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地从物质积累的角度看待俄罗斯的转型，那可能会离开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得失来评价变革的失败，而是要看变革是否走向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安排和一种顺畅的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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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
俄罗斯很奇特，它是世界上唯一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国。这一特征如同其双头鹰国徽寓意的那样，具有东看看、西瞧瞧的地理便利和形成欧亚合璧的思想优势。
1991年独立后，俄罗斯进行了近15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其广度和深度真可谓惊天动地、史无前例、争斗激烈、艰难曲折。到底怎么看待其翻天覆地的社会经济变革？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俄罗斯那场休克还缺乏正确比较和反思，很多国人还在为俄罗斯现在的困境投出悲天悯人的一眼，相当多的人还以为俄罗斯仍然处于民不聊生的噩梦之中，甚至他们对穷困的俄罗斯人为何不再选择俄共的久加诺夫重新执政而愤愤不平。
但不能否认的是，15年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最大成果是宪法确立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及制度，促成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俄罗斯在经济制度方面已经彻底抛弃“玫瑰色的幻想”，根本扭转了“高投入、低产出、无效益”的行政命令体制。俄罗斯一些资深经济学家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革有不连贯性、矛盾性甚至野蛮性，但毕竟遏止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使得俄罗斯的变革走上了不归路。尽管私有化过程中的问题和斗争令人心疼，但毕竟前赴后继的改革为正常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形成维护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基础。这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普遍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
俄罗斯改变了以前体制遗留的“凡事依靠权力”解决的意识，促成了“效率优先”的市场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俄罗斯在理顺了经济关系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但这点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连续经过了5年增长，人均GDP已突破3200美元（我国是1000美元）。2000年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十年中最有成就的一年，GDP增长了8.3%，其中工业生产增长了14%。2001年GDP增长了5.4%；2002年是4.3%；2003年是7.3%。在连续几年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经济整体好转。据专家略论，今年实际增长要超过7%。
而且原来一直困扰俄罗斯的土地大国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通过《土地法》、《农用土地法》等一系列法学的实施，私人农场、畜牧业生产、肉、奶制品的生产加工业都呈增长态势。从2002年开始，部分粮食出口，恢复了十月革命前土地大国粮食出口的历史传统。
随着生产公司利润和综合出口的增加，俄联邦和地方国库税收相应增加，联邦财政进入了令人心安的无赤字状态。2002年开始，财政从连年的巨额赤字转为盈余。在连续5年偿还国内外债务（5年累计偿还苏联时期所欠外债近800亿美元）的情况下，2003年财政盈余额为1665亿卢布。联邦中央和各主体的出口增长也很快。近5年每年的外贸出口增长8%～16%；每年的外贸顺差400亿～600亿美元。2004年黄金外汇储备由2000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了近840多亿美元。
尤其在金融领域，俄罗斯已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各类商业银行为主体，国内外多种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现代金融体系。卢布在国内实现了完全的自由兑换，俄语专业论文，经过几年剧烈震动后，卢布与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在30比1左右的水平上。币值稳中趋升，通货膨胀率基本控制在3%以内。这是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增强的象征之一。
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政府有能力执行一些福利政策。普京总统在近几年多次声明：“国强首先要民富。政治家们活动的价值不在于自己的声誉和小集团的权利，而在于千方百计大幅度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上。”据有关资料显示：最近5年来，俄罗斯人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30%～40%。政府不仅全额补发了以往拖欠的退休金、工资、军人津贴等；而且全国的基础工资、军人津贴和退休金增长了40%～60%。居民的货币存款4年内增长了3～5倍，实际货币收入增长了46.2%。据保守统计，2003年最低生活标准（不包括多项实物补贴）全国平均达到2134卢布，约合74美元。居民储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每年下降2%，同时为来自独联体国家的几百万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
总结全俄各界在反思这段特殊历史的见解时，普京曾多次指出：“我们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
――政治改革多年巨痛，权力制衡机制开始运行
俄罗斯在继承苏联物质遗产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遗留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弊端，以及在打破弊端过程中导致的混乱，主要表现是：政权机制严重荒废，国家机器运转时而间断；匪帮横行、寡头坐大；政党组织不成熟，不具备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国家公务员人数过多，办事效率很低。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为了额外收入而挤压经营者，尤其是挤压中小企业家。他们为小集团私利往往制造恶劣事端，严重干扰民营经济发展；公民的安全没保障，有些执法人员为非作歹、横行霸道。
但应该看到，俄罗斯在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震荡之后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这些弊端（甚至这些弊端本身就是原有体制的附属物）与混乱，还有一个宪政民主，一个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初步构筑的立法、执法、司法相互制衡的现代权力机制。这种体制的建立其实就是为俄罗斯提供了一块基石，它不仅为国内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地发展奠定了综合性基础，也为国家发展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它使得俄罗斯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尤其是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消除了体制障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转型的艰难，俄国家政权软弱涣散，地方领导各自为政。一些行政长官集多权于一身，独断专行、飞扬跋扈、腐败成灾，甚至多次出现暗杀政敌的情况。对此，普京断言：权力的有效监督是以权力分开为前提。他同30多位联邦主体负责人进行了几十次的磋商后，冲破层层阻力，果断地进行三大改革：一是把89个行政主体按地域划为七大联邦区，并直接委派负责人，全面协调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二是依据立法、执法、司法权力分开的宪法法理，修改不符合分权准则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法，使各地行政长官不再自动兼任上院议员和这一立法机构领导人的职务。这一重要职务依法改为由地方选举的专职代表担任。这样，就从源头上纠正了行政负责人为自己立法的违宪状况，从而也结束了一些权势者横行霸道，下级、同级、上级都无法监督的混乱局面；三是把原来政府的几十个部委精简为十几个，把各部委的审批项目由原来的500多个减少到102个。作为法学专业出身的总统，普京的分权改革并不止于此，下一步目标是实现“每个公民都可以向国家宪法机关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公民开始和政府有了以前不可想象的对话与沟通。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专题会议和各类民意调查抒发意见；由全俄各地群众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大众媒体和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公民论坛”可以磋商全国人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包括车臣、反恐、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反贪反腐等等。
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俄独立后的第一部新宪法。自从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都能够在宪法的框架下参与政治。任何政党想谋求政治席位，就必须在这个前提下从事政治参与。
俄罗斯智囊认为：政治改革的任务，最终使人民不是在候选人之间，而是在不同的思想主张和党纲之间作出选择。为此，当务之急是建设真正能够作用公民社会政治生活的名副其实的政党。按照这一思路，普京在促成了俄“政党法”的出台实施的同时，敦促“执政党”搞好自己取信于民的党纲和资质，并缓和朝野矛盾，减少内耗，积极争取反对派政党在重大事件上的合作。因此，俄语论文，近几年俄国政坛出现了政党党纲和资质之间“没有硝烟的角力”，并经过多次分化、改组、联合，出现了由“团结”、“祖国”和“全俄罗斯”三大中派力量联合组成的“统一俄罗斯”党。这一中派政党联盟的出现，不仅改写了俄国上百年的政党史，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现政坛的力量对比。作为稳健的中派力量联合成的第一大党 “统一俄罗斯”党的出现，标志着俄国政治力量开始走向成熟。它在国家杜马的议员席位已超过其他政党。这一政治生态环境的形成，将大大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治斗争将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
俄罗斯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领袖意志，而是靠着一次次的选票调整着国家的前进方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其立国之基已经不可动摇。俄罗斯人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即使这种规则不那么完善，但它总比一个有着克格勃半夜敲门的恐惧的制度，更能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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