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苏俄探讨专家陆南泉先生参与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在读者中引发了普遍关注；2017年，他的《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让读者对苏联崩溃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思索；2017年，陆先生参与主编的《苏东剧变之后》（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对苏联解体之后的各国变化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再次引发了读者关注。陆南泉先生是如何走上学术之路的？他关于苏联各个时期的政治得失有何评价？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本刊特约记者张弘采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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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理想国”经济畸形
1952年，陆南泉考入东北财经学院，学的是财政信贷专业。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地倒向苏联，他学了俄语和一些英语。当时，政治经济学、财政、信贷、财务等等专业课，都是苏联的教材。1955年，陆南泉本科毕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审查，被选派到莫斯科留学。
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叫北京俄语学院，俄语学院有个留苏预备部，专门培养准备到苏联去的大学生与探讨生。1955年10月左右，陆南泉到这里学了一年俄语。1956年国庆节以后，陆南泉进入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
莫斯科财政学院的经济专业在整个苏联大学中排名第二，时任财政部长和很多经济管理人员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苏联实施的是计划经济，陆南泉主要学的是国家预算和国民收入的分配。
解放初期，中国进行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改造和土地改革，“一边倒”之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那时，中国的普遍提法是，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陆南泉等留学生肩负着的重任是探讨苏联财政领域的重大问题，回来以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陆南泉到苏联时，斯大林已经去世三年，赫鲁晓夫执政。读探讨生的陆南泉住的房子还是简易房，卫生设备和厨房都是公用的。此时，刚好是农业大丰收期间，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工业、军事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都发展很快，医疗保险也搞得不错。但是，陆南泉明显地感觉到，苏联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因为冷战已经开始了，苏联要加强军备，经济趋于畸形发展。苏联从东欧国家大批进口消费品，冬天的水果，还有猪肉，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留学期间，陆南泉曾经在集体农庄做过两个月的考察。他的导师是财政部副部长（同时在莫斯科财政学院当教授），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陆南泉到俄罗斯一个发达的地区去考察农业。因为很少有中国人到苏联的基层去考察，当地的接待人员很热情。不巧，集体农庄的主席要出去开会，他对陆南泉说，唯一的一辆小轿车又不能让你用，我有辆马车挺好的，专门供你去各地方考察了解情况用吧。陆南泉坐了大半天马车，才到了集体农庄的养猪厂，然后又到了种植场，回来吃晚饭也花了很长时间。陆南泉发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很低，弄不好一年到头还欠集体农庄的钱，和中国农民的情况一样。苏联集体农庄的很大一部分人靠自留地生活。在农业发达的地区，每家的自留地接近四亩，差一点的地方有八亩。农民们可以在自留地上盖房子、建果园、养奶牛，自留地的农产品给市场的供应量和解决集体农庄庄园的消费品占到了四分之一。
1956年2月25日是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做了长达四小时的题为《对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个人独裁以及发动大清洗等七大错误，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4月5日的声明中认可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1958年底，中苏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问题的态度出现分歧。陆南泉记得，1959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向留学生传达，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
见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1960年，陆南泉顺利获得莫斯科财政学院的苏联经济科学学位。 1960年底回国，在火车上过了1961年元旦。回来以前，一些经常访问中国的苏联朋友告诉他，你们国内物质匮乏，吃的、穿的、用的一系列日用品都非常困难。在火车上，陆南泉和同学们带了一些面包等食物，坐火车需要七天六夜，回来以后，很多留苏先期毕业回国的中国同学都来看陆南泉和夫人，他们发现，陆南泉准备把没吃完但稍稍有一点发霉的面包扔掉，同学说，这个东西多宝贵啊，不能扔。
在苏联，陆南泉的助学金是每月七百卢布。他的生活费仅花三百卢布就很好了。第一个月，他就花四百卢布买了一块手表。学生食堂的面包免费供应，可以随便拿（后来取消了）。回国以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当时的高教部组织回国的留学生去参观中国农业的伟大成就，“去的时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窝头、一点咸菜当中午饭，你想想看，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
陆南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没有被子，校方说解决不了，最后找公家借。一般老师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六斤或二十八斤，陆南泉享受了最高标准，每月三十六斤，勉强能吃饱。一段时间下来，他瘦了不少。而他夫人回来不到半年，就瘦了十几斤。中苏生活上的差距，以及食物短缺，老家江苏无锡鱼米之乡也饿死人的近况，让陆南泉很自然就会想到，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时，教育部长杨秀峰给他们做了一个报告，说困难是由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造成的。对此，陆南泉的想法是：苏联会不会这样？
1963年，中苏论战开始，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80年代中期，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国开始持支持态度。陆南泉组织撰写一套七卷本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丛书。前面三本出版以后，中宣部出版局的一个处长找到他，说后面的几本不能出了，因为后面有一卷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套书因此也成了一个半成品。1990年10月到1991年4月，陆南泉受中国社科院派遣，去考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的改革，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联科学院变成了俄罗斯科学院。他在俄罗斯住的公寓是专为外国学者准备的，大约有三十多平米，厨房卫生间都有。但是，市面上买不到食物，一有东西就被抢购。如果有牛奶出售，就一次购买很多盒回家冰冻起来，喝的时候再化开。陆南泉的老同学家里，厕所里放满了手纸、肥皂、洗衣粉、牙膏等日用品，只要市场有卖，他们就买来备用。 在陆南泉看来，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改革基本方向看，是要实现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措施上都有失误。“如果苏联战后就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到了叶利钦上台就下决心彻底摧毁了斯大林体制”。陆南泉认为，如果苏联早点让戈尔巴乔夫上台掌权并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其时机会更好一些，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对话
从斯大林到普京
记 者：您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斯大林体制是怎样形成的呢？
陆南泉（以下简称陆）：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最后确立与日益巩固的原因，除了当时苏联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外，它主要与以下八个紧密联系的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1）列宁虽然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做了批判性的总结与认识，但以后的领导人往往仍把它视为一种有效的政策：（2）在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过早地被斯大林“把它抛弃”；（3）超高速工业化大大加速了经济集中，促使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与巩固；（4）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的统制经济之中；（5）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坚持产品经济观，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牢固的理论基础；（6）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作用；（7）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高度极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这一政治体制又促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巩固与发展；（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特点对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不起影响。
从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过程看，它具有明显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因素，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正如胡绳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
记 者：您到苏联留学的时候，正值赫鲁晓夫上台实施改革，那么，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陆：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因为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然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造者所创造的世界。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过程中，虽然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变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继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他的这种局限性，使得其在改革过程中无法解决上述种种矛盾，因此，改革虽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这一时期的改革从来就没有能够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再加上经济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所以，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记 者：在《走近衰亡》一书中，您明确提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使苏联走近衰亡，其深层原因又是什么？
陆：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一开始就强调在不作用集中统一计划准则的条件下进行，加上政治体制的倒退（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这样就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停滞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和停滞；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难以改变；粗放型的投资成为导致经济效率低和浪费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如果以主要领导人来划分苏联历史发展阶段，并且把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时期撇开不算，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在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与学术界是较为一致认可的总体评价。如果把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的角度去略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稳定这个表象掩盖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一步一步地由停滞走向全面停滞的社会，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各种潜力，从而使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对苏联走向衰亡有着重大作用。
记 者：您还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悄悄地重新回到斯大林体制，其主要理由是什么？这一时间段的苏联为什么会重蹈覆辙？
陆：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一是因为赫鲁晓夫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迷信，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讲得很肤浅的，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人仍然保持着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 说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绝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
记 者：那么，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陆：客观因素是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作用日益增大。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产生的作用，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作用，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的地位。
记 者：如果从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看呢？
陆：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作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在这种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的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总之，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措施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阻碍机制的存在，产生了对改革的种种阻力。
记 者：在主观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因素又有哪些？
陆：主要是改革政策出现一系列失误：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作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顺利进行，尽快地解决市场供应问题；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指经济发展与改革相结合、人民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以及微观与宏观改革方法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对经济改革起不到促进影响；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战略应用到经济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而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在整体上已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记 者：您如何看待叶利钦在俄罗斯实施的改革？
陆：叶利钦的一大贡献，是彻底摧毁了斯大林体制。所以，他在1999年12月31号的辞职演讲中说，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俄罗斯不会再回到过去，以后可以勇往直前地往前走。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再回到原来苏联的那个模式上去，他的历史任务完成了
我不赞成把叶利钦时期产生严重的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仅仅归咎于“休克疗法”。导致叶利钦时代经济转轨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说，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惯性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在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矛盾与冲突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要尖锐和严重。另外，俄罗斯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过度的、无区别的紧缩政策恶化了客观经济环境、危及公司的基本生存条件；软性预算控制方法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控制手段。此外，俄罗斯忽视了国企改革的负面影响；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期望过高，在分配领域中也有政策失当。
记 者：关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时代，您有着怎样的略论和判断？
陆：普京的任务就是，他要完善叶利钦时期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的框架，使得市场经济有序地向文明的市场经济过渡。同时改变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分散，加强集中。普京执政的前八年是相对稳定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很大的因素，是靠能源等原材料市场上价格的上涨。因此，为了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摆脱对能源等原材料的依赖，搞创新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叶利钦执政时期冲垮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应该说这是使俄罗斯经济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时期并没有提出国家现代化的设想。2017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国情咨文报告，正式提出俄将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未来十年的任务与目标。他提出的现代化是“需要全方位的现代化”的概念。梅德韦杰夫说：“我们将建立智慧型经济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新的产品和技术，以及有用的人才。我们将创造一个有智慧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以取代领袖思考决定一切的宗法式社会。”但其中经济现代化是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记 者：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迫切性主要在哪里？
陆：主要表现在：它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未能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低以及高浪费问题得不到解决，是粗放型的经济方式，即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金与耗费大量原材料来保证经济的增长。一直到苏联1991年解体，其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苏联经济的脆弱性，亦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二十年来俄罗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梅德韦杰夫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大部分公司的能源有效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得可耻。这还不是很糟糕。最糟糕的是，公司经理、工程师和官员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低效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关于向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2017年1月13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两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在当今，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与欧洲的1/5，而产品的资源消耗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3-7倍，能源消耗是3倍。
至于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独立以来一直在努力从资源出口型向以高新技术、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但并未取得多大进展，梅德韦杰夫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指出：“20年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摆脱出来。”“简单的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了经济长期的落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把初级的原材料经济……带到我们的未来？”目前，俄罗斯能源等原材料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0%左右，高科技产品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中的比重为0.13%，这一比例比菲律宾少67%，比泰国少78%，比墨西哥少90%，比马来西亚和中国少92%，比韩国少94%。俄罗斯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面临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这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记 者：当前，普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俄罗斯人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将会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变化？
陆：普京面临的问题，一是前面谈到的经济现代化；二是两难的民主政治改革。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出现反普京的根由是反对政治垄断，认为普京在践踏民主，因此，反普京反映了部分民众对俄民主制度的缺失的强烈不满与加强政治竞争性的政治诉求。与上述问题相关，俄罗斯不少民众对普京时期存在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对一个国家依赖于某一个强权人物来主导，表达不满，认为这显然与民主政治是相违背的。总的来说，反普京的发生告诉我们，如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期，俄语论文范文，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但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后，就有要求改革，特别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转而开始关心政治问题，特别是关注民主、自由问题。这在高智商群体中反映得尤为明显。从参加反普京的人员构成也可说明这一点，60%参加者不到40岁，7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从选举投票的地区来看，边远落后地区挺普京力量大，远东等边远地区支持普京的一般为60%-70%，车臣高达99.7%，而莫斯科仅为49.2%，大富豪（拥有180亿美元财产）普罗霍罗夫在莫斯科的得票率为20.45%，超过久加诺夫居第二。在莫斯科大学投票的排行榜中，普京竟排在末位，只得87票，而名列第一名的是普罗霍罗夫。青年人选择了普罗霍罗夫，这因为他本人就很年轻（46岁），选民愿意看到新面孔，防止国家再度集权化。
应该说，普京通过这次大选清楚地认识到，民众对政治的垄断、威权政治的强烈不满，因此必须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普京应该考虑到，如果过去在俄罗斯存在威权政治的空间，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对威权政治、强人政治的厌倦，威权政治的空间日益狭窄。据凤凰卫视2017年4月5日的采访，莫斯科市民谈不满普京原因时说：俄罗斯到该换人的时候了。所以，普京当选后，推进政治民主已成为必然，或者说，普京面对着不得不改的巨大压力。据俄罗斯时事评论网2017年2月6日报道，普京在会见政治家们时坦承，自己当选后最大的任务是在俄罗斯创建一种体制，使国家命运不会被一两个人左右。但普京在推进民主政治改革时强调，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特别谨慎”。普京在竞选过程中的《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一文中说：俄罗斯政治制度需要重塑，但不要指望外部模式。他坚持说，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普京看来，如大步推行民主政治改革，会削弱强大的联邦中心与他个人的威权，俄语论文，并会作用普京依赖的已安插到70%的要害的强力部门的要职人员的利益，而且稍有不慎会作用政局稳定。普京在上述文章中还说：“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仅在表面上复制。”但是，如果民主政政治改革缓慢又将引起反对派的强烈不满，难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如何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对普京来说，不能不说既是难题又是重大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