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俄罗斯哲学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果。考察西方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作用，俄语论文题目，能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当代俄罗斯哲学提供启迪。西方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作用，既体现为俄罗斯学界对其哲学产生时间的界定，也体现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中。法国启蒙哲学的政治思想和唯理论、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和价值理念，通过作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成为唤醒近代俄罗斯哲学苏醒的号角和促进其诞生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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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哲学；启蒙理论；俄罗斯哲学
作者简介：郑忆石，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探讨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探讨中心探讨员，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探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探讨”，项目编号：11BZX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探讨”，项目编号：2017BZX001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6-0005-06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升华，其本性是以“超验”的方式探究本质追求终极（“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解释”）。哲学之所以有价值、为人所需、为民族延续所必要就在于此。俄罗斯哲学同样如此。这固然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它惯于以理智直觉的方式强调生命的实践和生命的体证，在推崇理想的空灵崇高、道德的自主自律基础上立足“拯救”人类的整体，以“由德行义”的自我抉择，关注终极存在，以实现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为旨趣（这一点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体现尤为明显），同时也受益于它域、它民族、它国哲学的作用。这种作用，由于俄罗斯“亦东亦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纠缠”中。西方哲学如同俄罗斯哲学的影子，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形影不离。1
一、西方哲学：近代俄罗斯哲学的源头
西方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作用，从学者们对俄罗斯哲学产生时间的界定中便可见一斑。
尽管俄罗斯传统哲学家们对俄罗斯哲学何时产生的认识不同，如洛斯基认为产生于19世纪，别尔嘉耶夫认为产生于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在当代俄罗斯学者那里，则基本赞同产生于19世纪中期，但他们又都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只是在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作用下才形成并真正具有独立形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俄罗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准则是宗教经验的主导地位和影响。这种主要准则追求的是“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性交往”，其本质是经验的而不是哲学的，是直观的而不是理智的，因此，“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到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已有的形式和措施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西方哲学的传统框架之内”[1]。尽管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哲学的时间起点存在着认识异同，但是俄罗斯哲学上刻有的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印记却是共识。
自公元988年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俄罗斯起，接受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也同时接触到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希腊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作用下创造出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诗歌、绘画、音乐。近代以来，随着俄罗斯社会“西望”欧洲，西方哲学对其的作用开始明显增强。彼得大帝1689年的改革在开辟俄罗斯通向西方之路的同时，还通过改革俄国教会削弱了东正教的思想控制，为西方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从而催生俄罗斯哲学创造了条件。而在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的年代，俄国人对德国哲学（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兴趣日渐浓厚，思想界先后出现了“谢林派”与“黑格尔派”。
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爆发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虽然这场争论的问题视域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历史、传统，但却是作用深远的、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反思。这场反思中涉及的思想观念如个性、自由、人权、人道等等，乃至话语如统一、异同、直觉、理性等，无不刻着西方哲学的痕迹。即便是注重俄罗斯的特殊性，强调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出发去略论和认识俄国的社会问题，并极力主张俄国的文化及历史道路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认为俄国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从而试图通过重新解释俄罗斯的历史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也同样深受这种西方哲学的作用。例如，以霍米雅科夫为代表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就因曾受教于黑格尔、谢林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而在其思想中蕴含着诸如自由、人道等普遍主义理念。而这些具有明显西方哲学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因素的理念，就它所捍卫的“个人的绝对道德意义和人权因素”而言，虽然“在实质上是基督教因素和全人类因素，但在历史发展方面主要是西欧因素”[2]（P196-197），是近代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主要精神准则的体现。
二、启蒙理论：近代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号角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启蒙理论尤其是近代法国哲学无疑是其重要部分。它如同黎明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俄罗斯，并通过作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而催生了近代俄罗斯哲学的诞生。
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的作用甚至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因为正是在16世纪俄罗斯民族（大俄罗斯）最终形成之后，在建立了包括东北罗斯、西北罗斯所有公国在内的统一国家后，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中欧、西欧各国的发展差距，意识到与西欧文化建立联系关于加强俄罗斯在欧洲列强中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教会对国家精神生活的作用强化了，教会与国家专制的结盟逐渐形成，但俄罗斯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并发展了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来与一些西欧国家建立的关系。这一时期，一些西方杰出的建筑师、技师来到俄罗斯工作，他们在带来西方科学知识、西方文化，从而为俄罗斯的文化机体注入新生长剂的同时，也间接地启发了俄罗斯社会上层“看外”意识的萌生。 启蒙理论关于俄罗斯社会的“渗入”严格说来始于彼得大帝的改革。正是在这一时期，“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利用那些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所产生出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说’等唯理论思想”[3]（P108）。因此，尽管“彼得改革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性质，它维护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人民处境的恶化和农奴制压迫的加强”[3]（P101）。但是，他为改变俄罗斯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而在18世纪初实施的一系列重要方法1，却“活跃了封建制度内部业已存在的潜能，并借此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3]（P101）。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自然科学和哲学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笛卡儿、霍布斯、普芬道夫、莱布尼茨等人的作品，在俄罗斯已为人知晓”[3]（P107）。这一切，不仅强化了俄罗斯社会的西化，促使俄罗斯社会触摸到欧罗巴“心性”，即了解和接触到西欧科学文化，促使俄罗斯的文化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并对其文化命运产生了深远作用，同时也“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3]（P107），从而使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关于人的个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人不再仅仅被视为罪恶之源（教会始终坚持这一点），而开始被当作一个能动的个性，其价值首先被确定为造福于祖国。如今使一个人能在社会上占据可敬地位的，已不是财富和祖先的名望，而是智慧、勇敢和个人的品质”[3]（P108-109）。可见，正是西欧16—17世纪出现的科学进步、文化繁荣，在“渗入”俄罗斯社会从而为落后的俄罗斯带来教育、科学知识、文学、世俗精神等进步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进步，在促使民众、社会各阶层投身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动摇了早先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3]（P83）。
启蒙思想渗透于俄罗斯社会并在其理论领域折射，便是其后出现的近代俄罗斯哲学。西方启蒙思想中，对于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机体受内在力量推动的人性进化和提高过程，是真理、道德、自由、幸福的扩展过程的思想，对于历史的前进，归根结底由人类理智决定，受语言、文字、教育、思想等文化因素推动的观点，启迪着俄国启蒙思想家，形成了相关的社会进步思想。例如，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对于社会进步的概念就认为，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都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运动，人类依靠教育、科学、文化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达到普遍幸福。西方启蒙思想同时也启发俄罗斯哲学家产生对于“进步”的思想。索洛维约夫认为，进步是“具有自己的意志、思想和个性内容”的主体的活动，是“自然存在的人类借助于科学、艺术和社会制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是“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类力图在生活中实现绝对完美”，因此，进步“与其说这是在自然界中所进行和实现的有因果制约性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目的论循环”。[4]（P199，202-203）而别尔嘉耶夫对于“以上帝的名义号召允许人的精神自由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思想，对于“历史过程是以善为一方与以恶的非理性自由为一方的斗争构成的戏剧”的思想，尽管是以上帝的名义说话，却通过“个性自由”揭示了人类进步的基本内涵和最高标准。[5]（P311）正是西方启蒙思想中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在进步和退步的对抗和矛盾中实现的，以及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启发了近代俄罗斯的哲学家们，形成了对于“发展”的理念。索洛维约夫就将“发展”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指出“发展概念从本世纪开始就不仅进入科学，而且进入日常思维”，而所谓“发展”，一是在变化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成为某种东西；二是发展的每一个点都带来以前没有的新东西。[4]（P199）而别尔嘉耶夫则在要求“宗教意识应当承认人类不仅有尘世的，而且有宇宙的意义”，肯定“尘世人类历史的一切事实都具有唯一和不可重现的重要意义；每个人的尘世生命都是绝对存在的瞬间，别样的瞬间不能献给拯救事业”时，表明了历史发展不过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思想。[6]（P143）
西方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文化心理的作用不能不反映到哲学中，这一点从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论到索洛维约夫的综合，再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以及后来的流亡俄罗斯哲学所形成的独特俄罗斯传统哲学中，对个性、精神、自由、生命意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中体现出的人文性便可得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启蒙思想是俄罗斯哲学的“破晓鸡鸣”。
三、德国古典哲学：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催化剂
在谈到俄罗斯哲学的源头时，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哲学思想的真正觉醒是在德国哲学的作用之下发生的”[7]。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无不在俄罗斯哲学上留下过印迹，因此，“德国唯心主义关于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P30）。别尔嘉耶夫的这一断言，无疑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产生所形成的深刻作用。
这种作用首先源自康德哲学。康德对于实践理性是“自由”的保障，善良意志的体现是“责任”的道德伦理学思想，在触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引发他们对于“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心目中占据着尤为特殊的位置。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评定我们知识阶层的思想倾向的话，我们应该将之称为道德说教”[9]（P161）的感慨，并且不仅是道德的感慨和“说教”，而且在将其付诸实践和行动1的同时，也触发和推动着俄国哲学的伦理学研讨。托尔斯泰从非对抗的根据、律法、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原因等角度研讨了其“非暴力伦理学”，尽管他是以基督学说为基础，但所体现的至上道德准则却有明显的康德伦理学“痕迹”。索洛维约夫从善的结构和历程、道德的神性目标和人性基础、生命的道德意义等维度出发，得出“道德哲学的对象是善的概念；道德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它的任务就是阐明由经验所唤起的理性在善的概念中所思考的一切，同时对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我们生命的应有内容或意义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2的结论时，明显显露出受康德哲学的作用。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哲学则指出，“自由”是基于“个性”的“伦理学和精神上的范畴”，它“根植于生存的内部，即根植于精神世界，自由的世界”，并要求区分“表面的我”和“深刻的我”，不为被过分社会化、理性化、文明化了的“表面的我”、“客体的我”所左右，在面对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深处的、主体的“我”时向善去恶[10]（P25-26），这些思想明显地与康德的自由观有着思想渊源。总之，俄罗斯哲学在道德哲学、伦理问题研讨中，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至善意义的追寻、对自由精神的崇尚无不打着康德哲学的烙印。 这种作用还源自谢林哲学。谢林对于“自然整体”是能动的“世界精神”，其能动性和对立统一性是精神的属性的“自然哲学”；对于艺术直观所把握的对象是绝对同一，在艺术直观中达到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艺术哲学”；对于哲学上的绝对同一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神学所说的上帝。上帝不是非人格的概念或本质，而是创造性的有人格的存在，积极的哲学必须斥之于意志，而肯定“神”的存在就必须是以意志所要求的信仰为基础的“天启哲学”[11]（P166），俄语论文题目，无论关于俄罗斯民粹主义者“批判思维的个体”思想的形成并极力付诸行动3，还是关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产生，其作用都是明显的。1823年由一些年轻人在莫斯科成立的文学、哲学小组“爱智社”，就在抛弃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法国唯物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当时关于俄国知识界还很陌生的德国唯心主义。而在所有德国哲学家中，他们最为看重谢林。4可以说，“谢林吸引了斯拉夫主义者”[12]。斯拉夫主义的早期代表基列耶夫斯基、霍米雅科夫，都曾是“爱智社”成员。而“正是斯拉夫主义者意识到，哲学对俄罗斯来说不应仅仅是对西方的借鉴，而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基列耶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基础上建立独创的俄罗斯哲学”[13]（前言，P1-2），即俄罗斯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是俄罗斯哲学家生命体验的结果，也成为他们思考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思想依据和基本前提”[13]（P214）。这一点，从基列耶夫斯基强调“理性从属于信仰的准则”、“精神完整性与信仰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13]（P11），到霍米雅科夫用“聚合性”指谓“在神之中的自由，向神的自由”[13]（P21），从索洛维约夫“只有以上帝存在和创造、上帝对世界的构想为根据，世界存在才具有‘合理性’或‘意义’”的以宗教世界观为基础的“万物统一”[13]（P111）的观念，到弗兰克“人的精神性之所以是一种真实存在，正是因为人性之中内在地包含着神性”[13]（P214）的观点，从别尔嘉耶夫“最高价值的人性，精神、自由、创造、爱，这些在根本上不是自然人性所具有的，而是来自神的”，“最高的人性是神性”的“人格”定义[13]（P256），到“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为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中的神的‘至善’”[14]（P22）的观点，等等，几乎所有19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谢林哲学的身影。也正因为如此，别尔嘉耶夫才宣称“我们的第一批哲学家都是谢林的追随者，他们迷恋他的自然哲学和美学”[8]（P30）。
德国哲学的作用还来自黑格尔哲学。尽管黑格尔对俄罗斯哲学的作用稍晚于谢林，但却胜过谢林。对此，别尔嘉耶夫指出，黑格尔被俄罗斯人视为“人类思想的顶峰”，人们认为“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对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他作用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想。他的作用就如同柏拉图关于教父哲学的作用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经院哲学的作用”。因此，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黑格尔在俄国完成了空前的业绩，其哲学的巨大作用一直保持到俄国的共产主义”[8]（P71）。
不同于谢林哲学对俄罗斯的作用较多集中于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由此形成的俄罗斯宗教哲学，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的作用则较多地体现在西方主义者中。“如果说谢林的名字和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的崇拜者们多是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者。”[15]但是，黑格尔对于理想注定会变成现实，思维可以转化为存在，并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应用辩证思维措施解决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思想1，在引发俄罗斯的西方主义思想家产生改变俄罗斯现实的渴望，激发民粹主义者们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接受了黑格尔主义，从而先是保守解读2继而是激进反映3的同时，也对斯拉夫主义者产生了作用。斯拉夫主义者们因强调俄罗斯历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似乎无对于黑格尔哲学，但他们用以论证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据却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难逃干系。因为，他们正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体现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中，而每一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都是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观点，从而论证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以至与斯拉夫主义如影随形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同样没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纠缠”。例如，索洛维约夫对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的“完整知识”理论，尽管是揭示西方哲学“把人仅仅作为认识主体，同时把人之外的世界作为认识客体”[13]（P118）的片面性，但通过这种揭示，索洛维约夫却看到西方哲学仅仅具有理论性质，只包括认识主体所提出的“实有”而缺乏实践主体的“应有”；看到作为西方哲学巨擘的黑格尔，其“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因没有“任何应有的东西”而无法通过个人活动实现真理和善良，因此将黑格尔限于理性的实践改造功能转化为通过“意志”来克服知与性、思想与现实的实践改造功能。
综上可见，西方哲学中诸如人格、个体、自由、主体等观念，在启发近代以来的俄罗斯思想家们思考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对近代俄罗斯哲学产生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种作用甚至绵延贯穿到整个20世纪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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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付洪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