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与民主:从苏联到俄罗斯[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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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普京两届总统任期满,根据俄罗斯宪法不可能再连任,所以就开始了一场推选新总统和继续保持普京“影子总统”的竞选运动,结果形成了为期4年的“梅普组合”的天下。如今,4年又过去了,俄罗斯在经过了一场激烈的竞选运动之后,作为总理的“影子总统”普京被再度推到了实权前台,“普梅组合”替代“梅普组合”的新时期已经开始,俄罗斯的权力完成了新一轮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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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4日的总统竞选以普京的当选而结束,各党派的竞选角逐也告一段落。但俄罗斯政局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而是留下诸多问题让世人思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今俄罗斯的选举制度源自哪里,又将向何方发展。现实和历史又一次在俄罗斯的广阔天空和无垠的原野上交织成五彩斑斓的图案,令人眩目,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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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从普京的卸任总统和“梅普”换位
  
   卸任总统实际上就意味着放弃权力。但是,8年来,普京所掌握的权力不仅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属于统一俄罗斯党的。当要放弃权力时,这就不仅涉及普京本人,而且更要涉及支持和依赖于他的统一俄罗斯党。8年来,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关系是非常独特和神秘的。普京一直宣称,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他是为全俄罗斯人谋福利的。但实际上他的执政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党,而普京也实际上操纵了该党的事务。可以说,统一俄罗斯党依靠了普京,而普京滋生和壮大了这个党。
   因此,2017年的总统竞选和整个选举过程是一个“保持普京权力”,也就是“保持统一俄罗斯党权力”的过程。在普京答应出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前提下,这一过程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选择一个能坚持普京方针和执行普京计划的总统候选人,并全力保证他的当选;二是由普京领衔统一俄罗斯党竞选杜马的名单(所谓领衔实际上只有普京一人,唯一的一人)。
   因此,2017年的俄罗斯杜马和总统竞选与选举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无论是杜马的领衔,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都由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而大会的决议则是根据该党主席的意见而成文的,得服从他的意志。于是,这种选举制度及其后的执政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总统和政府执行统一俄罗斯党制订的方针政策,而这种方针政策则取决于党主席的指示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统一俄罗斯党决定政府,而主席普京决定统一俄罗斯党的方针大计,并事实上决定俄罗斯的一切。因此,4年来,“梅普组合”的实质就是:作为总理的普京的权力是“超级的”,是凌驾于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政府之上的。
   4年一轮回。2017年的俄罗斯杜马选举和总统竞选又一次重复了2017年的选举之路:再次由普京领衔杜马的竞选名单,由坚持普京方针和执行普京计划的普京本人竞选总统。2017年,普京曾经表示,如果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他就出任政府总理;而这次普京则宣称,如果我当选总统,一定让梅德韦杰夫当总理。
   这场已经有着固定模式和机制的,并且似乎也已经预定了竞选结果的俄罗斯总统竞选正在声势赫然地行进中。统一俄罗斯党和普京本人所预测的胜利似乎已经在握。选举结果使这种预测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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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时期最高权力机构选举
   “清一色政府”、立宪会议、贫农委员会
   当今的俄罗斯政府并不是什么苏维埃政府“转型”的产物,世说“转型”则是一种误判。无论是掌权人,还是施政方针上,它和苏维埃政府都风牛马不相干。但是,一种奇特的现象是:俄罗斯政府及其领导人在执政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上却有许多向苏维埃回归的东西,并且添加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决策。当然,这种回归表面上看是向苏维埃的回归,但事实上却是向更久远的俄国传统的回归,向彼得一世所倡导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继续执行的“大俄罗斯”政策的回归。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权力机构严格讲并不是从选举之路开始的。列宁所全力进行的“清一色政府”的工作,就是用领导人个人的决策来作用党的领导机构。“清一色政府”的最终结局是取消了还算是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使多党联合政府不复存在,并导致了“立宪会议”的解散。俄国的立宪会议代表是“由下而上”选举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列宁多次允诺要召开新的立宪会议来商决国家大事。但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力量和作用上并不占优势,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大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
   苏维埃政权是由圣彼得堡到广大农村、由上而下建立的。但农村中的苏维埃几乎都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于是,布尔什维克采用了“选举”的手段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作斗争。布尔什维克的“选举”就是要在农村建立“贫农委员会”。这个选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只有“贫农”才能被选进“贫农委员会”。而谁是农村中的“贫农”呢?这是由城里派下去的“工作队”来决定的。
   在“战时共产主义”的那种独特时期,关于中央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来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不相信农村的“贫农”以外的居民,不相信知识分子,只相信赤卫队和波罗的海水兵(后来也不相信了),认为他们才是权力的支柱和苏维埃的基础。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村的力量不是靠“贫农委员会”的选举就可以消除的。在新的立宪会议前的代表选举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会议代表的人数大大多于布尔什维克,这就使布尔什维克面临了在立宪会议中遭到失败、丧失政权的极大危机。因此,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废除这自下而上的选举,代之以领导意志和自上而下的权力意志。于是,从列宁号召农民“召回”他们选出的立宪会议代表,到为了解散立宪会议而召开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在新形势下以自己的选举方式,终结了俄国历史上“自下而上选举”的立宪会议的历史。新的选举方式让“清一色政府”最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一家掌权的天下。这关于列宁所创建的中央苏维埃政权来说是无可替代的选择。
   第一部苏联宪法:“直接的和公开的选举”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俄语论文,权力的多头现象和非常机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现象都得到了相应的节制,甚至消除,从1922年起,国家开始创立各种法制。1924年,有了苏联的第一部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了苏维埃国家的政权机构的选举,也即农村和城市苏维埃的选举准则是:“直接的和公开的选举”。但是,这种直接和公开并不是直接和公开选举苏维埃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种多级选举制度,即将国家按公司集中和不集中的准则分为不同的选区,下一级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上一级的苏维埃代表,上一级的再选更上一级的,直至全俄苏维埃。这部宪法并没有强调“平等的选举”,而事实上选举是不平等的,工人较之农民有更多的选举权。这部宪法也没有强调“普遍的选举”,因为宪法规定有7类人不得参加苏维埃的选举。
   根据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人民委员会。但是,人民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并不是由“直接和公开的选举”产生的。这个人选和组成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这样一种选举办法和机制,就使苏联的权力机构逐步形成了一种难以变更的模式:最高苏维埃是立法机构,人民委员会是执法机构,但是苏维埃的立法活动得由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中央政治局主席)作出指示来决定。最终的结果是:国家的一切重要决策都得由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而苏维埃则是根据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草案通过决议,人民委员会的草案则是根据主席的意见作出的。

   因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非常制度和非常方式被取消了,但权力机构的选举只是限于各级苏维埃的层层选举,尽管直接和公开,但并不普遍和平等。此外,这种苏维埃选举并不是对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而是对权力机构本身的选举,因为从这部宪法实施后,苏维埃的选举实际上都是在“地方级”进行的,这一时期并没有“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1936年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在经过了“大清洗”、直接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后,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不再存在阶级了,社会只由工人和农民构成,一个没有剥削和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于是就有了1936年的宪法。因此,这部宪法规定将十月革命以来的“工农红军士兵代表苏维埃”改名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取消了以前对剥削他人劳动的人们的选举权的限制。这样一种选举制度有一点是和从前一样的,即这是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十月革命以后叫“全俄苏维埃”)的选举,而不是直接选举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更不是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具体来讲是对最高苏维埃中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的代表进行选举。
   随之,在1937年10-12月间,苏联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从当年的报刊资料来看,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是十分激烈的。这大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苏维埃代表的推荐和产生根据宪法应该是由逐级推举产生出来的,但是却普遍出现了中央机构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某个人指定为某个选区的候选人,或者一个被指定的人成为多个选区的候选人。尽管这个候选人对指定他的人和机构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但关于被指定的选区来说,这个人与这个选区毫无关系。因此,自上而下的分配“指定候选人”的做法在下层引起了强烈的不满。1937年10月27日,《真理报》的报道就透露出了由中央指定让多个选区接受伏罗希洛夫为候选人遭到该选区拒绝的事。不过,像这个选区敢顶撞上级指定候选人的事是很少见的,绝大多数选区都默认了或者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上级指派下来的候选人。
   二是“一人一票”的准则演变成了“一票只有一个候选人”例行做法。在1937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是实行的“一个选区一个代表”的制度,选票上印好了这个候选人的名字,多一个是没有的。1937年11月21日的《真理报》报道了一些选区提出了为什么不能提出两名或三名候选人的问题,有的甚至自作主张在选票上印出了两个候选人的名字。关于这个问题,中央选举委员会没有作出解释,也没有法学予以承认和否定。但这天的该报却专门“表态”:“候选人可以有两个、三个或更多的人。”
   三是秘密投票实际上是在有监控的情况下进行的。居民到投票站投票,当着工作人员的面,都是在“赞成”上画圈圈的,画完了圈圈要交给工作人员装进信封盖上图章,才可以把票投进票箱。在工作人员的注视下,很少有居民敢于画“不赞成”。秘密投票在变相。
   “苏共和无党派联合候选人”,“最高苏维埃选举日”
   从1937年开始,苏联一共进行了11次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1937,1946,1950,1954,1958,1962,1966,1970,1974,1979,1984)和1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1989)。
   在这52年的选举之路上,苏联宪法上所规定的选举制度与实际上进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前文提到的三个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事实上固定不变的模式,党政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提名格式化为“苏共和无党派联合候选人,”成为苏联“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投票”选举的特色。这52年的选举投票是逐渐完善的一种程序,并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节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日”。这一天是举国同庆的。关于喜欢过节的苏联人来说,心情的兴奋和言语的欢乐并不完全是由选举这件事本身所决定的。不妨摘录一个当年的苏联公民对到选区投票的回忆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全家人不慌不忙地去投票,和熟人们打着招呼。大家都特别的高兴。问题并不在于要投谁的票,反正候选人就是那些人,推举候选人的组织也一样:‘苏共和无党派联合候选人’,也就是说这包括了苏联所有的公民。我们去投票,是因为知道在投票站里临时安排的小卖部里,有极为稀缺的食品、熏香肠、美味甜点、方块牛奶糖、‘卡拉库姆’、‘红罂粟’、‘北方之熊’牌的巧克力、糖汁水果,有时还投放一些‘象’牌印度茶……价格都非常便宜,还会有瓶装啤酒出售,不过只卖给成年人。我记得有‘日古利’牌的和‘里加’牌的……”
   也许,这些记载表明了苏联时期“最高苏维埃选举日”在普通选民眼中是个怎样的节日。在这52年中,苏联的日子并不好过,商品和物资的经常性短缺,凭证供应的时断时续,天下又不怎么太平,当局许给老百姓的“社会主义生活”只有在节日的橱窗中才能看到和买到一部分。因此,那有谁能拒绝这种诱惑呢,有谁能放弃这种享受一下“社会主义社会”的节日机会呢?
   当然,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不是光靠临时性供应价廉物美的“小卖部”来进行的。在选举前会做很多的宣传动员工作。一是所有的媒体要掀起一场参加选举的宣传高潮,要印发号召居民投票的招贴画。这些招贴画上都是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头像为主体,或是苏共的标志,上面的字句大都是“大家都去参加投票!”或者是“苏共是我们时代的智慧、骄傲和良心”这样的政治鼓动口号。二是要动员青少年挨门挨户去宣传,要人们保证一定去参加投票。三是选举前还要给选民发出一封明信片,上面写清楚投票站的地址、时间。到选举站投票时,要出示“身份证”、“工会证”,要在工作人员处“签到”。
   另一位苏联公民对他自己在苏联时期的投票也进行了回忆:“当年的苏维埃选举,俄语论文题目,既说不上是不诚实,也说不上是掺假,严格说来,从来就没有什么选举。为什么?因为向每一个苏联公民推荐的只是名单上的候选人,而这个名单上就只有一个人。”“通常,在第二天,在‘新闻’节目里播音员的庄严声音就会宣告:99.9%的选民投票赞成‘苏共和无党派联合候选人’。只有0.1%的人在动摇不定,而99%的人士是坚定不移的。我有时候想,这些不愿意投‘苏共和无党派人士的坚不可摧的联盟’的人,这些不为人知的0.1%是些什么人呢?可我始终没有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最后的“人民代表大会”,走不出那个死胡同
   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尽管当局宣传的是苏联正处于“盛世”,正在向“发达共产主义社会”阔步迈进,因此,1979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仍然声势浩大,宣传和鼓动激动人心。但是,苏联的国力已经被阿富汗战争和苏美军备竞赛搞得穷于应付,每况愈下的不景气蔓延全国。当苏联正在解体的道路上急速滑降时,1989年又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选举,不过,这时已经不是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了,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这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权力机构的一次大改革。
   这是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把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称之为“人民代表大会”,这就翻开了持续多年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历史篇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最高苏维埃选举有几个明显的不同之点:一是取消了“苏共和无党派联合候选人”这种做法,而是由苏共和各社会组织和各党派各自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此扩大了代表名额,总代表数达到了2249名;二是减弱了由上而下的指定候选人机制;三是不再是“一轮通过”的选举办法,而是允许二轮投票和二轮选举。

   但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并没有完全走出最高苏维埃选举的模式,在三个问题上沿袭旧迹:一是指定候选人的机制虽然因戈尔巴乔夫这种改革的需要大大减弱,但仍然起有分量的掣肘影响,那种“唯一候选人”的状况依然生效;二是普通选民的权利只限于底层选举,无权决策国家大事。苏联的总统仍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三是指定候选人和层层选举所衍生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恶性发展的恶习和弊病,即官官相护、寻官行贿、循私舞弊、裙带关系、贪污腐败无法得到根除。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并未能扼制住苏联往下滑的趋势。
   1990年3月15日,人民代表大会对苏联总统的选举还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在这次选举中,既有着苏联选举制度的改革迹象,也有着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残留。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总计2245人,领到选票的为2000人。选票上只有一名候选人――米・谢・戈尔巴乔夫。票箱开出的票为1878张,其中有54张无效票。因此,戈尔巴乔夫是以1329票当选,占总数的59.2%。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苏联的最后一次真正的全民投票选举却是要选民表态:要不要保存苏联这个国家?这是苏联首次实行“全民公决”。当时的中央公决委员会发给公民的选票上印的是:“您认为有必要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更新了的平等的、能充分保证每个民族的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主权国家联邦保存下来吗?”这次公决的结果是:当时苏联的居民人数为185647355人,参加投票的人数为148574606人。这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113512812人同意“保存”,占76.4%,不同意的为32303977人,占21.7%。尽管如此,“全民公决”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开始允许有多个人候选和竞选,选票上不再是只有一个候选人。而且采取了公民普遍投票的方式。但是,对提出或者申报竞选总统的政党或组织却有了严格的登记审查限制。
   总之,半个世纪以上的苏联选举之路是不平坦的,国家的立法是要使这样的选举制度能确保掌握政权的政党不丧失政权,使执政党的精英代表为政党牢固地掌权。从理论上说,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投票选举是符合大众的利益的,问题是如何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如同苏联时期许多说的和做的都不相符一样,在选举制度上理论和实际的差距恰恰导致了选举的不普遍,不平等,不直接,不秘密。从信念上说,老百姓原本是信任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这种来自执政最高层的许诺的,但是选举中的“一人候选制”、“自上而下的指定候选人”的做法以及选举进程中的官官相护和裙带关系却让选民丧失了对选举结果的信任和期望。老百姓把选举看成是与己无关的事,投票不投票,反正都是选票上的那个候选人当选。从执政者与选民的关系上说,执政者认为,选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是选民自身的,而是由执政者给予的,什么阶段给选民什么权利和自由则是执政者掌权时必须慎重掂量的重大决策,他们认为,在时机不成熟时,给予选民不适时的权利和自由,有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甚至丧失政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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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总统选举:承袭与走向
   普京:“不能给平民党分子再次有机可乘”
   普京自己两届总统的竞选都是仿照叶利钦的模式进行的,只是到了2017年,当他要卸任时,俄罗斯总统的竞选机制和模式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以统一俄罗斯党为主线、党代表大会作决定、一切听从党主席的指示的总统竞选机制。
   普京的执政理念是十分清晰的。对他来说,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只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国家才能保持稳定;俄罗斯必须有强国地位,这种强国地位是保证俄罗斯不断发展的前提。在2017年总统竞选日益临近的时刻,他认为,在俄罗斯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保持国家的稳定,即执掌权力的稳定是第一位的。在此情况下稍一不慎,国家的稳定就会丧失,集权和强国两大方针都会受到重创。因此,他把俄罗斯目前的情况比作沙皇退位和苏联解体前的状态。2017年11月17日,他在“俄罗斯24”电视频道上的直播讲话中说:“现在,我们正处于选举的前夕,但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也绝不能让平民党分子再次在这种情况上投机并取得好处。”普京接着解释了“平民党分子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在这里普京显然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叶利钦之类的人士。
   防止“平民党分子”乘机作乱,这是普京2017年总统竞选方略。这个竞选的核心就是总统竞选必须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下,在该党主席普京的统领下进行,全力确保普京的当选。因此,不管当今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是如何的复杂和激烈,但实际上统一俄罗斯党所策划和全力进行的这次总统竞选却十分明显地体现了一系列的俄国传统色彩和特点(包括苏维埃的色彩和特点)。
   选举与民主:俄罗斯向何处去?
   上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选举与民主:俄罗斯向何处去?
   首先,俄国的政治权力的支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俄罗斯这个民族。无论什么样的领导人,当他们面对民众时,他们所打起的都是“俄国”和“俄罗斯民族”这面旗子。换言之,他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俄国”的、“俄罗斯民族”的最忠实、最能代表并捍卫其利益的人。尤其是在竞选时(无论是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还是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他们用这面旗子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抨击其他的政治力量。在俄罗斯这次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在3月4日即将来临的时候,在2月23日的“保卫祖国”日,普京亲自走上了莫斯科的“卢日尼基”运动场,向支持他的人了张扬“俄国”和“俄罗斯民族”旗子和精神的讲话,他说:“我们是个多民族的,但却是个统一的和强大的民族。我想对你们说,我们任何人都不排斥,我们任何人也不欺骗,也不攫取任何人,相反我们呼吁所有的人都团结在我们国家的周围。当然,是一切把我们的俄罗斯看成是自己的生身祖国、准备保护她、珍惜她并信任她的人。”普京还说:“我们有相同的遗传因子,相同的遗传密码。在我们这里这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我们即将取得胜利,我想问你们,我们能取得胜利吗?”
   在这段鼓动性极强的竞选演说中,普京所指的我、我们,和俄国、俄罗斯是同一个概念,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对普京来讲(当然,其他竞选总统的人也是打的“祖国”和“人民”的旗号),俄国和俄罗斯民族是没有政治概念和异同的。他引用了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赞颂1812年俄国人民打败拿破仑军队的几行诗句:“在莫斯科城下死去吧,就像我们已经死去的弟兄!你承诺过要死去,就得忠于你的誓言。”普京还加了一句:“为俄罗斯的战斗还在继续,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总统竞选胜利后,在俄罗斯重新迈步向前的时候和以后的时期,这个“俄国”、“俄罗斯民族”还会是没有政治概念和异同的吗?
   其次,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在“俄国”、“俄罗斯民族”旗号下的选举、民主总是伴生着“由上而下的权力意志”的统一行动的。没有了这种“统一行动”,要想绝对保证超过半数以上,甚至远远高出半数以上的选票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在3月4日尚未最后定局之前,统一俄罗斯党就一再宣称普京的得票率将在60%以上,甚至普京自己都说过,若不会获得67%选票的希望,就不会参加竞选。与“统一行动”并行的就是“反统一行动”,这就是反对派要让普京竞选总统失败的行动。让普京竞选失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反对派在与普京的斗争上,就把全力放在了不能让普京第一轮就当选上,一定要进行第二轮的选举。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对反对派无疑是一场“阿Q”式的胜利,可以灭一灭普京的威风和豪气。

   不过,普京对自己的选举之路和总统竞选的最后获胜是毫不怀疑的。2017年2月1日,普京在会见2017年3月4日的总统选举观察员时说了这样斩钉截铁的话:“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学,可以进行第二轮选举。当然,我要是不认为自己会获胜的话,我是不会提名自己为候选人的。我也和你们一样地理解并认为,如果进行第二轮选举,某种斗争会持续下去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在我国的政治局势中就会出现某种不稳定的局面。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对此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需要,我们将进行第二轮的工作。”普京对统一俄罗斯党的总统竞选制度和实施方略充满了信心,认为这是得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的。因此,他对反对派宣告:“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感觉不到这种支持了,而这种支持有没有,在民主社会里,不是在网上或是在广场上决定的,决定它的只有选举的结果,如果我看到这种支持没有了,我一天也不会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在俄国的历史进程中,“统一行动”是任何选举中的衍生物,是无法排除的。这既是政治需要,也是政治本身。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传统也必将随着俄罗斯的进程而发展而深化而变形。这次普京没有经历“第二轮”,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胜出,而俄罗斯的未来都能在“第一轮”中诞生吗?“统一行动”能确保俄罗斯的进程永远得到远远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的支持吗?
   还有一点,那就是选举与民主,集权和自由总是相对的,总是离不开执政的水平和需求的。在俄罗斯,在“平民党”这个概念上,实质上所体现的不仅是普京对选举制度中民主和自由的看法,也体现了俄国传统的执政者与民众关系的看法与决策依据。这正如普京在一系列言论中所说过的,给“平民”的民主和自由是必须有限度的,是必须在“平民”会用这些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才能给与。在这次竞选中,普京重提“平民党”的概念,似乎与这种政治决策密不可分。
   苏联半个多世纪的选举之路是坎坷的,它留给俄罗斯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遗产既是丰厚的,又是沉重的。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工作,甚至掌权的普京这一代人,在掌权和选举之路上完全舍弃他们熟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不管他们宣称自己的政权如何与苏维埃不一样,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有如何的异同,但他们在前进中背负着过去的遗产(桂冠和桎梏),并不时地在措施上和理念上向过去回归也无疑是难以回避的。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当今俄罗斯执政者向过去的回归,不仅仅是向苏维埃的回归,而且在更多的问题和更深的层次上是向“大俄罗斯帝国”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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