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德把国资被偷窃的信息公布给了国际媒体，造成俄罗斯巨大政治危机，普京亲自插手Gazprom案件，更换了企业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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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末，比尔・布劳德的爷爷老布劳德在纽约，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很活跃。老布劳德（厄尔・布劳德）曾经在堪萨斯和纽约州都担任过工会的主席， 1927年被邀请到红色苏联，在那里遇见了布劳德的奶奶，接着，布劳德的父亲在苏联出生。
1932年，老布劳德被派回美国，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一直干到1945年，他两次以共产党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对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45年，老布劳德被开除出共产党，不久后，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盛行，老布劳德多次被国会提审，而比尔・布劳德的父亲，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那段时间，对这一家人来说真是异常艰难。
发现
比尔・布劳德1965年出生在芝加哥，长大之后变得相当叛逆，尤其是关于共产主义那一套。布劳德毕业那年，柏林墙倒了。布劳德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去东欧，做一名货真价实的资本家。在伦敦，布劳德成为波士顿咨询企业的一员，接着被派去离华沙不远乌克兰边境线上的一个巴士工厂工作。那里的生活状况很糟糕，了无生气，让他感到十分受挫。
有一天，布劳德发现波兰正开始推进第一波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布劳德敏感地意识到这里面有玄机：波兰此时第一次试图把6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按照他们全年收入的一半来定价，这些企业只要能维持半年盈利，购买它们的钱就能立刻回本。
布劳德把仅有的4000美元存款兑换成了波兰兹罗提，孤注一掷地买了这些企业的股份。一年以后，4000变成了4万。
1992年，布劳德加入了所罗门兄弟企业――企业文化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他所属的部门是东欧投资银行小组。在所罗门，同事的冷漠让布劳德只能孤独思考，他发现除东欧外，俄罗斯还没有被人关注，于是宣布自己要做主管俄罗斯投资的负责人，这当然没有人反对，因为没人认为俄罗斯会存在投资的可能性。（前苏联1991年12月25日才刚解体）
1992年，经过三四个月的搜寻，布劳德发现俄罗斯靠近北极圈的摩尔曼斯克港有一支渔船队需要投资。他跑到所罗门兄弟的图书馆里，找到企业20年前曾与日本有过渔业上的一项交易，于是，布劳德把它写进了项目计划书里，并宣称所罗门兄弟是世界上最专业的针对渔船的投资银行。第二天，项目申请通过，电话里给出了两个月5万美元的报酬。
布劳德风尘仆仆地赶到摩尔曼克斯，通过经理了解船队的运作。他们有100艘船，每艘船造价2000万卢布，加起来值20亿卢布，使用过后对半折旧，市场价变为10亿卢布。船队的管理团队随即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加入国家的私有化计划，以250万卢布的价格卖掉船队一半的资产，这样的贱卖关于投资者来说是最大的福音，布劳德自然十分赞同。
随后，布劳德来到了莫斯科，发现俄罗斯正在实施全民凭证私有化制度，对1.5亿18岁以上的国民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人证券，每张证券价值约为20美元，发放的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这些证券价值约为当时所有俄罗斯公司30%的股本，也就是说当时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总市值为100亿美元。想一想100亿美元包括了什么？随便列举一些都能吓死人：世界上10%的石油，30%的天然气和10%的铝矿。
根据波兰经验，布劳德认为俄罗斯正往外撒免费的钞票。回到所罗门兄弟之后，他劝诫大家不要再浪费时间，应该马上集中全力去俄罗斯购买资产和股票。但所罗门的同事们都以为他被工作逼得走投无路了，“你怎么可以在火星上投资呢？” 布劳德没有放弃，开始对一个个同事做工作，当工作做到第十个人的时候，全企业都认为布劳德得了妄想症，他曾经的同龄伙计们再也没来找他出去吃午餐，或者在下班后喝一杯。
掘金
就在布劳德一筹莫展的时候，纽约一个资深高级合伙人打来电话，要求他赶往纽约，跟他说说俄罗斯的事情，布劳德立马从伦敦飞到纽约向合伙人作当面陈述。
15分钟过去了，合伙人脸上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时报告才进行到一半，他起身默然离开房间，布劳德意识到自己唯一的机会就快被葬送了。15分钟后，那个人又回到了房间，他告诉布劳德：“比尔，这是我所听过最为神奇的故事，别回去做投行了，我刚从企业的风险部门拿了2500万美元，去投资俄罗斯吧。”那是1993年末，7个月以后，《经济学人》杂志出了一篇封面报道，题目叫《世纪大甩卖》（Sale of the Century）。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醒悟过来，开始急切地购买俄罗斯公司的股票，而早在7个月前，布劳德投入的2500万美元已经变成了1.25亿。布劳德摇身一变，成了华尔街的“金童”。还不到30岁的布劳德跟华尔街所有的风云人物都吃过饭，同时开始了自己的世界巡回演讲，所到之处，人们争相把钱塞进他的口袋里，要求布劳德为他们投资，企业为此不得不成立一个专责小组。
专责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来了40个人，从最大的头儿直到布劳德，会议进行过半，领导们开始争吵谁应该从中分红更多。布劳德环顾四周，知道自己肯定一分也拿不到，干脆辞职成立了静寺基金（Hermitage Fund），专职投资俄罗斯市场。
运气改变，好运总是找着自己，爱德蒙德・萨夫拉（Edmond Safra）首先给了布劳德2500万美元，成为了基金的锚定投资人。（萨夫拉是巴西籍黎巴嫩裔犹太人，1990年代初，他的个人资产就达到了25亿美元。）从1996年4月直到1997年末，布劳德的基金增值了将近800%，价值超过1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表现最为优异的基金。布劳德的故事上遍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投资者派私人飞机来接他，约他一起扬帆出海，真是亲如父子兄弟。那时候，布劳德才30出头。
1997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卢布贬值，静寺基金剧烈缩水，价值回落到了千万美元，再也没有人邀请布劳德出海同游了。这显然是一次公开的羞辱，关键在于当布劳德试图从低潮中再次爬起来的时候，俄罗斯的寡头们已经决定瓜分企业剩余的财富，这其中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企业(Gazprom)，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集团。1999年，Gazprom以0.3%每桶的折扣价与埃克森和BP进行交易，市场认为价格之所以那么低廉，是管理层窃取了企业所有的资产，一点也不剩。
“投机”
布劳德与一些同伴开始对这种窃取行为进行略论，斯坦福大学没有教会这些，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首先开始与任何知道相关消息的人进行接触，政府官员、前雇员、媒体编辑、供销商等等。让布劳德惊讶的是，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愿意提供大量的信息。因为在前苏联时期，贫富的最大差距是6倍，但到了1999年，差距拉开到了25倍，贫富的极大悬殊引发了大部分人的怨气，人们都竭尽所能的给布劳德提供信息，当然同时也是在发泄怒火。
他们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些政府系统的程序员，由于长期被冷落，他们很乐意被人邀请吃大餐、嘘寒问暖和分享自己的工作成就。在一次次的饭局上，布劳德拿到了消费者协会、莫斯科工商局以及联邦安全协会的数据库。通过这些数据，布劳德从之前调查得来的信息中筛选出了准确的那部分，终于发现Gazprom的9个高层在90年代末，用4年时间从企业里窃取了相当于埃克森（Exxon)规模大小的石油企业，这是史上最大的偷窃，相当于偷窃了整个科威特的石油储量。
布劳德和他的同伴还发现，如果按市场价估算，Gazprom不应以0.3折变卖自己的天然气，而应该以9折。发现这个纰漏后，布劳德把30%的基金金额投入到了这家企业，同时也是他当时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
布劳德还把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公布给了国际媒体，一共分为7章，每章分别寄给不同的媒体，包括《华尔街时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等，它们如期刊登了这些信息，并造成了俄罗斯国内一次巨大的政治危机，国家杜马开始讨论偷窃国有财富的合法性，Gazprom的管理层被迫让普华永道进驻做资产审计，随后普京更亲自插手，更换了CEO，企业开始走上复苏的道路。
替换CEO的时候，Gazprom企业的股价翻了两倍，之后的6年里，股价又翻了100倍。有了成功的经验，布劳德又用同样的措施投资了俄最大的电力企业、国家储蓄银行以及3家石油企业等。这个策略很奏效，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普京和布劳德有同样的敌人，每一次布劳德公布消息，政府就会动作起来，一切都很美好，布劳德的基金总值达到了40亿美元，成为在俄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被逐
但有一丝迹象却被布劳德忽略了。2003年末，普京逮捕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石油企业的老板。此时如果你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当你看到排名老大的那个坐了牢，你会怎么想？从此，一个又一个的寡头开始向普京效忠，他们再不是普京的敌人，而成了伙伴，但布劳德却依然在揭发他们。
2017年11月13日，当布劳德试图回到居住长达10年的俄罗斯，却在莫斯科机场遭到了拘捕，并被驱逐出境。这位红极一时的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顿时成为 “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布劳德的签证被注销，并被告知永久不得入境。18个月后，25个俄罗斯的税务警察突袭了布劳德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同时更多税警闯进了他的法学顾问企业，他们拿走了企业的注册文件和公章。3个月后，他们利用这些文件重新注册了一家企业，法人代表是一个已经判罪的杀人犯。
布劳德雇佣了4家不同律师行的7名律师，其中包括36岁的年轻税务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作为整个调查的带头人。布劳德的调查团队发现警方不仅用布劳德的企业注册了新的企业，俄语毕业论文，还指控他拥有3家空壳企业，用以逃税达上亿美元，并私下开庭审理了此案，由3位不知名的律师出席，代表布劳德认罪。
幸运的是，布劳德被驱逐出境之后，立刻转移了基金的所有资产，但他的计划远没结束。当发现基金的钱被转走之后，窃取了布劳德企业的人来到税务部门，以重新注册企业的名义跟税务局沟通，并声称这个企业去年盈利数十亿美元，缴纳了2.3亿美元的税，但庭审的结果却是这家企业去年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所以他们希望法庭能满足退税要求。第二天，也就是平安夜前，不出意料，这些人拿到了钱，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布劳德的律师把办案申请递到了每一个政府法学执行部门，得到的回应是政府反过来对7个律师提出了指控。这时，布劳德对律师说，是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了，来伦敦吧，我们会帮你安排签证和生计，俄罗斯现在不安全。
6个律师成功地逃离了俄罗斯，但年轻的马格尼茨基却不愿意走，他不像其他几位年长的同伴，他关于自己面对的是谁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代表了新一代的俄罗斯人，相信这个国家已经改变。
2017年，在俄罗斯警方涉嫌参与2.3亿美元税务欺诈（俄罗斯史上金额最高的此类案件）的庭审中，马格尼茨基给出了不利于警方的证词。他指证，警方实质上没收了他客户的企业，并利用这些企业开展骗税活动。在此次作证后不久，马格尼茨基被指控逃税，未经审理被监禁11个月，在狱中受尽折磨，写了470份投诉，（这些投诉最后被收集整理，分为7部分发布在俄罗斯的报纸上，名为《马格尼茨基的监狱日记》，俄语论文网站，引发了巨大反响。）最终他因并发症于2017年末，孤独地死于一间隔离病房内，时年37岁，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
梅德韦杰夫在马格尼茨基死后一个星期命令对此展开调查，但迄今该调查毫无进展，没有任何人被逮捕。内务部官员奥列格・西列琴科(Oleg Silchenko)甚至还晋升为中校。正是他签署了不经审理就拘禁马格尼茨基近一年之久、直至其死亡的命令。
（本文根据比尔・布劳德的公开讲话和其他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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