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影子经济”对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离散影响不但被忽视了，而且有被简单地视为经济转轨结果之一的迹象。事实上，“影子经济”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1990年代后)经济的伴生物，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成因、表象、运行机制、功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关键词：影子经济；经济体制；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18－03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论其采用何种经济运行体制，都会在其主流体制之外存在一个占有一定比例、如影随形的伴生物，这个伴生物通常与当时社会通行的法学规范相悖。苏联称其为“平行经济、第二经济”；目前俄罗斯称其为“影子经济、违法经济、隐蔽经济”等。
20世纪的俄罗斯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试验，一次是中断市场经济运行而全面采用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次是彻底放弃运行了大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虽然两次制度变迁的方式相近(激进)，但方向、目标迥异，其伴生物――“影子经济”自然无法同质。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子经济”于夹缝中生存，运行成本(风险)较大(表面上看)，却对“短缺经济”形成有机补充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的“影子经济”借经济转轨出现的漏洞而大面积生成、变异乃至泛滥，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对俄罗斯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离散影响。源于对这一经济现实认识的不同，苏联和俄罗斯(1990年代后)历届政府对此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措施，取导了不同的效果。
一、对“影子经济”的理解与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艾德加・法伊格在探讨苏联时期这一问题时认为，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的中央(国家)所有制和生产活动的中央计划和控制的经济，如果这被视为第一(官方)经济的话，那么不由中央计划决定或不包括在生产资料国有制中从而逃脱中央控制的经济活动就是第二经济；而从法学的角度看第二经济则包括投机、计划欺骗、行贿受贿、欺骗顾客、从事被禁止的交易活动等等。可以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对苏联“影子经济”比较权威的界定。
经济转轨意味着俄在放弃命令式经济体制的同时，还无法在短期内构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这无疑会陡增界定这一特定背景下“影子经济”的难度。俄国家统计委员会1998年1月31日出台的《对于评估隐性(非正式)经济的措施论原理》中认为“影子经济”是“隐蔽的”、“非正式的”、“非法的”经济活动形式。参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这一现象理解的同时，艾德加・法伊格对这一问题的略论也给了我们视角和思维逻辑上的启示。这样一来，转轨时期的“影子经济”就可以被理解为：离散市场经济体制、有意违反现有法学法规和正式条例，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获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经济行为。其中，“离散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关于转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目标而言的，因为这一时期的法学、法规不但在内容上存在巨大漏洞，而且也存在着执行上的孱弱，一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违法的行为在俄却可以大行其道。而这恰恰是制约市场经济构建的“瓶颈”。
二、“影子经济”的成因及运行机制
“影子经济”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成因和运行机制有着本质的不同。
苏联在政权确立初期中断市场经济运行、选择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除受制于当时的内外环境外，还使其更多地承载了国家和政党的意志。为了获得公众对国家义理性的支持，政府必须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作为回报。然而，一种违背规律的制度安排在获得收益的同时，必然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其运行和产出效率也不可能借助制度本身得到保证。当愈积愈多的问题无法通过变革体制得到解决的时候，公众就不再对国家的义理性提供支持。产业结构安排失衡、经济运行低效引致的短缺经济环境下，为了获得必要的商品与劳务，社会成员不得不在体制外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寻找供给，计划经济时期的“第二经济”就这样被体制本身形成的短缺引致出来了。
计划经济时期“影子经济”的运行有几种彼此关联却又性质不同的途径(形式)。一是得到法学认可的私人经济，包括私人农业和建筑业等；二是没有得到法学完全认可的交易行为，如房屋出租、医疗服务、集体农庄工业生产等；三是被法学严令禁止的行为，包括投机、盗窃或其他挪用社会主义财产、走私、非法外汇交易等；四是普遍存在却无法以法学约束和杜绝的特权行为、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侵蚀等。
经济转轨意味着人们彻底放弃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义理性支持，认为通过制度变迁既可以消除短缺经济，也可以使“影子经济”合法化并使其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础。事与愿违，“影子经济”非但没有消除，还在转轨期呈现出了变异、多样、扩大和公开等趋势，在一些领域大有取代合法经济的迹象。这其中有国家为支付转轨成本提高税率所引致的个人、公司逃税行为，也有投资主体为规避投资风险而将资本大量移出的现实，更有无法统计的暗地交易行为，其直接和根本的诱因在转轨本身。
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确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方案本身的最优性和转轨条件的成熟性，正是这两方面的缺陷孕育了后期多领域、深度化的“影子经济”。俄国内外探讨资料表明，“一卖了之”的私有化的确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转轨进程的不可逆转，但70余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成为少数“俄罗斯新贵”的个人家业，则为“影子经济”的兴起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果能及时调整转轨策略并以法学手段规约金融寡头等的违法行为，“影子经济”势必缺乏泛滥的充分条件。但叶利钦时代被“俘虏”的政府无法、无力制定和执行适应市场经济构建需要的各种法学，精英管理者和民众也天真地将市场经济视为万能的制度，殊不知成熟的市场经济已演变成法制和宏观调控的经济模式了。即使政府成为利益集团寻租的工具，其本身承载的义理性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为支付社会运行和转轨的成本、稳定当时的经济形势，政府实行过财政和货币“双紧”的政策，高达利润60％－80％的税率促使更多的经营者要么放弃生产经营活动，要么避税、逃税和隐蔽生产经营。法学的缺失、政府功能的缺位及社会环境的恶化，使各种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经济不断出现。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彼时的一些“影子经济”现已变得阳光合法，如私人经济、合理的投机行为等；一些依然被严令禁止，如行贿受贿、走私、贩毒等。由于转轨时期环境要比计划经济时期复杂，“影子经济”运行的机制则更加多样化。这主要包括：一是借助私有化合法地以低价或国家补贴的形式控制优势公司，然后出售、转让牟利；二是先内部人控制公司再转移资产，使原有公司成为空壳；三是借助合法公司的产权转换从事犯罪
经济或洗钱；四是以逃税获利的法人和自然人行为，以及更多的无法进行统计的交易行为(如海关腐败)。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俄罗斯“影子经济”的成因及运行机制可以看到，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成因比计划时期更多样化，运行机制更加灵活、对目标主体经济的形成和运行的危害更大。
三、“影子经济”对主体经济的作用及政府行为
“影子经济”以不同的比例和方式与主体经济并存，这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同国家对这一经济形式的态度及处理措施因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异同。
从理论设计的角度去考察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也是凭借这一体制在20世纪的前50年完成了工业化、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并奠定了苏美争霸的格局。但特定环境下取得的绩效不能掩盖体制本身的脆弱性，为维持计划体制的刚性，苏联政府曾出台了许多法学防止逃脱中央控制的经济活动(“第二经济”)对“第一经济”的侵蚀。当命令型计划体制形成的短缺经济难以为继，政府开始放松对带有合理成分的“第二经济”的控制。这在当时最适合私人经济发展的农业、农村住宅建筑和零售业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据1979年的苏联官方资料，俄语论文范文，全国农业生产中，自留地产出：马铃薯占59％，蔬菜31％，肉类30％，奶29％，蛋33％。
如果说“第二经济”中的合理成分被松绑、释放出一定能量可以弥补短缺、缓和供需矛盾的话，那么另几种形式“第二经济”对任何类型体制的危害都是致命的。由于产权界限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等体制本身固有的缺陷，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国有资产被大面积侵蚀、官员借助行政权力干预经济并成为其收入的来源之一，从而形成了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一群体从维护既得利益的角度去维护业已失效的计划体制。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第二经济”都对“第一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不可小视的摧毁影响，后者甚至成为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主要依赖路径。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比例更大、分布领域更广、层次更复杂，规约的难度增加。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转轨过程中“影子经济”给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其中分布在一些领域的影子经济对处于坍塌状态的国民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提供了330万个就业岗位，农业和林业部门也吸纳了270万人就业。政府在转轨的特定时期对这一类“影子经济”的默许(或无暇顾及)合理却不合法，但却帮助整个社会度过了近十年的经济衰退期，这也是俄政府在这一特定时期获得义理性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因制度缺陷催生成的，俄语论文题目，如大量侵蚀国家资产、官商勾结垄断经营、非法贩卖武器、非法向国外转移资产等离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子经济”则是无法以数量或比例来测度的。进入普京时代后，俄罗斯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取向的转轨调整为“现代市场经济＋俄罗斯国情”目标，从税基、税率的调整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规约金融寡头到改善投资环境，从朝令夕改的命令到完善的法学制度出台等等。诸项制度的建设不但使经济运行更加透明，也使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设获得了有效的制度保证，国家的义理性也在不断提高。
通过略论比较可以看出，“第二经济”在弥补计划性短缺的同时也渐进地瓦解了这一体制，这是体制安排本身无法避免的。转轨时期“影子经济”的形成对计划时期“第二经济”有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而其中相当大的成分(如官商勾结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及由此形成的垄断、习惯性的偷逃税款、各种形式的寻租等)被转轨本身放大了并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严重制约着俄罗斯这样转型国家现代意义上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如果不对社会、政治、经济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建设的偏差会越来越大。
同计划体制时苏联和转型期的俄罗斯一样，中国“影子经济”(称“灰色经济”以证明主体经济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也从未消失过，其最终引致了渐进性的经济转型。由于选择了同俄罗斯截然不同的转轨方式，中国取得极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会以低成本在短时间内建成。虽然将中国目前的经济定性为“权利经济”有失公允，但给出的一个提示就是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法制、有调控和透明的经济运行模式。
[责任编辑：邹秀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