、《共同事业报》、《复兴报》、《俄罗斯报》、《俄罗斯与斯拉夫民族报》等报纸和《现代纪事》、《俄罗斯思想》、《未来的俄罗斯》等杂志。
在巴黎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家中举行的周日读书会，就如同他们夫妇当年在彼得堡家中举办过的周日晚会。“俄罗斯的巴黎”的几乎所有精英都聚集到了这里：阿达莫维奇、阿尔丹诺夫、扎伊采夫、苔菲、格・伊凡诺夫、奥多耶夫采娃、霍达谢维奇、别尔别洛娃，还有布宁、奥楚普、谢・马科夫斯基、采特林、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这一读书会还派生出一个规模更大的团体：“绿灯社”。它取名于十九世纪初期俄罗斯那个著名的文学―政治小组。这既体现了俄罗斯域外作家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眷恋，也具有“光明和希望”的象征意义。会议主席一直由诗人格・伊凡诺夫担任。“绿灯社”在其存在的过程（一九二七-一九三九）中，共举办过五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俄罗斯流亡者的精神状态。与会者认为：俄罗斯域外文学的任务在于保存和重建俄罗斯知识分子“完整的精神状态”。诗人济・吉皮乌斯曾两度以《流亡中的俄罗斯文学》为题做过学术报告。她认为，必须得到发展的不仅是文学，还应有哲学等，为的是将来把这些财富送回俄罗斯。一九二八年，阿达莫维奇的报告《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命运》引起了讨论；一九三七年，与会者又就“勃洛克和俄罗斯”的主题展开了讨论。“绿灯社”活动初期，曾出版过自己的专门刊物《新航船》。该刊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强调域外作家与本民族精神的联系以及对俄罗斯命运的牵挂。
一九三五年，发生于阿达莫维奇、霍达谢维奇之间一场对于诗歌的危机、出路和意义的争论，是“第一浪潮”中的一件大事。采特林、格・伊凡诺夫等人后来都就此了自己的意见。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俄罗斯域外诗人应当走向莱蒙托夫式的“不和谐”还是走向普希金式的“和谐”，也即继承什么样的传统、怎样继承传统的问题。它既反映了俄罗斯域外文学内部的思想矛盾，也表明了这一代流亡作家对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共同眷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俄罗斯第一代流亡作家的命运。自希特勒在欧洲点燃战火之初，俄国流亡者们就开始向大西洋彼岸迁移，其中大部分人定居于纽约。
纽约也许可以视为俄罗斯第一代流亡作家在域外的最后的文学家园了。“二战”爆发后，迁居这里的第一代流亡作家的创作活动仍在继续，但俄罗斯域外文学的“第一浪潮”，却已由此走向终结。如果说，无论是纽约和柏林，还是巴黎和上海，都是可以由人们从多种视角作面面观的，那么，它们作为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的若干活动中心，作为二十世纪俄罗斯第一代流亡作家的文学家园，无疑也诱使人们去进一步发掘这些城市本身的精神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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