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当今与今后一个时期，从转型视角探讨俄罗斯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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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现代化经历几度兴衰
翻开俄国近现代几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几度败落与几度崛起。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可视为俄国现代化的起点。他的改革涉及领域极为广泛，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军工实力的增强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改革也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作为彼得大帝改革的延续，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是以1861年废除农奴制为标志的现代化运动。从经济制度层面讲，应该说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也很明显，解放了农奴，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20世纪初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主要目的是使农民成为自由、独立的生产者，鼓励农民独立经营，推动了俄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总结起来，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点是：以农业向工业化转变为中心任务；一直带有赶超性质，即赶超欧洲；都是自上而下方式推行；都遇到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现代化往往具有军事目的，并对外推行扩张政策。
在苏联时期，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二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是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俄语论文网站，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应当骑上科技进步的快马，其他出路是根本没有的”，因为“粗放的发展措施基本上已经耗尽潜力了”，加速是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实现，但从实质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当时，戈尔巴乔夫面临十分困难的市场供应问题，应首先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农业、轻工业与食品工业，而不是加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但从经济现代化角度看，加速工业发展与大规模更换设备无疑是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加速战略不可能实现，作为推行经济现代化主要途径的科技进步也难以取得进展，但戈尔巴乔夫毕竟为经济现代化提出了一种构想。另外，从转型视角看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俄罗斯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继续寻找计划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否则“对传统体制起不了治本的影响”。因此，“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未来得及实施以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改革就下台了，但毕竟提出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这为实施经济现代化改革在理论与思想方面都提供了有利的初始条件。
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由于长期没有对失去发展动力的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积累了大量问题，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又陷入衰落。普京在2000年5月就任俄罗斯总统时指出，俄罗斯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怎么办？普京提出了富民强国的竞选纲领。他大声疾呼：战胜贫困，改善民众生活，要洗刷国家贫穷的耻辱，还国家以经济尊严。普京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一方面坚持叶利钦时期转型的大方向，2002年4月18日，他在联邦会议上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俄罗斯发展的目标不变：“这就是发展俄罗斯的民主，建立文明的市场和法治国家”；另一方面，针对叶利钦时期转轨中存在的问题，把转型的重点由过去主要摧毁旧制度转向主要是建设新制度。十分明显，要振兴俄罗斯，要崛起，要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要实现强国梦，必须转型。对此，2017年8月31日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接受《中国改革》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对当今的俄罗斯来讲，“现代化意味着一切”，“以现代化告别过去”。俄学者拉季科夫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俄罗斯的政治日程聚焦在建设新经济和俄罗斯民主现代化这两个重要问题上”，“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要想让俄罗斯在事实上而不是口头上符合大国地位，现代化都是当今的客观要求，势在必行。”
俄罗斯的转型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转型与整个制度变迁同时进行，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修补与完善，而是走向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二是转型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现代化。
俄罗斯等国现代化要解决的七大问题
从各个国家发展历史看，从总体上来认识现代化，有其共性，即应把现代化视为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过程，就是说涉及各个社会因素的变革。按照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的看法，这些因素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和专门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的教育发展”，但“究竟还有多少因素应当涵盖进去，究竟各种指标的相对比率又应定在什么水平上，对此尚未有一致的认识。”罗兹曼又提出，各国现代化亦存在异同。那么，像长期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靠行政命令运转的国家，如苏联与东欧国家，从转型角度略论要实行现代化需解决哪些特定问题呢？ 2017年8月，笔者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新兴市场经济学术研究会上提出，要集中解决以下七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问题：（1）政治民主化，成为法治国家；（2）经济运行机制必须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市场化；（3）转变落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即要成为创新型经济；（4）改变经济发展模式；（5）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6）转变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即实现人的现代化；（7）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笔者认为，按这七个内容，根据俄罗斯转型进展情况，逐一加以论述，看看进展到什么情况，略论哪些因素有利于推进现代化，哪些因素在阻碍现代化，并对转型后形成的模式加以评价，对这些问题探讨清楚了，就可对这些转型国家的认识大大推进一步。 “富强”与“文明”应同时崛起
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拐点，又在理论上掀起一场大讨论。改革开放，使中国崛起，这是全球公认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崛起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特性。不少学者指出，国家现代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富强，一是文明。而中国30多年来，往往是富强放在第一位，自觉不自觉地把文明放缓，让其缓行一步。这样做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至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许洋等主编：《另一半中国梦》，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我们稍加思考就会知道，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从这个角度看，以改革或转型视角探讨俄罗斯现代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具有现实意义。
在笔者看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中俄两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中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问题。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其经济质量与效率之低及浪费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梅德韦杰夫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说：“我们大部分公司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普京在《我们的经济任务》一文中说：“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发达国家的1/3或1/4。”俄学者对经济效率的评价更低，拉季科夫认为：“俄罗斯的能源效率是日本的1/18，各经济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先进国家的1/4到1/20。农业出产率则比遍地石头且缺少阳光的芬兰还要低一半。”（伊·弗·拉季科夫：《俄罗斯社会怀疑心态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
2017年俄受世界金融危机的作用，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下降，其GDP下降7.8%。这深深刺痛了俄罗斯，必须下决心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2017年8月3日《南华早报》网站题为《中国的工业增长对资源构成威胁》一文报道说：“中国2017年的矿物、化石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消耗量达226亿吨，几乎为全球消耗总量的1/3，远远超过1970年的17亿吨。为全球第二大资源消耗量美国的4倍。2017年底，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不足1/4，三成主要河流六成地下水遭污染。”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俄语论文，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有些学者提出，这次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未来。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全局，是一场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支撑”，“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分明显，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性目标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实现的路径是通过改革推动制度转型。
俄罗斯历史上多次进行了现代化的尝试，但都遭到失败，或付出的代价太大。根本原因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能成功地实现体制转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俄著名作家、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在150年前就认为：“如果不进行果断的改革，俄罗斯的存在就不会有前途。”这也说明，对像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现代化的探讨，必须从改革、转型这个大视角来略论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