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形成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印。冷战后，东正教的复兴不可避免地对俄罗斯新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它的王权与教权的统一和救世主观念有助于俄罗斯中央权力的加强；“第三罗马”观有助于俄罗斯国家主权的捍卫；上帝之爱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但东正教的群体意识和遁世性伦理观关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新的形势迫切要求俄罗斯东正教与现代社会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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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正教；社会变迁；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B976.2(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58-03
苏联的解体使人们长期奉行和遵守的行为规则及价值观念骤然过时，俄罗斯国民信仰出现危机。作为信仰真空的填充物，东正教在俄急剧升温。目前，东正教已是俄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深入略论一下，可以说东正教的复兴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俄罗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是社会改革的伴生物。从文化动因上看,它蕴含着俄罗斯国民对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信仰的怀恋与回归。同时,东正教的复兴又对当今俄罗斯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东正教信仰关于俄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王权与教权统一、救世主观念有助于俄中央集权的加强
西方基督教世界，王权和教权分离，一个管世俗世界，一个管灵魂世界；东正教世界则与之相反，王权和教权不分离。拜占庭时期就是如此，而俄罗斯则更进一步将这一体制巩固下来。王权与教权高度统一，其后果不仅是教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且在人们精神上培育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圣者，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人民的保护者。东正教还承认“皇帝等同于使徒”，给皇帝罩上灵光圈，不仅认可他在政治上的统治，而且认可他在灵魂上的指导，承认他是灵魂的拯救者。皇帝一身兼二任，无人可以超越其上，不像西方世界的君主要时时受制于教会。这样一种观念与东正教的救世主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渗入民族意识中，形成了人民，尤其是农民中顽固的“好皇上坏领主”的思想。人民身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却不怨恨沙皇，而认为那都是领主的罪恶，皇上则是好的、善的、是圣者；他不仅才能卓著，而且品德圣洁高尚。人民对救世主的期盼常常变成对好皇上的期盼。这种将沙皇等同于宗教救世主的观念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被逐渐打破，但是，对救世主的期盼，对既具政治才能，又具圣洁高尚品德和精神力量的全知全能全善的领袖的期盼，并没有随之消除。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宗教心理，虽然不再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在世俗的形式中依然顽强地延续着。
苏联解体后，在追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俄决策层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官方有意同教会接近，政教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较为默契的协作关系。1997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宗教法》规定，俄联邦为世俗国家，国家不持宗教偏见及不干预宗教组织内部事务。但是，国家在承认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的同时，专门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和肯定。俄现行宗教法的实施表明，东正教是俄目前各信仰中作用最大、最受领导层重视的宗教。东正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也比苏联时期明显增强。教会机关刊物的舆论导向一直与国家政权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东正教牧首频频出现于外交场合，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为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出谋划策。俄两任总统的就职仪式都是在牧首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表面上看，普京的就职仪式是由前总统叶利钦为其佩带一枚象征总统权力的一级祖国勋章而达到高潮的，牧首似乎只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然而，东正教牧首在总统就职仪式的幕后策划中所起的影响依然像旧俄时期那样非同小可。据俄新闻媒体透露，普京总统就职仪式的程序完全是“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按照地道的法国总统就职仪式的风格设计的”［1］。在普京就职仪式上，莫斯科和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将两幅著名的东正教圣像赠送给克里姆林宫。2000年5月末，普京总统颁令设立行政专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加强中央的垂直领导。俄东正教牧首立即声明，阐述了支持总统的立场和态度。可见，复兴后的俄东正教在国家中仍发挥着传统的政治职能，它是俄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
二、东正教的“第三罗马”观有助于俄罗斯主权尊严的维
护东正教自命为基督教之正统，因而理应成为普世教会的中心。自15世纪以来，俄东正教又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努力营造新的东正教中心。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俄东正教也的确成为所有东正教会的核心。这一事实与这种观念在俄罗斯人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效应，它使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上帝选来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当基督教遭异教徒(主要是穆斯林)凌辱和不肖之徒(主要是天主教徒)扭曲之际，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因此，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光大。这样，俄罗斯民族的宗教特殊使命便与俄国家的力量和伟大联系起来。因此，每遭外敌入侵，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在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罗斯的东正教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国难当头，东正教神职人员与王公共商国是；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教会的活动加强了民族凝聚力。正是在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的精神力量的激励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斯终于摆脱异族的奴役，国家主权得到了恢复。
在当今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仍一如既往地为捍卫国家主权而不懈地努力。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为了保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东正教会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俄东正教会多次呼吁“停止流血冲突，和平解决争端”［2］。俄东正教牧首还亲自组织召开东欧各国间的宗教联合会议，竭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稳定俄罗斯周边的局势而努力。同时，教会还协助政府推行全方位的多边外交政策，反对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1999年10月，俄东正教牧首区外联局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各宗教派别的联合会议。会议号召东正教会与穆斯林教会联合起来，加强该地区东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团结，避免民族分裂主义者利用宗教异同挑起事端。不仅如此，自2000年年初开始，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车臣分裂势力还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派遣神职人员从军作战，使他们与俄罗斯军队配合，共同剿匪。这些对提高东正教信仰的感召力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
三、东正教的上帝之爱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的稳定
自罗斯接受基督教之日起，曾经信奉多神教的东斯拉夫人便开始以新的道德标准――基督教教规教义为准绳来塑造自己，东正教的社会功能逐渐在罗斯得以体现。东正教神学所提倡的对上帝的虔诚、博爱、宽容、随和、热爱和平构成了基督教美学的重要因素，关于俄罗斯国民心灵的净化和道德水准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罗斯封建割据时期，教会人员是各内讧王公的调停人，他们把维护社会安定当作自己的天职。如今，东正教传统的社会道德功能也得到了发挥。俄罗斯现行宗教法允许东正教会对青少年进行东正教神学教育，普及宗教知识。此外，教会还将东正教的道德规范灌输给国民。它谴责吸毒、贩毒、酗酒、卖淫及嫖娼等社会丑恶行为，这关于遏止犯罪、净化社会空气起到了良好的影响。教会还设立专门的慈善机构，管理全国的慈善事务。同时教会也愿与国家司法部门合作，共同为服刑人员的精神道德培养尽义务。1998年11月，俄司法部依照联邦宗教信仰法对境内各宗教组织进行重新登记时，俄语论文，司法部长对东正教会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发展俄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安定以及协调各宗教信仰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所做的特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近年来，东正教会又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密切协作，共同谴责和制裁国内外一切违反人道主义的暴力行为。1999年下半年，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多次发生居民楼爆炸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及时声明，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教会还恳请国家强力部门严厉惩罚肇事者。总之，东正教已经成为维护俄罗斯国内安定的重要精神因素。
四、东正教的群体意识和遁世性等伦理观阻碍俄市场经济的形成
从前面的略论中可看出，东正教的复兴客观上为国家经济的转轨营造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在转轨时期，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改革却又不可避免地要同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东正教奉行的群体意识和遁世性就起到了阻碍影响，它作为一种宗教伦理，作用着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使人从心理上抵触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
俄东正教伦理中的群体意识观念是古罗斯村社文化与拜占庭东正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东正教会与罗斯村社在内部管理方式上十分接近，一切重大事务均由大家共同商定，因此两种文化很快在罗斯人的观念中发生了融合。19世纪40年代，俄国斯拉夫派代表阿・霍米亚科夫在研讨俄国东正教文化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共同性”的概念，即“教徒们在共同理解真理和共同探究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自由统一，是以对基督和神规的共同之爱为基础的统一”。同时，他还强调，东正教的教规教义应由“教会的所有成员共同维护”［3］。从此，“共同性”准则成为俄东正教哲学的核心因素，它是俄罗斯民族“群体意识”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俄罗斯历史的实践证明，东正教伦理中的群体意识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它因排斥个性而不利于个人首创精神的发挥。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是平均主义思想滋生的温床,而这些却恰恰都是市场经济所不容许的。
另外，在俄国思想史上，无论是教会神学家还是世俗的宗教哲学家都十分推崇古代教父奥古斯汀的观点，即教会是超脱现世的避难所。在他们看来，东正教教徒在社会中的主要使命不是改造自然和创造物质财富，而是求得心灵的拯救和理解教义。显然，这是一种消极的出世论学说。作为一种出世型的禁欲主义宗教，东正教崇尚超脱世俗的苦行生活，排斥世俗功利主义行为和竞争意识，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改革活动持否定态度。另外，俄国东正教信仰中还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它反对理性，排斥科学，这些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俄国东正教伦理的这两大特征决定了它不仅无法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语论文题目，甚至还会起到一定的阻碍影响。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客观形势又迫切要求东正教这一伦理观对此社会变化做出功能上的适应，使国民从心理上接受改革的现实并跟上时代步伐。因此，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模式，俄罗斯东正教的现代化也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杰尼斯・尼彼钦科.俄罗斯将面向克里姆林宫划十字［N］.［俄］今日报，2000-05-06.
［2］东正教会新闻［EB/OL］.http/www/Russia-orthodox-church.省略.ru.1999-04-23.
［3］尼・洛斯基.俄国哲学史［M］.莫斯科，1991：9.
［责任编辑：刘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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