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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二战末期被捕入狱，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样子。
191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北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的一个哥萨克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沙俄军队的炮兵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索尔仁尼琴出生的前6个月战死前线，当中学老师的母亲一手将他拉扯大。
突然被捕
1936年，索尔仁尼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专业，1941年大学毕业。索尔仁尼琴曾回忆说，克格勃曾到他所在的学校招人，他没有被克格勃选中纯属偶然。“我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克格勃人选。”他曾写道，“如果我当初被选入克格勃培训学校，或许我早就很老练，足以在克格勃前头目贝利亚手下当差了。”
不过，和父亲一样，索尔仁尼琴也赶上了一场世界大战。大学一毕业，他没有当成克格勃，而是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没多久，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炮兵，走上了二战前线。他曾在三条前线作战，因为作战英勇数次受到嘉奖，并被提拔为炮兵连长，上尉军衔。
1945年2月，就在红军向柏林推进的途中，俄语论文，正在东普鲁士前线作战的索尔仁尼琴突然被捕。被捕的原因是，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批评了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他被判处8年劳役。
索尔仁尼琴将这次被捕视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的人生之路开始了一个大拐弯：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俄语专业论文，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或许可以说，从被捕那一刻开始，俄罗斯损失了一个战斗英雄，同时，也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两次患癌
索尔仁尼琴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在劳改营里开始的。1945年被捕后，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在严寒和劳苦中度过了8年铁窗岁月；走出劳改营后，他又被当局下令送到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山村流放3年；11年的劳改和流放结束之后，他仍被禁止成为莫斯科市的市民。
在劳改营中，他将自己创作的诗歌、小说写一段记一段后再销毁手稿。1952年，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医院做了淋巴癌切除手术。1953年，在流放哈萨克斯坦期间，他谋得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位，在此期间他用笔记录下自己记忆中的著作。
这年秋天，他被确诊为胃癌，他以为自己时日无多，便夜以继日地记录自己的著作，将稿纸塞进玻璃瓶埋入地下。1954年初，他在医院接受X光照射疗法，数月后，他奇迹般地再次康复。1954年春，索尔仁尼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劳动共和国》。
1956年2月，索尔仁尼琴结束了11年的劳改流放，回到俄罗斯，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圈》以及短篇小说《854号囚犯》和几个剧本。
1961 年，索尔仁尼琴将《854号囚犯》手稿托朋友转交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是第一部描述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读后惊叹不已，并建议将小说改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此后，他又征求了许多知名作家的意见，但却不敢擅自刊登这部首次揭露劳改营残酷生活的著作。1962年，他托人辗转将手稿连同收集到的评价文字呈递给了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下令出版该书。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时距离索尔仁尼琴投稿已经有一年时间。这期杂志立即被抢购一空，紧接着印了两版单行版，读者的好评如潮，名家们也推崇备至。这部小说为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声誉，不仅在前苏联国内，而且在西方世界。这一年，索尔仁尼琴44岁。
获得诺贝尔奖
无论有没有赫鲁晓夫的帮助，索尔仁尼琴都会写出他的小说，但有了赫鲁晓夫的帮助，他的小说才得以在前苏联境内正式出版，他本人也才得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政治处境。因此，随着赫鲁晓夫在1964年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好日子”也走到头了，1965年，曾为索尔仁尼琴带来国际声誉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索尔仁尼琴似乎忘记了20年前因为批评斯大林而遭遇厄运的“沉痛教训”。面对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他选择的不是退缩，而是反抗。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在国内已经无法新作，他的著作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秘密流传。索尔仁尼琴开始将他的著作秘密送往西方国家，于1968年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继续着他对政府的挑战。
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前苏联作协。当时，在前苏联作协的6790名作家中，只有8名作家抗议他被开除，其中两人很快也被开除出作协。
不过，也有好消息。就在他被开除出作协的第二年，1970年12月10日，“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著作是《癌症楼》。
精神死刑
索尔仁尼琴曾想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颁奖，但最终却放弃了。他担心，他会因此被剥夺前苏联国籍，而且，一旦出国，可能就再也回不了国。索尔仁尼琴为了继续留在国内，宣布“出于个人原因放弃诺贝尔奖”。
但前苏联当局已经“容不下”这个“无法无天”的作家。1973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这部作品以更犀利的文笔和翔实的细节，揭露了前苏联劳改营的真相。《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彻底地激怒了前苏联当局。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家中被警察带走，罪名是“叛国罪”，他被关进监狱，换上囚服。第二天下午1时，他被命令穿回自己的衣服，随后他被送到机场，上了飞机。当飞机在德国波恩着陆时，索尔仁尼琴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祖国。
在很多人看来，对索尔仁尼琴来说，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国并非最坏的结局，因为，他一再激怒前苏联政府，却没有因此被长期囚禁。但索尔仁尼琴却说过，对一个前苏联作家来说，被驱逐出境等同于被判处了精神死刑。这种死刑持续了20年。
流亡二十年
在前联邦德国和瑞士流亡两年后，索尔仁尼琴一家来到了美国，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小村里安顿下来，一住就是18年。他在这里全神贯注、近乎狂热地创作他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著。
即使在流亡西方期间，索尔仁尼琴与西方世界仍保持着距离。1978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他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轩然大波。
在流亡西方的20年里，索尔仁尼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居写作，写的都是与前苏联有关的话题。他拒绝学习英文，等到回国前在机场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还要他已加入美国国籍的儿子做翻译。
在离开美国登机前，他穿着那套为世人所熟悉的粗布猎衣，在机场对记者兴奋地说：“过去20年在西方流亡期间，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但我没有加入任何国家的国籍，我至今还持着俄国护照。”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他的前苏联护照，翻了翻说：“遗憾的是，它是20年前的，上面盖着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印章。但无论如何，它仍是一本俄国护照。”
回国后，索尔仁尼琴仍像过去一样“浑身是刺”。关于邀请他回国的叶利钦，他毫无好感，曾经拒绝了叶利钦为他颁发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勋章；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膨胀、贪污舞弊盛行。
但在冷对叶利钦的同时，索尔仁尼琴毫不掩饰自己对克格勃出身的总统普京的好感，公开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作出的努力。
他曾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的指责，称西方民主正处在严重危机状态，俄罗斯不应草率效仿。他曾说道：“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
（7月8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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