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政治文化潜移默化、经久不衰地对政治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政治发展而言，俄罗斯要想建构真正的民主政治，就必须建构与转型过程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事实上，自俄罗斯独立后开启了全面的制度转型以来，其政治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在叶利钦时期，自由主义的滥觞导致了政治文化的分裂；而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主要应用权威主义整合政治文化，同时也并不否认民主主义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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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权威主义；政治民主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自1956年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首次提出后，便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普遍流行的略论概念。作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塑造着人们的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作用着政治行为的方式和结果，决定着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状况，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作用。苏联解体后，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制度转型使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也使它的政治文化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在俄罗斯这一重要的转型期，对其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研讨和探讨十分必要。这一探讨，不仅关于弄清楚俄罗斯主导性政治思潮演变及理清其政治文化变迁历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于探究其变迁原因及阐明其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作用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一探讨，本文力图总结归纳俄罗斯政治文化变迁关于其未来政治发展方向和路径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以期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政治发展提供镜鉴。
一、自由主义的滥觞与政治文化的分裂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受阻，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政治改革进程，倡导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新思维”。在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政治改革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价值。其结果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否定集权政治、倡导民主改革，前苏联的政治改革进程迅速演变为自由主义对集权政治的讨伐，以至于社会上民主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思潮。这样，对过去历史的批判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促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对以往政治发展全面否定的倾向，直接导致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上台，最终使得苏联发生剧变。
俄罗斯独立后，“功不可没”的自由主义再次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转型的基本工具和强大武器。在自由主义的渲染下，因集权主义禁锢而长期受到压抑的社会被广泛动员起来，俄罗斯民众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出来。他们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参与意识空前高涨。民众对集权体制的强烈不满及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无比向往，刺激了超前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他们希望积极的政治参与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幻想在短期内经济、政治体制走向高效化、民主化，立即消除特权泛滥、分配不公等积弊，从而迎来政治参与的高峰。与此相适应，各种政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积极介入国家政治生活，试图作用政治体系的构成与运行。民众和各种政治力量对现实政治的彻底否定、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强烈崇尚与自由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严重地摧毁了旧的国家结构和法学基础，涤荡了国家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控制，并迅速在俄罗斯确立了以自由选举、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应当说，俄语论文题目，俄罗斯的转型是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的主导下展开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引导其转型进程的旗帜；当然，确立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架构的1993年宪法也是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逻辑产物。
俄罗斯社会普遍政治化后，人们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识的超前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凸现出来了。正如亨廷顿在略论导致转型国家易产生暴乱和动荡原因时所持的基本论点认为的一样，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转型初期建构起来的俄罗斯政治制度仍不完善，多元化政治对国家的鞭挞和蔑视致使政府的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对政府实施各种计划造成了牵制，政府的行为能力遭到严重的削弱，缺乏足够的能力维持转轨时期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而民众和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又跑到政治制度化前面。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进发的政治热情给俄罗斯带来的是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危机、社会混乱不堪。因此，雷日科夫于是指出，俄罗斯有史以来政治上最民主、经济上最自由的时期实际上是一段“天地不容”的日子。
主导性政治思潮的演变与激烈的制度变革也深刻作用着转型期俄罗斯政治文化。“随着苏共的垮台，空洞而简单化的正统意识形态说教成为过去，与之相对的简单化的自由主义口号骤然泛起。随之俄罗斯出现了一个各种思潮杂乱纷呈的局面。”在剧变后的俄罗斯，原来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迅速走向没落。在自由主义的激发下，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如左翼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西方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欧亚主义思潮、极端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等充斥于俄罗斯政治舞台。这些纷繁复杂的政治思潮派别林立、价值观念各异、冲突性明显，它们或兴或衰、或强或弱，在俄罗斯思想领域潮起潮落，演变迅速。但总体而言，还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思潮能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
然而，这一时期在上述各种思潮多姿多彩的表面下，俄罗斯主导性政治文化事实上还没有形成，“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形式被破坏，不再起影响，于是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和不信任当局”，因此，国家实际处于思想领域“真空”状态，许多重大问题社会无法作出回答。这正如麦德维杰夫所指出的一样，“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坍塌……但谁能给国家提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领导国家进行革新和复兴呢？”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的政治文化趋向于多样化、分散化，再也找不到一种千篇一律的社会舆论，甚至在同一社会阶层内部也找不到一致的政治意见。同时，民众的心理表现出很大的敏感性、波动性、离散性，在整体上表现出消沉、悲观、冷漠的倾向，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可以说，当时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分裂状态，“转型期俄罗斯政治文化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是行为失范与管理无序。”政治文化的分裂使俄罗斯制度变迁缺乏牢固的精神支撑、使社会发展面临一致性危机的困扰，俄罗斯社会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和严重危机之中。俄媒体在评价叶利钦的失误时就曾指出，叶利钦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思想领域“破有余而立不足”，国家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力机构受制于各派力量，在各种思潮冲击下无休止地摇摆，思想上不能统摄人心，政权运作缺乏权威，失去组织能力，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一个时期里，俄罗斯犹如一盘散沙，社会成员迷失方向，几乎变成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泥足巨人”。 造成转型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分裂具有多方面的根源。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国家无所不能的专政职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国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恰恰涵盖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潜流。国家管理功能强化的时期，元政府主义倾向转入地下，而国家宏观控制能力一旦削弱或者有所放松，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便以各种方式要表现自己。”⑤这样，转型期的俄罗斯国家对民众控制能力就大大削弱了，这为无政府主义行为倾向的抬头提供了良机。罗伊。麦德维杰夫曾批评道，“严格地说来，叶利钦时期在俄罗斯占上风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主义的行为及状态必然会引发了社会无序与政治文化的混乱与分裂。
当然，除了传统的作用，现实制度的巨大变迁也是造成俄罗斯政治文化分裂的重要原因。俄罗斯制度的巨大变迁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改变了人们已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格局，而且还在精神层面上对人们原有、已经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正如派伊所言：“在所有的过渡性社会中，人们都要经历一个广泛的调适过程。当他们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家庭关系、部落、氏族或村镇被搅乱，新的类型正在出现时，这种心理的搅乱将产生深刻的矛盾情感和不确定性，它能阻碍所有的活动并产生广泛的焦虑和异化感。”俄罗斯制度变革迅速打碎了民众原有的诸多思想的、价值的、情感的精神寄托，造成了民众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失落与认同危机。民众的意识呈现出一种失落与迷惘的状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乱局面。
就政治文化本身而言，分裂状态是一种缓慢适应性的文化被猛烈的外在冲击后的结果。转型初期的俄罗斯经历着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混乱与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政治文化受到极大冲击，绝大多数民众在应用传统政治文化工具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时，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社会巨大变动超越了民众把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新变化实现整合的能力，致使以传统政治文化为基础的“适应性改造”没有时间来完成。民众缺乏政治理念的引导，政治思维倾向模糊，没有建构起迅速适应新环境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形成了文化分裂与社会无序的状态。正如学者英格尔斯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应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二、权威主义的回归与政治文化的整合
在构成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各种要素中，权威主义的传统反映了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性质。权威主义占据俄罗斯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俄罗斯自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开始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俄罗斯长达300多年。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很不彻底的改革，致使俄罗斯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不发达的阶段，资本主义民主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仍然是一种以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卡瑟琳・丹克斯指出，“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人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中。而在十月革命后，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一党专政的权威主义国家中。”②在整个俄罗斯的历史长河中，政权及其活动是其主导力量，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可以说，权威主义是贯穿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俄罗斯最突出的政治文化特点。千百年来，权威主义虽在形式上有所变异，然而，实质上的中央集权思想却始终为人们所信守，中央权威一直被人们当成是社会秩序的源头和国家强盛的希望所在。因而普京强调，“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关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对苏联体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权威主义与独裁主义、极权主义完全等同起来。由于长期遭受专制的迫害，民众对极权的恐惧本能地化作对权威主义的完全排斥与对西方民主的强烈渴望。社会上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强大的思想潮流，在民主主义的一片欢呼声中，权威主义由于有专制、极权之嫌，如同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迅速走向了没落。与权威主义没落对照的是自由主义受到热烈的追捧。出于对西方式民主的崇拜，刚独立的俄罗斯迅速确立了西方式的政治体制。然而，对自由民主的迷信最终让俄罗斯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俄罗斯大多数民众意识到秩序和稳定要比权利、自由和法治更为重要，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发展的有序化、制度化，希望加强政府权威，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在传统政治文化和特定历史发展环境作用下，作为反映俄罗斯政治文化基本特质的权威主义再次成为俄罗斯主流的政治价值，成为整合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俄罗斯人选择了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是“钟摆又一次回到传统的俄罗斯价值观：强调领导、文化及精神认同、带有俄国之脸的欧洲生活方式、传统的保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带有几分对帝国和权威主义的怀念等。”民众向权威主义历史文化传统的转向使俄罗斯政治演进过程呈现出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权威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的特征。从普京建立的“强力政府”的治国模式到“梅普组合”的权力建构，再到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的执政所为都凸显着俄罗斯政治发展权威主义的基本特点。应当说，作为当前俄罗斯的主要政治形态，权威主义植根于俄罗斯传统的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威主义思想，植根于公众对权威的认同和服从的政治文化传统，它总体适应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变迁过程中对秩序与权威的需求。因此，权威主义是符合俄罗斯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一种政治选择。俄罗斯深厚的权威主义历史传统、“超级总统制”的宪政设计、充满挑战的国内外形势及普京的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等因素，决定了权威主义在今后较长时期里仍将是俄罗斯政治的主要特点。
权威主义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政治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它往往借助于传统的价值体系与符号，作为凝聚全社会成员的精神支撑点。这种权威形式有力地抑制了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的发展，使自身成为社会认同与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依托。事实上，权威主义把因俄罗斯制度变迁而造成的诸多思想的、价值的、情感的碎片重新整合起来，缓解了制度变迁造成的心理紧张与价值失范，使俄罗斯民众能够重新凝聚在新的政治体系中，巩固与扩大了对新政治制度的认同，从而结束了叶利钦时期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文化的无序状态，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整合与提升，为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另外，作为从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一种过渡形式，普京权威主义治国模式在强调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民主成分。这种民主成分包括：民众的意愿构成政府权威的基础，民众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权力交接通过普选而非威吓或强力来实现；举行定期的民主选举并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允许为数众多的政党包括反对党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等等。这些制度安排体现的是宽容、合作、妥协、节制、平衡、调和、认同等精神，它“蕴含着异议与分歧，但它又是以同意和内聚力为基础的。”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加强了社会整合，缓和了俄罗斯国内尖锐的政治矛盾，使政局渐趋于平稳，政治发展开始有序运行。 就普京本人而言，他高度重视俄罗斯精神文化在整合社会价值、稳定政治局势、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的突出效应。他指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普京充分认识到政治文化的无序与分裂致使制度变迁缺乏牢固的精神支撑、社会发展面临一致性危机的危害性。执政后他开始了整合俄罗斯政治文化、依靠精神力量团结社会、确保俄罗斯改革继续的努力。
首先，他提出了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影响”和“社会团结”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新思想”。应当说，普京用“俄罗斯新思想”作为将俄罗斯人团结在一起的社会特殊道德观和共同思想基础是卓有成效的。“俄罗斯新思想这一执政理念的践行，缓解了意识形态领域中喋喋不休的喧嚣，为消除歧义，使各方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其次，高度重视东正教在整合俄罗斯政治文化方面的凝聚影响。普京称东正教“有助于俄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为此，普京亲自参加东正教的重要教会活动、允许中小学开设宗教课、允许神职人员进入议会或联邦社会院、为东正教的传播和宣传提供各种渠道等。应当说，普京大力推动俄罗斯东正教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借本土宗教力量及信仰来规范人民思想。
再次，他提出“主权民主”思想。面对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内政的批评和民主化的压力，面对着周边国家频繁出现的“颜色革命”，普京提出“主权民主”，强调俄罗斯民主模式的自主性、主权性，力求将“主权民主”确立为俄罗斯重要的政治文化价值，成为精英与民众普遍认可的思想理念，从而维护政局的长期稳定。
最后，他辩证地对待苏联时期的精神遗产。制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国情，使如何面对历史成为整合政治文化价值观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转型初期俄罗斯社会普遍流行的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对民族精神造成了极大戕害。拥有浓厚而敏锐的历史感的普京对苏联历史采取了辩证略论的态度，既肯定其客观存在的历史功绩，也指出其所犯的严重错误。普京主张沿用苏联国歌旋律和红旗、保存列宁遗体供人瞻仰、对历史教科书领域进行整顿、对大清洗历史进行深刻总结、对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评价。普京的所作所为是希望民众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由此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为实现俄罗斯的民族复兴凝聚必备的精神动力。
应当说，普京上述一系列思想与行动促进了权力机构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对抗、对立程度的缓和，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对社会稳定、精神趋同及政治文化整合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普京的积极倡导下，俄罗斯民众政治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情绪化转向理性化，从分裂趋于整合。普京前执政时期以总统为中心的垂直权力体系的构建、2017年底杜马选举结果引发的多次示威游行的有序与可控、2017年以高票赢得大选的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等事件都折射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变化。当前，俄罗斯民众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从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逐步走向理性化、现实性，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渐占上风。人们开始全面、辩证地对待俄罗斯历史，认识各种社会政治现象，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逐渐发育，政治心态逐渐变得平和、理智、宽容和冷静。应当说，政治文化整合与民众心态的变化为俄罗斯制度变革提供坚固的心理支持，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回旋空间。
三、民主主义的诉求与政治文化的建构
从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权威主义在整合政治文化、实现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生活需要等方面成效显著，因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但权威主义毕竟是非民主的，存在诸多弊端，如过分依赖政治领导人、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和政治多元性、排斥大众参与以及在防止和遏制腐败方面所固有的局限性等。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权威主义会日益暴露出其弱点和弊端，日益受到时代的挑战。实际上，权威主义是基于俄罗斯特殊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的一种过渡性政治选择，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价值取向。俄罗斯最早提出国家应集中权力、加强政府权威的学者米格拉尼扬指出，“在由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过渡时，承认加强权力的客观必要性决不意味着对权威主义制度的欢呼。”从长期来看，民主主义是俄罗斯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俄罗斯在选择权威主义时，也并没有否认民主的发展方向。当前，俄罗斯民众更偏向于对权威主义政治文化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自由民主的真正排斥，而只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出于现实的实际需要，支持权威主义的因素要远远超过支持民主化因素。实际上，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并不拒绝或排斥民主。事实上，在俄罗斯价值体系中有一种潜在的民主传统存在于专制主义传统中，因而俄罗斯政治文化并不是一种密不透风的专制主义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当代全球化浪潮下形成的各国之间相互参照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可阻挡的追求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要求，深刻地影响于俄罗斯政治生活，推动着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变迁。当今世界的俄罗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关于当代俄罗斯来说，民主价值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经济成就或对社会富裕的追求。”尽管俄罗斯政治发展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应该承认，大多数国民已习惯于在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活，不愿回到过去。民主已经成为俄罗斯民众坚定不移的价值追求。俄罗斯人对民主的需求，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主是国家管理更加有效、社会竞争力更强的保障，它可使社会成员享受更好的福利。”因此，在每一次赋予权力的全民公决、总统选举及议会选举中，俄罗斯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一点一滴地推动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例如，俄语论文，在2017年12月及2017上半年，俄罗斯多个城市爆发了多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再一次例证了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已深入人心。在一次次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中，数以万计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选举中舞弊，要求重新选举并终结普京的统治。应当说，俄罗斯大部分民众对普京在叶利钦时代的混乱之后给国家带来的稳定和发展心存感激，这是普京在2017年又一次高票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但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也表现出部分俄罗斯人对权威体制的不满情绪，对民主权利的强烈诉求。“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在长期视野中是最根本性因素。政治精英是否作出有利于民主政治的选择，很重要的一点是公民对民主的要求有多强。”基于俄罗斯民众对民主的强烈要求，普京2017年全面实行政治体系的改革，其内容主要包括直选各地区行政长官、简化政党注册手续以及降低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门槛、改变国家杜马组成准则等。对俄罗斯而言，俄罗斯公民对民主的要求和支持是俄罗斯向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普京指出的，“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未来取决于当代人的追求，取决于几百万公民渴望个性自由、呼唤社会公正。转型以来，俄罗斯民众政治文化中不断积聚的民主、自由、公正等价值精神，为俄罗斯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 当前，俄罗斯虽然通过了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宪法，初步建立起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但是同成熟的民主政治相比，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仍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存在诸多的缺陷，如选举制度弊端严重、政党政治很不成熟、公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根本保证，特别是广受非议的以总统为核心的严重失衡的三权分立体制。可以说，俄罗斯在形式上虽然已建立起民主制度的框架，在机制上并没有巩固，俄罗斯民主的质量整体不高。普京也坦承，“我们应该对我国民主发展的近况提出批评。”导致这一状况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一种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内在支撑。
对俄罗斯而言，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仅停留在理性层面或制度层面来认识和追求民主是远不够的，而是要将民主理念内化为公民的人格系统，转化为公民内在的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习惯等。这个民主价值不断内化的过程即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过程，其实恰恰是民主化过程最实质的内容。“如果公民和领导人对民主的观念、价值和实践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一种稳定的民主的前景就更加光明；如果这些信念和倾向落实到国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够在代际之间传承，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换言之，就是国家拥有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⑥政治发展的进程中，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众缺乏民主价值的普遍认同，埘公共事务较为消极与冷漠，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化、无序化，缺乏政治合作、宽容与妥协精神等，将会给政治民主化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内在条件，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确立并良好运转。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必须注重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与建构，因为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有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支撑才能稳定和长期存在，否则，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尽管当前俄罗斯政治文化中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等要素不断地积累，但应看到，对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漫长的集权历史、长期缺乏民主熏陶的国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民主理念是构建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要通过倡导公民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主理念，极大提高每个公民的现代民主理念和道德素养，造就现代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的权利和义务主体，这是建设民主政治文化的根本前提。当然，民主理念的确立与深入关于俄罗斯这个具有集权与专制传统的国家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另一方面，应积极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因为政治参与有利于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养成，而这些正是民主政治文化所内涵的价值理念。为此，俄罗斯政府应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法学和制度、积极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与普及政治参与文化等方式，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保证，引导公众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当然，俄罗斯民主政治文化建构过程的彻底完成，仅靠公民教育、意识形态的作用及政治制度的保障是绝对不够的，它还需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发展等基础条件，需要依靠民主文化对俄罗斯民众生活方式长期的熏染和浸润。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四、俄罗斯政治文化未来发展取向
阿尔蒙德和维巴强调，“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秩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从历史上看，每一种典型的政治形态，均有一套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体系作为其制度的精神支撑，相反，如果新政治制度没有相应政治文化的支撑，该制度若非难以为继，也是步履蹒跚。唯有使制度凝结为制度文化或制度精神，获得内化于主观心理结构中政治文化的有利支撑、才能保证政治制度的顺利实施，实现政治进步与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培育一种与新的政治制度相契合的新型政治文化，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随着苏联旧的政治制度的瓦解，俄罗斯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培育一种与新政治制度相契合的政治文化就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纵观俄罗斯政治文化无序、整合与建构的变迁历程，可以看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培育经历了艰难又曲折的过程。俄罗斯独立后社会普遍对本国传统政治文化深恶痛绝，对西方政治文化推崇备至，但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所导致的全面危机面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又趋强烈和明显。希望社会安定、国家政权发挥更大影响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再次成为主流社会意识，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整合的思想基础。当然，俄罗斯在选择权威主义，从传统政治文化汲取精神力量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作用与冲击。关于俄罗斯而言，政治文化培育的最根本层面是处理好本国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这对经久的两难关系。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根源深厚的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持久性，它并不会随着旧制度的湮灭而随之消失，反而会一直作用着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②事实上，几百年来形成的以权威主义为基本特质的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已深深融入俄罗斯民族的血脉，它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俄罗斯当代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产生着深远作用。当然，在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也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负面因素，如权力崇拜、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依赖与顺从心理、政治参与中的冷漠倾向、重人治轻法治、情绪化严重、容易走极端等，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清除。关于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而言，这些负面因素是很大的障碍。关于本身就不成熟的俄罗斯民主政治而言，这些负面因素所滋生的“非正式制度”可能会侵蚀国家的正式制度规定，使得俄罗斯正式制度安排变了形、走了样。总之，关于处在转型进程中的俄罗斯而言，必须重视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惯性和持久的政治作用力，既要注重发挥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资源，又要注重消除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作用。
事实上，“真正宝贵的东西，并非一套轻而易举便能照搬来的特度，而是某些隐而不显的传统”。俄罗斯独立后搬用西方政治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的实效，深层次的原因是俄罗斯不可能把相应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也搬过来，俄罗斯不具备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配置的政治文化，“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尽管全盘西化改革使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价值意蕴。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西方政治文化内涵着诸多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内容，如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人民主权、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学至上的政治精神，以及在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行机制上一些合理制度。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资源，存在着许多与政治发展极不相容的落后因素，再加上民主实践的时间较短，客观上需要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合理的政治因素和优秀成果，培育公民民主、自由、法治、理性的政治精神，以消除自身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推进俄罗斯政治的民主化。当然，在学习与借鉴过程中，俄罗斯也要防范西方政治文化具有文化霸权色彩的扩张、冲击与渗透。
俄罗斯政治文化变迁的历程表明：一国在初步完成政治制度建构后，为确保政治发展的良性运行，必须重视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培育。而培育方式必须兼顾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的吸收与扬弃，又要大力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果；既要注重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凝聚和整合，又要注重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最终使政治文化与制度、体制的相融合，使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相吻配。当然，政治文化的培育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磨合、吸收、消化、沉淀，最终融会和升华的过程。这就是俄罗斯政治文化变迁关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镜鉴。
（责任编辑：杨嵘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