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病了。她梦游于杂志的字里行间，不知道去哪里，不明白为何，失却了惯有的指向标和观念体系。”批评家А·阿尔罕格里斯基如是说。俄罗斯当代文学像一面碎镜子，拾之纷乱，视之迷惘。一九九一年，红色帝国轰然解体，文艺环境地覆天翻，俄罗斯文学失去了整体选择的价值认同，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不同的、多样的价值层面上渐行渐远。剧变后，俄文学批评界眼见国内愈演愈烈的普遍否定之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清算，匆忙得出结论：当前俄罗斯没有文学。这样耸人听闻的论断现在看来不难理解：“白银时代”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随历史车轮戛然而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随苏联制度而去；地下文学、侨民文学“回归”未及；新的文学形式被指为“异样文学”、“新浪潮”，尚不获肯定。批评界的论断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世界作用力有所下降，规模有所缩小，同时构成更加多元化，发展更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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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变换、体系颠覆的社会和历史阶段是后现代思潮滋生的沃土。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善于表达人类精神的苦难，善于以非理性挑战“绝对而普遍的真理”，善于破坏性地颠覆过去时代的精神文明，这对处于迷茫、困惑中的俄罗斯作家来说，恰似雪中送炭。后现代主义在这样一种“文学失语”中异军突起。它向传统宣战，高呼消除文学创作中的思想作用，给文学以绝对的自由。自十九世纪起便存在于俄罗斯文学中为其民族所特有的传统，即教诲民众、干预现实的使命感和呼吁人道、宣扬理想的道德感，在此潮流中骤然退而蛰伏。此消彼长，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话题和独特的文学景观。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独树一帜。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反抗，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目标不同，它针对的是一整套社会政治体制，是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出现的，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对抗；再者，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处于“地下文学”、“潜流文学”状态，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尚难自保，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主流文学和文学进程也未能产生作用；其三，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美学形式对本国的其他流派作用匪浅，即使根基牢固如现实主义，也逐渐汲取了后现代创作手法，非连贯、非逻辑等荒诞手法时常可见。
在当今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维·佩列文和弗·索罗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佩列文是当代俄罗斯文坛唯一的“畅销”严肃文学作家，更被欧洲文坛誉为当今最富才华最具创造力的青年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多描写现实中青年迷茫无信仰躁动的青春。其代表作《“百事”一代》描写的是苏联解体俄国意识形态巨变后，年轻的广告奇才塔塔尔斯基的冒险经历，现实与幻想，历史与宗教在小说中穿插并行，时空倒错。书中人物都淡然洒脱，爱恨消解中又带着些许怀旧与忧虑。为作者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夏伯阳与虚空》则将佛教禅宗的“顿悟”和玄学思想作为书中人物探究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为解体后信仰缺失的俄国读者打开了另一扇窗。小说的时空关系如梦魇般支离破碎，作者本人也指出：“这是世界文学中第一部情节发生于绝对虚空中的著作。”另一部《昆虫的生活》是广义的科幻小说，书中角色尽是蚊子、屎壳郎、苍蝇一类的昆虫，像人类一样工作、生活、娱乐、去黑市买卖紧俏商品，也像布尔什维克一样讨论哲学和主义。小说充满了斯拉夫式的戏谑，写真式地反映了解体后的民众生活，笑骂之中阵阵凄凉。
弗·索罗金是一位更“后现代”的作家，他出身于“地下文学”，著作个性鲜明，情节荒诞乃至耸人听闻。他的《排队》从头至尾只是排队买东西的人之间断续的谈话，没有一句旁白，直至小说结束也未提及排队买什么；他引起巨大争议长篇小说《蓝脂》（此作因为情节露骨，导致索罗金被告上法庭，罪名是散步色情内容，最后以法院认定罪名不成立了之）描写了七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在未来某个秘密实验室中被克隆重生，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分泌出一种具有神秘威力的蓝脂，“斯大林”和“希特勒”在架空的历史里为争夺此物掀起世界大战，“斯大林”将蓝脂注入自己脑中，险些引发毁灭性灾难，故事最后，“斯大林”成为一个富家子弟的仆人，后者只想用蓝脂制作惹人注目的舞会服装。“蓝脂”产生于文学创作过程，这种威力强大的物质自然而然使人联想到言语的权威、话语的权利。索罗金的创作核心就是解构、颠覆曾如日中天的传统文学之话语权威。《蓝脂》中他对七位遭到克隆的文学家的文风进行了互文性的戏仿。索罗金对自己的著作也毫不手软，在他的小说中曾出现惊人的几十页的空白，让读者一度怀疑是不是印刷装订出现了问题，或是连续重复的单个字母甚至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
具有末世--弥赛亚意识的俄罗斯民族，对人类命运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她的后现代派知识分子心中必然是极端矛盾和苦闷的：一方面对现代社会的荒谬性充满了解构冲动，同时又站在亲手捣毁的宏伟废墟上焦躁不安，更有无力构建精神自立机制的绝望。在此种自相矛盾中，新俄罗斯文学进入第三个十年。后现代主义疲态尽显，天马行空的文风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阅读量和理解难度，读者感觉审美疲劳。后现代派作家逐渐回归理性，追根溯源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当下汲取灵感。反观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在经受住了最初的生存危机后，以其一贯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重回公众视野。一批高水平的现实主义文学面世，如瓦·拉斯普金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描写了俄罗斯转型过程中，一个挣扎在生活边缘普通家庭的毁灭。老牌“战壕真实派”作家尤·邦达列夫的《百慕大三角》以一九九三年叶利钦“炮轰白宫”事件为背景，描写了新闻工作者安德烈在事件中的遭遇，表达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忧虑。此外，新现实主义也自立门户，文学地位不可忽视。它学习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在现实主义中滴入淬取的跳跃无序的文学元素，构建起自身全新的美学体系。
谈够了主义，我们再来审视俄罗斯的另外一种现象--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热销。一九九一年苏联作协被解散，作家地位一落千丈，市场成为衡量作家文学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杆秤。同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颁布，书刊审查制度彻底成为历史，金钱成为新的调控工具，只比前者更加冷酷。那些厚厚的文学期刊发行量锐减至区区千份，取而代之占领市场的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甚至情色文学，近年更出现了根据电子游戏改编的游戏小说。精明的出版商有意无意地打破了欧洲读物的出版传统，将本应是软皮书的通俗读物以硬皮书方式装订，充当严肃文学出售。读者的热烈响应让出版商盆满钵溢，也使通俗文学以受人尊崇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观念，俄语论文，阿库宁、顿佐娃、玛丽宁娜等通俗文学作家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明星。动辄百万册的发行量让作家挣得高额版税的同时，也完全改变了昔日的文学价值观，读者一改对严肃文学的钟情，转而对文字进行消费，在通俗文学中以幻想代替现实，将历史变为历险记。
通俗文学的勃发并非偶然。社会转型期公众悲剧性的幻灭感使得文学读者对高歌了半个多世纪的严肃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审美疲劳，转而寻求或轻松或刺激的阅读体验；人数众多的通俗作家群体，不迎合政治需求，不刻意追求文学潮流，以狂放自由的写作方式应对不同类型读者；更重要的是，通俗文学读者队伍的形成，昔日除“无产阶级文学”外，别无选择的公众今日因为文学的多元化有了自己明确的取向。
而即使是以罗曼史或侦探故事的标准模板“缝合”出来的文字消费品，也已悄然发生变化，开始严肃面对真实存在。生死题材逐渐成为有责任感的大众文学的首选，这一题材要求作家具有道德感、使命感才能驾驭。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探讨所探讨员涅波尔辛说：“我们是在用俄国的材料探讨全世界的罪恶。”历史加给俄罗斯文学的沉重命运使之天然不适合娱乐消遣。当代俄罗斯文学，技法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内容无论写实还是幻想，仍然延续着其固有的传统--关注国家民族命运，作用现实生活，教诲人民大众，反映社会变革以及个体在变革中的足迹，只是它的价值立场、道德观、情感已是纷乱繁复不易捉摸了。 ，俄语论文题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