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如洪水猛兽般席卷全球，严重依赖“石油经济”的俄罗斯国内一片哀鸿遍野。严重的经济困境中，失业者的队伍日渐庞大。“流民四起”的近况，让俄社会治安正在悄然恶化。2017年伊始在屡创新高失业率的刺激下，俄罗斯全国犯罪率也在急剧攀升。据2月份莫斯科司法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莫斯科全市恶性命案数量比同期激增了16％，抢劫案件的数量更是激增了44％。面对日益严重的治安形势，俄警察似乎“独木难支”，于是在各方政治势力的运作下，旨在要求俄国民众志愿参与到维护社会秩序中去的《俄公民参与维护社会秩序》法案，被俄国内“实力派”政治人物提交到了国家杜马进行审议。如果该法案顺利通过，早已作古的前苏联“人民志愿纠察队”将借尸还魂，重现俄罗斯。让克里姆林宫深感不安的是：原本维护社会治安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在俄罗斯民主制度不健全的现实下，很可能“蝶变”成和克里姆林宫“分权”或“夺权”的俄版“红卫兵”…… 授予“新纠察队”巨大的权利，就连自由民主党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为了限制“新纠察队”的权限，议案还明文规定：禁止纠察队员利用职权，来谋取私利或者恶意侮辱他人人格和尊严。同时也明文规定了，“新纠察队”执法对象的权益，俄语毕业论文，如果拘留人员在拘留期间受伤，纠察队因该主动给予医疗救助。相关“限权”和“维权”的条款，仅仅停留在语言性准则层面，如同“严禁官员收受贿赂”的口号一样，根本不具备可行性。关于“新纠察队”的组织和管理，自由民主党提交的法学议案，也为和克里姆林官“分权”埋下了伏笔。法案规定：“新纠察队”必须由人民自行组织和管理，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结社自由。 法案再次强烈规定：任何社会组织和民主党派不能参与纠察队的组建和管理，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端倪：缺少可行性监控手段的“文字游戏”下，政府是否介入可以操控，但是避免各党派支持者左右“新纠察队”的组织和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最终脱离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新纠察队”势必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该法案被提交杜马后，立即引爆了一场舆论“风暴”，各方政治力量为了能够在各自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发展地方政治势力，纷纷赞成该法案通过。最终在折腾两年后，1999年1月国家杜马通过了这一“遗患无穷”的法案。 当该法案摆在当时总统叶利钦的办工桌上，等待签署生效时，瞟了法案几眼的叶利钦断然否定了这一公然向克里姆林宫“叫板”的“分权”法案。 叶利钦深知：如果一旦该法案生效，在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些“天高，沙皇远”的地区(自由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在这些地区受到广泛支持，被称为“红色区域”)，俄自由民主党拥有绝对的民意支持。维护社会治安的“新纠察队”在自由民主党的渗透下，将轻易地“蝶变”成为同克里姆林宫夺权的“红卫兵”，一旦“红卫兵”出现，克里姆林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将大打折扣。同时大量“红卫兵”的出现，也将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在叶利钦的铁腕手段下，俄自由民主党的“分权图谋”最终功亏一箦。 2000年起普京当选成为俄罗斯总统，由于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国家秩序政策的实行，动荡的俄罗斯社会开始稳定下来。社会动荡中，心怀不满而支持俄自由民主党的俄罗斯民众开始转而支持普京。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使得恢复纠人民志愿纠察队的呼声日隆。 2002年末，来自北高加索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俄自由民主党的主要选区)的议员再次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要求俄公民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议案。议案中要求将组建“人民志愿纠察队”的权利返还人民，同时议案也纠正了之前纠察队权利过高的弊端，明确指出：纠察队的权限准则上应满足自卫的需要。法案还明确要求政府不应该干预这一民间组织。察队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应该由人民自行建立和完善。 就在来自北高加索的议员提交相关议案不久，克里姆林官的捍卫者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议题相同，但是核心准则迥异的议案。后提交的议案同样要求恢复“人民志愿纠察队”，但是要求纠察队应该由克里姆林宫和民间共同组织和管理。这种“公民一国家”共同参与的模式不但避免了其他党派通过“人民志愿纠察队”来扩充自身力量，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克里姆林宫对地方的控制，加大了莫斯科的集权力度。 两份议案在国家杜马的较量，其实是在野民主党派和克里姆林宫斗争的延续。互不相让的对峙下，双方都选择了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两份议案在国家杜马被双双否定。北高加索议员提出的议案被国家杜马打入“冷宫”3年后，2017年正式被否定。否定的理由是：人民志愿纠察队的建立不能离开克里姆林宫的参与。 同样主张“公民一国家”模式的议案也遭到了国家杜马的否定，地方议员纷纷攻击“公民一国家”方案违反俄联邦宪法，俄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各联邦共和国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公民一国家”模式下莫斯科会将集权之“手”进一步伸向各联邦，侵害地方自治权。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克里姆林宫的捍卫者最终在2017年9月自动撤销了这一法学议案。 “人民志愿纠察队”走向何方? 2017年末俄实力派递交的《俄公民参与维护社会秩序》议案，目前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虽然作为俄政坛“实力派”的议案提交者多次公开表示，议案吸收了之前多有议案的可取之处，但是关于恢复“人民志愿纠察队”俄罗斯民间依然存在广泛的质疑声。 在莫斯科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年逾古稀，见证过苏联时期很多重大事件的库卡斯基・谢尔盖律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1964年当我还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法学的时候，大学宿舍里负责组织人民志愿纠察队的老师动员我们时，说道‘嘿，小伙子们!你们以后将成为社会主义苏联的律师，现在让我们就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吧!’。那个时代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作为苏联公民的荣耀，如今呢? 2004年有机构就做过统计，全俄最富裕的15000人掌握了国家近50％的财富，现在2017年这一数据可能已经达到了60％!现在要号召人们参加志愿纠察队，来保卫自己的财产，但是我们究竟保卫的是谁的财产呢?” 库卡斯基律师继续说道：“现在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一法案能不能在国家杜马通过，或者这一法案关乎谁的利益，而是即便这一法案通过，目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像前苏联一样，动员那么多普通人参与这一运动。过去我们捍卫的是国家的利益、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捍卫的是那些寡头们的利益，普通民众是不会花时间和代价去这样做的!” 除了上述忧虑外，俄罗斯社会还担心复活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可能会被当局用来打压民间越来越多的抗议示威活动。俄罗斯虽然践行了民主政治进20年，但民主化进程依旧有限。2017年俄当局在修改俄历史教科书时，俄国内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曾公开反讽俄民主化成果时说道：“过去俄国沙皇是世袭的，如今我们有了民主，可以公开选举沙皇了!” 泛滥全球的金融危机如同一块“民主试金石”。美国社会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其执政期间不但因该具备“政绩合法性”，同时其产生也应该拥有“程序合法性”，而“合法性”不是统治者制定的某项法学，而是人民心中的那杆“秤”。 在经济繁荣时期威权国家政权依靠“良好政绩”掩盖民主缺少下的政权裂痕，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高油价下稳固了其如日中天的政治地位。金融危机的席卷下，不但摧毁了不断上升的“政绩”，俄语论文网站，同样也动摇了威权政权的稳固地位。当民主国家政府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挽救经济的同时，威权国家治下，“维稳”成为花费大量资源、生死攸关的当前要务，如同俄杜马审议的“维稳法案”――《俄公民参与维护社会秩序》议案。如果该法案通过，俄政府的“维稳”行动可能会成为俄民众民主觉醒的“催化剂”，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可能会认真“纠察”克里姆林宫是否已经偏离了“民主化”的航道…… 《世界博览》 王晓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