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使整个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政治制度，而且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俄罗斯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作用。从此俄罗斯文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翻一翻最近十余年来的小说，首先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政治倾向的著作同时并存的现象。许多著作以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和批判苏联的社会制度作为主题，竭力渲染苏维埃时代的黑暗以及生活的荒诞和痛苦。这一类著作大多出自某些自由派作家之手。例如奥库扎瓦的《被取消的演出》把他的父辈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写成一场被现实生活取消了的莫名其妙的演出；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歪曲和丑化；马卡宁的《审问桌》则把苏维埃制度下的生活描绘成一辈子没完没了地被叫去接受审问的过程；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时间是夜晚》把过去的生活写成漫长的黑夜，突出了贫困和人际关系的冷淡；佩列文的《奥蒙・瑞》把苏维埃时代的一切都写成欺骗，俄语论文题目，在其中，过去的英雄人物、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苏联人民引以自豪的宇航成就无不受到讽刺和嘲弄。此外，阿佐利斯基的《笼子》、沃依诺维奇的《纪念像的宣传》等等都有这样的特点。在“改革”年代自由派作家虽然曾经竭力想把苏联的历史全部抹黑，但在否定卫国战争方面还有所顾忌。到苏联解体后他们便向苏联历史仅存的这一方净土扔垃圾了。而令人惊讶的是，带头这样做的居然是一些当年参加过卫国战争而且写过一些较好著作的老作家。在这方面阿斯塔菲耶夫表现得特别积极，他接连抛出了《该诅咒的和处死的》、《真想活啊》和《快乐的士兵》等小说，巴克拉诺夫也写了《于是来了趁火打劫者》，贝科夫则了《严寒》和《爱我吧，小兵》等著作，他们不同程度地抹杀这场保卫祖国的战争的正义性，甚至把它说成和写成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争斗，竭力渲染战争的残酷性和带来的灾难，把苏联人民写成实际上的失败者。但是应该指出，到90年代中期，一方面大概由于这些仇视苏维埃制度的作家已“才思枯竭”，挖空心思也写不出多少能吸引人的新鲜东西了，另一方面则由于社会情绪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此类著作的兴趣大大降低，结果这种批判和抹黑的著作明显减少。有的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苏联解体后的现实，了一些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斯拉波夫斯基的《表格》、布托夫的《自由》、佩列文的《“百事”一代》和《转型时期的辩证法》、波利亚科夫的《母奶煮山羊羔》和《我想要逃离……》等等。这些著作着重揭示了现实生活的反常和谋生的艰难，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作者对新的现实并不满意。 传统派作家一般肯定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成为强大国家的事实，其中的红色爱国者不仅如此，而且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白色爱国者虽然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并不完全否定苏联的建设成就。因此他们在写苏维埃时代时，一般都作正面的展示。这样的著作有阿列克谢耶夫的《我的斯大林格勒》、斯塔德纽克的《无悔的自白》、普罗哈诺夫的《帝国的最后一个士兵》、普罗斯库林的《兽的数目》等等。不过传统派中的农村题材作家不赞成农业集体化运动，他们在著作里对它作了全盘否定，如别洛夫的《大转变的一年》和《五点多钟》。 如果说，自由派把苏维埃制度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的话，那么传统派作家则把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制度和新的当权者。邦达列夫的小说《百慕大三角》和剧本《政变》、普罗哈诺夫的《红褐色分子》对1993年炮轰议会的“十月事件”作了具体描写，对它的策划者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普罗哈诺夫还写了《黑索金先生》，揭露了政界的黑幕。拉斯普京在短篇小说《住院》里通过一个住院病人之口，抨击了上层人物的叛卖行为。再就是写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和普通人生活的艰辛，这样的著作有克鲁平的《谢天谢地》和《美国佬滚回去》、别洛夫的《怪话》、拉斯普京的《葬入同一块土地》等等。 至于说到当前俄罗斯小说的艺术表现措施，那真可谓五花八门。写实的著作仍占一定比例，他们大多出自传统派作家之手。许多自由派作家广泛使用象征、寓意、怪诞、幻想、神话等手法以表现生活之荒诞和人们心理的反常。那些在“改革”年代专门写生活的阴暗面而被称为“另类文学”的作者们，没有改变“扒生活的垃圾堆”的爱好，他们的新作仍然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自然主义的倾向也出现在一些老作家的创作中。俄罗斯的感伤主义也有了传人，它的特点在一些家庭纪事小说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总而言之，俄语论文题目，在今天的俄罗斯的小说中，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著作，也有大量脱离现实生活的凭空的想像和离奇的编造；既有在不同程度上遵循公认的艺术规范写出来的著作，也有漠视艺术规范进行大胆试验的著作，有的著作甚至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学了。在苏联解体后复杂多样的小说创作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开始有系统地从西方引入的。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积极的是年轻的批评家库里岑，他因此而获得了“后现代主义代理商”的雅号。这种理论受到了相当多的崇尚西方思想文化的自由派作家的欢迎，他们开始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而传统派作家一般不接受这种理论，对它采取漠视态度。大家知道，后现代主义提出“世界如文本”的观点，消解了文学与现实的界限，把已有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具有集句性、注释性、多文体性、不同艺术门类混合等特点，其中没有传统文学著作的主人公和情节，没有严整的结构，叙事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连贯性，常常进行拼凑、戏仿和改写等等。在应用后现代主义措施的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索罗金，他被人们戏称为“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索罗金从90年代上半期以来，陆续了《排队》、《四个人的心》、《达豪一月》、《定额》、《罗曼》、《玛琳娜的第三十次恋爱》、《蓝脂油》、《冰》、《勃罗的道路》、《23000》等。 除索罗金之外，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叶夫根尼・渡波夫、哈里托诺夫、加尔科夫斯基、祖耶夫等人也创作了不少后现代主义特点比较明显的著作。例如上面提到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根据糖纸上的断断续续的记载，描绘出了主人公的“命运线”，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叙事的片断性的特点。加尔科夫斯基的《无尽头的死胡同》由949个注释构成，是后现代主义著作注释性的典型代表。祖耶夫的《黑盒子》由广告、正文、对话、信件、记事、问题、证明文件、抒情插叙、目录、会话材料、阅读材料、广 播杂谈、思考、梦境等组成，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多文体手法的极端表现。叶夫根尼・波波夫的《前夜之前夜》是仿照屠格涅夫的《前夜》写的，其中的情节结构、人物配置与《前夜》一样，只不过把主人公的姓名和身份以及故事的内容和时间地点作了变动，作者应用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改写手法。这里所列举的是后现代主义特点比较突出的著作，而在某种程度上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著作数量就比较多了，其中甚至包括某些老作家的一些著作，如艾特马托夫的《卡珊德拉印记》、马卡宁的《审问桌》和《地下人》等。 应该指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社会生活基础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有所不同，同时它受到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束缚和作用，这就使得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著作中，除了少数单纯模仿的著作外，多数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而没有完全成为文字游戏。后现代主义文学曾在90年代上半期形成一定的声势，但是它的“文本”对广大读者缺乏吸引力，在文学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到90年代中期它就开始退潮，不过在这之后在不同程度上采用某些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著作还时有出现。 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具有深厚的根基。上面说过，传统派作家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笔法，而在自由派作家中也有一部分人虽然在思想政治上持自由主义观点，但在创作中仍坚持现实主义，如自称为“顽固的现实主义者”的弗拉基莫夫，他的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就是用现实主义笔法写成的。但是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和措施也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诗学产生了作用，这就使得某些著作出现了新的特点。早在1992年，批评家斯捷潘尼扬就把此类著作称为“新现实主义”。随着此类著作的增加，“新现实主义”这一术语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而流传开来。 目前俄罗斯评论界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解尚不一致，对如何界定它还存在着争议。根据批评家邦达连科的划分，新现实主义作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由派内部的反叛者，他们向这一派内占主要地位的后现代主义提出挑战，主张恢复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这一类作家的代表是帕夫洛夫、瓦尔拉莫夫、瓦西连科、塔尔科夫斯基等。第二类被称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由于他们与单纯应用现实主义笔法的传统派作家不同，把一些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其中包括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成分)引进了现实主义，属于这一类人的有米哈依尔・波波夫、焦格捷夫、阿尔焦莫夫、科兹洛夫等。第三类大多是新登上文坛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称作新现实主义作家，只是因为“如实地、非常细致地、毫不进行美化地”描写了他们周围的现实。属于这一类人的有沙尔古诺夫、先钦等。可以看出，邦达连科在确定不同作家的归属时所用的依据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他没有对新现实主义的共同特点作出说明。 在被称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人当中，巴夫洛夫和瓦尔拉莫夫在创作上显得比较突出。前者的卡拉干达三部曲(包括《公家的故事》、《马秋申的事》和《卡拉干达的第九日悼念会，或最后的日子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后者先后创作了《诞生》、《不明事理的人》、《沉没的方舟》、《乡村的房子》、《圆顶》等小说，它们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科兹洛夫的《夜猎》写得很有特色。沙尔古诺夫这个年轻人出手不凡，他的小说《一个男孩受到了惩罚》获2001年处女作奖。他不仅写小说，而且写评论文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上面提到过，通俗文学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点。最近十多年来，在通俗文学的各种门类中侦探小说的创作显得最为红火。出现了一大批侦探小说家，其中女作家要比男作家人数多，而且创作上要比男作家活跃。在女作家当中最有代表性和作用最大的要推亚历山德拉・马里宁娜，其真实姓名为马林娜・阿列克谢耶娃。她曾长期在内务部系统工作，1991年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六翼天使》是与人合写的，接着单独进行创作。到2002年为止，她已写了27部小说，印数达3000多万册，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其中的23部。有人把马里宁娜称为“俄罗斯的克里斯蒂”或“克里斯蒂第二”。在这一批女作家当中，除马里宁娜外，比较走红的还有十余人，她们的很多著作都上了畅销书榜。近来整个侦探小说家群体中又增加了一位值得注意的新人，这就是历史侦探小说家阿库宁。此人是格鲁吉亚人，原姓奇哈季什维利，本来是一位探讨日本学的专家，90年代下半期开始写小说。1998年一下子推出了以侦探凡多林为主要主人公的四部长篇侦探小说，2000年又了《加冕礼，或最后一部小说》。此外他又设计了一个“外省侦探小说系列”，已出版了三部小说。包括侦探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文学的教育功能大大减退，娱乐功能占据了重要地位。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可以看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与十月革命后整个苏维埃时代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文学失去了主体地位，被排挤到了边缘，取代它占据主体地位的是那种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苏维埃色彩、能够适应市场需要和刻意迎合读者趣味的文学。其中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和丑化苏联历史、宣扬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描写各种奇闻和艳遇、揭示各种内幕和隐私、充满暴力和色情场面的著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目前的创作情况如同一个嘈杂的市场，商品名目繁多，有少数质量较好的东西，但是伪劣产品相当多，还很难说有多少著作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俄罗斯评论界对苏联解体后的文学看法很不一致。传统派比较悲观，认为情况糟透了。自由派内部在看法上存在着分歧。批评家涅姆泽尔认为，90年代在小说创作方面是“非常好的十年”，他提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30部优秀著作的书单来说明这一点。他所说的“优秀著作”虽然在时曾被“热评”过，但是很快没有多少人再提了，流传下去的希望不大。这就是说，涅姆泽尔对创作情况的肯定是缺乏充分依据的。女批评家拉蒂宁娜了《文学的昏暗》一文，把苏联解体后的十年称为“昏暗的十年”。《文学报》在她的文章后组织了题为“文学的昏暗：是黄昏还是黎明”的讨论。从该报出的题目来看，它同意拉蒂宁娜的看法，肯定现在的文学是昏暗的，它要大家讨论的问题只是：这种昏暗是黄昏后的漫长黑夜还是黎明前的短暂黑暗，也就是说，要大家讨论这昏暗会延续多久的问题。 应该承认，与当年繁荣时期的苏联文学相比，苏联解体后文学的创作图景确实是昏暗的。至于这种昏暗会延续多久，一时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应该说，现在对文学健康发展来说，有不少不利条件。首先是处于商业化大潮中的文学要做到不屈从于市场的要求、不完全听命于市场还比较困难。其次，文学界受各种思潮作用，思想比较混乱，迎合时尚和追逐名利的表现比较普遍。但是应该指出，在俄罗斯文学界有一批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作家，他们虽然人数不太多，但是作用较大。这说明十月革命的火种在文学界没有完全熄灭。到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宣言，声明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招募”，表示要继承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创作中坚持人民性准则。这表明俄罗斯文学后继有人，它的优良传统不会中断。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一些过去持反共立场的作家进行了反思，改变了立场。季诺维耶夫的转变最具有代表性。他转而颂扬十月革命，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它为“我的革命”，把苏维埃时代称为俄罗斯历史的顶峰。前些年俄罗斯文学界曾经比较普遍地存在过理想失落和思想滑坡的现象，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读者也有很大变化。许多人读那些胡编乱造、庸俗低级的东西倒了胃口，开始寻找真正的精神食粮，同时随着社会上怀旧情绪的出现，他们把目光转向苏维埃时代的文学创作，重新对那些“红色经典”产生了兴趣。早在1998年全俄社会舆论探讨中心作过一次调查，发现读者最喜欢读的十部小说中有七部属于社会主义文学著作。读者的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将反过来对创作产生良好的作用。如果上述趋势进一步发展下去，对创作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利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文学要改变目前的状况，还需要具备相应的社会政治条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条件恐怕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但是可以相信，不管要过多长时间，终有一天俄罗斯文学将结束昏暗时期，走上健康发展的光明大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