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流变[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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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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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急剧转型极为深刻地作用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如某些批评家预言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勇敢而顽强地克服了自身的危机,完成了从封闭、机械、单调的艺术模式向灵活、开放、多变的艺术形态的过渡,在保持了传统思想维度的同时,沿着传统型、隐喻型、另类文学和后现实主义四个轨度开始了新的探究。
  关键词
  传统现实主义
  隐喻现实主义
  另类文学
  后现实主义
  作者杨明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上海
  200241)
  20世纪末的俄罗斯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政体更迭与经济震荡之后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新时期。社会的急剧转型不仅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也极为深刻地作用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纵观当今俄罗斯文坛,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如某些批评家预言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顽强地克服了自身的危机,完成了从封闭、机械、单调的艺术模式向灵活、开放、多变的艺术形态的过渡,进入了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新发展时期。
  当代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嬗变伊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动力既来自于文学内部自省与更新的需要,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源于原有文学范式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的脱节和错位。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挣脱了苏联时期某些僵化教条的樊篱,在保持了传统思想维度的同时,沿着传统型、隐喻型、另类文学和后现实主义等四个轨度开始了新的探究。
  现实主义善于反映各种现实生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环境对个性的制约,解释环境与个性的相互关系及角色的流动多变,创造了一种将个人命运与社会、民族、国家命运乃至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的历史现实模式。面对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百态,传统现实主义(或称新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拉斯普京(B,PacrzyTHnt)、邦达列夫(IO,бодплареь)、瓦西里耶夫(б,Bасизспс)、阿斯塔菲耶夫(B,AcтaфbeB)等人聚焦于普通人的命运,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小人物”这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主题进行了新的挖掘。这类著作大多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困境,颇具震撼力。
  关注现实生活,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这是俄罗斯文学历久不衰的传统,这一传统延续至20世纪末,益发显现出浓烈的焦虑感和忧患色彩。著名作家拉斯普京曾经这样描述世纪末文学的面貌:“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着如此惶恐不安的心情描写人的命运和人生活其上的地球的命运。惶恐不安到了绝望的程度。……20世纪末的文学谈论起人类面临的种种危险时变得更加慷慨激昂,更加心急火燎了,仿佛预感到大限正在临近。”这一时期,持不同观点的作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选择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下社会百态和市井生活作了描摹,不少著作尖锐地抨击了“改革”年代的种种社会弊端。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现实生活的艰难,为90年代反映社会现实和小人物命运的著作蒙上了一层悲凉的世纪末色彩。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拉斯普京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著作,如《下葬》、《在医院里》、《女人间的谈话》、《邻居之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傍晚》、《木舍》和《在故乡》等。这些著作风格洗炼,充满对当下现实的批判意识,其中尤以中篇小说《下葬》最具代表性,著作深度刻画了普通人的痛苦、不幸与迷茫,后受到广泛好评。
  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和90年代俄罗斯的“改革”大潮,不仅使俄罗斯社会呈现出迥异于前的风貌,也造就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别样心态与追求。这种风貌、心态和追求在一些活跃于90年代俄罗斯文坛的作家的著作中得以不同形式的体现。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那些在俄罗斯的新现实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迷惘心态、激愤抗争和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譬如,拉斯普京的《新职业》就是以主人公求职的辛酸故事来表现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从苏联时代走过来的“会读书、会唱歌,压根儿就不会让自己从属于别人”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陌生的国家”成了新的“多余人”。与其相比,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百慕大三角》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具悲剧色彩。这部著作完成于1999年底,它虽以发生在90年代中期的事件为背景,但无疑可以看作是作家对整个90年代俄罗斯现实所作的否定性的艺术总结。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的老杰米多夫,一个享有盛誉的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无法接受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激烈抨击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最后在极度忧愤中离开了人世;而另一位年轻的主人公,杰米多夫的外孙安德烈抱持着对当局的尖锐否定态度,面对接踵而来的变故和渺茫的前途,采取了极端的报复手段,悲剧性地结束了生命。作家将当今的俄罗斯比喻为一艘驶向死亡之船,因此这些忧国忧民、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特别是精神悲剧)自然也是无法避免的。
  另外一些作家无法直接表达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政策的批判,便去创作带有隐喻现实主义风格的著作。这类文学是作为苏联官方文学与著作审查制度的“反动”产物问世的,其起源甚至可追溯到果戈理(H,Foroah)、奥陀耶夫斯基(B,Oдеьсиж)乃至布尔加科夫(M,ByaraKoB)等人开创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隐喻型现实主义认为现实生活是荒谬与非理性的,甚至充满了悲剧性悖论,喜欢通过“离奇的假设、非同寻常的境遇对人物的考验、魔鬼的诱惑”来表现“隐藏在手法与形式的假设性之后的现实的本质”;而这种假设与现实并不是对立的,它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独特提炼,其著作中所描绘的现实即便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隐喻现实主义的发展高潮是80年代中期,其代表作有奥尔洛夫(B,OpдoB)的《乐师达尼洛夫》与《药剂师》、克鲁宾(B,KpynиH)的《活水》、伊斯康捷尔(Ф,иCKaHдep)的《家兔与蟒蛇》等。
  隐喻型现实主义不以心理略论见长,也从未试图将“体现于个体层面的心理”纳入其艺术措施体系,其所追求的是“某种超越于个体之上的或个体之外的东西”。该类著作中的主人公即便是拥有某种独有的特点,也算不上是典型性格,而仅仅是“哲学思想或社会特点的体现”,甚或成为“完全丧失心理确定性”的“符号”。隐喻现实主义可以分为社会型与哲理型两种“亚型”。前者主要着眼于社会的消极现象与矛盾,后者则更多地通过反乌托邦、圣经象征、神话书写来研讨存在问题。
  转型时期现实主义的第三种倾向可称为另类文学或新浪潮文学。该派作家最初是集结于反对官方文学这面旗帜之下的,而此后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共同的思想倾向、相近的审美取向及对艺术的认知。与上述两个现实主义流派相比,

另类文学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也正是这一突出特点决定了它在20世纪90年末期最终分化为存在派与讽刺派两个分支。属于这一流派的作家主要有皮耶楚赫(B,Ilbeиyx)、维克多・叶罗菲耶夫(BиKopEpoфeeB)、卡列金(c,KaиeдиH)、库拉耶夫(M,KypaeB)和纳巴特尼科娃(T,HaбаTHиKOBa)等。作为另类文学的代表作家,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是喜欢“在凝滞的存在中对意识进行描述”;或是关注“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或是“穿越过往时代的文化层面或透过历史事件来看待当代人”,但是他们在创作中仍然表现出诸多共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鲜明的“反官方立场、对遵循已有的文学创作教条的断然拒绝”。另类文学表面上似乎对道德、社会或政治漠不关心,仅仅关注性格与环境的嬗变,但事实上,作者的立场虽然没有明确表现出来,其理想却隐含于著作当中或是隐约体现于作者或主人公的意识层面。作为其反官方性的体现,另类文学借助“对现实的非正统审视”来摧毁业已形成的“社会神话与道德神话”。这一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著作有库拉耶夫的《迪克斯泰因大尉》与《夜间巡逻》、卡列金的《驯顺的墓地》、彼特鲁舍夫斯卡娅(JI,ПeTpymeBcEая)的《自己人》、帕列依(M,пaпeи)的《叶甫盖沙与安努什卡》、马卡宁(B,MaиaHиH)的《字母A》、皮耶楚赫的《新莫斯科哲学》等。
  戏剧是新浪潮文学的重镇。俄罗斯的新浪潮剧作家大多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他们不拘泥于俄罗斯传统的戏剧社会心理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晨空中的星星》的作者加林(A,Faдиs)、《垃圾场》的作者杜达列夫(A,дyдapeя)、《无地的花园》和《亲爱的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作者拉祖莫夫斯卡娅(JI,PaэyMOвсKйя)、《1981年的体育舞台》的作者拉德辛斯基(я,Paдэинскип)、《小野猪》的作者罗佐夫(B,Po3oB)等。他们的创作深受俄罗斯戏剧大师万比洛夫(A,BaMnъиOB)的作用,不仅以其矛盾性与残酷性在俄罗斯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了当今俄罗斯的戏剧诗学。
  四
  后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20世纪20-30年代文学因政治原因未竞探究的延续。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现实主义开始迈出自己试探性的脚步。特里丰诺夫(IO,俄语毕业论文,TpфoHOB)的后期著作《倒塌的房子》、《时间与地点》和基里耶夫(P,KHpHeB)、古尔恰特金(A,KypqaTKHH)等“四十年代人”作家的小说是后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进程中崭露头脚的标志。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著作刚一问世就遭到批评家们的群起攻之,被斥责为缺乏鲜明的“作者立场”、著作“意义含混不清”、“脱离社会重大问题”、偏爱无宏观主旨的“小主题”等。如果说对“小主题”和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的偏爱是特里丰诺夫与“四十年代人”作家的共同点的话,那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特里丰诺夫认为日常生活体现了历史的真正本质,而“四十年代人”作家却将日常生活视为连接人与永恒的存在过程,一切社会问题都只是永恒存在的“插曲”。
  后现实主义在最初阶段即已显露出迥异于高度重视文学“社会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相比之下,后现实主义文学更加关注人的充满哲学矛盾的“私生活”,展现“小人物”与异化、混乱的抗争。这一特征构成了“四十年代人”作家的代表人物马卡宁创作“个人存在神话”的基础。进入90年代,“四十年代人”作家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混乱性与荒诞性的存在主义思考更被许多其它风格、流派的小说、诗歌所借鉴和效仿。
  通过书写“当代圣经”来完成对宗教神话系统的再思考是后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创作倾向,代表作有戈列恩斯坦(ф,ropeHmTefiH)的《赎罪》、《赞美诗》、伊万琴科(A,HьэHqeHKo)的《花字》、沙罗夫(B,IIIapoB)的《排练》等长篇小说。而“新自传主义”作为后现实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创作倾向,其鼻祖是善于将个人经历转化为荒诞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的多乌拉托夫(c,дOBдaTOB),代表作是问世于90年代的冈德列夫斯基(C,FaHдneBCKHfi)的《颅骨环钻术》(获1994年“小布克”奖)、谢尔盖耶夫(A,CepreeB)的《集邮册》(获1996年“布克”奖)、加尔科夫斯基(Ⅱ,FaJIKOBCKHIд)的《绝地无边》及费奥多罗夫(E,фeдopоB)的《回忆录》等。时至今日,后现实主义者仍在创作中进行着哲学试验,并以其鲜明的个性高扬着俄罗斯后现实主义的旗帜。
  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后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现实主义借鉴和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文体驳杂性、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游戏关系、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审美特征,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建构让步”的“艺术逻辑”。但是二者建构的“让步”却是不同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倒错式让步体现于作者的意识层面,体现于艺术世界整体理念之中”,那么,后现实主义中的“让步”则“体现在主人公被残酷限定的空间与时间之中,体现于他或她的生活情节之中”,而这种生活情节很多时候并不是作者虚构或臆想出来的。后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对这种“让步”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它可以是“现实生活与文学神话之间的”,如德米特里耶夫(A,ⅡMHTpHeB)的《沃斯科波耶夫与伊丽莎白》、加尔科夫斯基的《绝地无边》、冈德列夫斯基的诗歌与散文著作等;也可以是“荒诞与生活原则或存在的哲学法则之间的”,如多乌拉托夫、戈列恩斯坦、伊万琴科、沙罗夫著作中主人公进行的探究等;更可以是“存在的有意识指向与无意识原型或无理由冲动之间的”,这种充满矛盾性的让步不仅构成了马卡宁创作的哲学基础,也成为哈里托诺夫(M,,XapHTOHOB)等人的创作主旨。关于这些作家来说,让步的“内部矛盾性与非稳定性”成为其创作“艺术神话”的源泉,并最终使著作文本免于“凝滞与终结”。
  后现实主义著作的主人公常常与后现代主义著作的作者一样,倾向将世界视为空虚与混沌,但不同之处在于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人公并不想将世界的全部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这个世界依附于人的一个小小的时空片断”,所渴望的仅仅是“以自己的呼吸去温暖他人,以自己的主观意义、自己的身体、感觉、思想去填补虚空”。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哲学范式以及其创作中对个性、人生的独特诠释充分体现了9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转型特质。
  五
  纵观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四种主要类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以下四大特征:
  第一,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
  继承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其表现为索尔仁尼琴(A,C0n>KeHHIiBIH)、拉斯普京、

扎雷金(C,3aJIblrHH)、鲍罗廷(JI,EopoHH)、尼古拉耶娃(O,HHKOJIaeBa)等人对列夫・托尔斯泰(JIeBToacwofi)的继承,阿斯塔菲耶夫、马卡宁、德米特里耶夫、瓦西连科(c,BacH~eHKO)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дocToeBcKH)的继承,奥尔洛夫、雷巴科夫(BⅡq,P~6aKOB)等对果戈理与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CaJITBIKOB―дepиH)的继承等。新时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在保持了传统的思想维度的同时,开始了全新的多元化探究。
  第二,以多种风格与手法来表现作者立场。现实主义著作通常体现了作者的理想、价值取向、对人物与外部世界的看法等等,但是作者的立场与观点却又常常以不同的风格与手法体现。例如,在拉斯普京的《火灾》、阿斯塔菲耶夫的《忧伤的侦探》等现实主义著作中,作者的立场是通过独白或道德评判的形式明确表现出来的。这些著作带有某种政论色彩,在其发达的叙事结构中,作为作者理想体现的主人公的所思所言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其它类型的现实主义著作中,作者的立场或是间接体现,深藏于作者的讽刺之中,如戈洛文(r,FOMOBHH)的《冥寿》;或是隐匿于潜文本与隐喻之中,如金(A,KHM)的《怪物镇》,雷巴科夫的《来不及》等。作者的立场甚或可以体现于处于对话关系的多个人物身上,这一点在金的《林父》、马卡宁的《先知》等哲理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后现代叙事策略。20世纪末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都发生了剧变,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话语范式已然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面对当今俄罗斯文坛的激烈分化与重构,为了适应当前社会文化语境转型的需要,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们大胆引入了怪诞、解构、戏仿、拼接等后现代叙事手法,从而赋予了新时期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以新的活力。
  第四,作家审美转型。当今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的“审美意识明显地由作家反映社会生活向表现作家对社会生活”、“对历史人生的感受转变,俄语论文网站,由‘干预生活’向表现自我对外部生活的感受转变”。伴随着其审美意识的转移,审美对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家开始“从社会思索转入个体生命体验”,越来越倾向于“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此外,由于当前作家所处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其在创作中对所描绘的事件与人物更加趋向于采取一种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体现出对普遍的、共时性的价值取向追求。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在经历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与20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辉煌之后,又在20-21世纪之交开始孕育新的力量。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虽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过渡性、多变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在转型的阵痛中艰难前行的努力、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多元探究的轨迹。在继承与挖掘自身深厚文学传统积淀的基础上,其对哲学维度、美学特质、诗学追求、叙事品格、艺术手法的诉求也是纷繁复杂、变幻多样的,而这一切也让我们更加有理由期待它会在新世纪再攀高峰、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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