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与俄罗斯(苏联时期)的新闻改革有着相同的逻辑起点与事实起点，均是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始进行的改革，所不同的是前苏联在新闻改革一开始便冒出了激进的苗头，在改革的期间甚至出现了媒介混乱以致失控的尴尬局面，而我国的新闻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不变中求变。是一种渐变的过程。本文试图对中俄新闻改革比较略论，并由此得出俄罗斯新闻改革对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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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新闻改革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16-0044-01
一、中俄新闻改革概况
俄罗斯新闻改革要追溯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俄语专业论文，曾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公开性要求在对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任何问题上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的传媒逐渐成了不同政治观点的舞台。据统计，到1990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甚至包括13个政党的报刊)办了注册手续，其中的1/7属个人所有。这种改革引发了苏联思想混乱的局面。
可以说，当时苏联的新闻媒体改革对苏联的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这段历史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地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准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有识之士指出：有新闻传播领域的人员利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和野心。
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因为“政治多元化的实际形成”，国家电视和广播职能的行使“应该是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是为我国发生的现象作客观、全面报道任务的”，不允许存在任何性质的垄断(包括政党和集团)。这一切举措事实上舍弃了苏共控制大众媒体的权力。“报禁”开放了，外资和外国新闻媒介打入苏联。1990年，苏共领导人不得不承认，媒介已失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1992年1月开始实行自由价格政策，媒体从此走向完全市场化道路，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国内形成了数额庞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些私有资本持有者短期内通过融资投资等手段掌握了大量媒体，寡头即当时产物。普京一上任便对媒体寡头进行打击，坚持俄罗斯媒体有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媒介环境在政府意识抬头下重回媒体国家化与政党化为主的模式。
以上是俄罗斯改革的大致过程，而我国新闻改革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今已三十余年。从最初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1983年引入信息概念，再到1992年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后，新闻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在保护新闻单位的国有所有制以及事业单位性质的同时，叉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流，提出了一种十分中庸的改革方式，即“事业单位，公司管理”。
二、对中俄新闻改革的比较
俄罗斯新闻改革的同时，其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而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是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所以，属于上层建筑的新闻事业的性质也不会变。
俄罗斯的新闻改革从新闻过度自由、商业化，直到普京上台后政府意识再度强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放松继而又回归的过程，从最初大刀阔斧地改革，继而生出过多的不适，到最后重新开始加强行政管制。这也正应证了陀思妥夫斯基的话，他说，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特点本身就是“永远创建中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在其媒介改革中也可见一斑。但事实证明，这种操之过急的改革方式使国家不能很好适应。
在新闻产业化道路上，俄罗斯以激进方式完全将媒介抛人市场，迅速私有化，在俄罗斯境内，商业化媒介发展迅速，一些大财团也加入这个行列，最后形成了媒介寡头的格局，同时，外国资本也进入俄罗斯，民营和国外的大众媒介集团作用力在不断扩大，给国营的媒介带来很大的冲击。而我国的新闻改革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大潮流，也做了很多工作。从1978年人民日报等首都八家新闻单位“事业单位，公司化经营”开始，到i996年我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再到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对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指示“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集团做大做强”，我国新闻界一直在产业化道路上一边摸着石头一边过河前行。
我国新闻改革，采取的是中庸温和的方式，避免了社会的动荡，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不变中的求变，并不是根本性的改革，我国新闻改革更多是在微观的业务上进行，新闻宏观体制在大框架上并无根本变化。然而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对新闻的诉求变化又逼迫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化。在任何领域，体制改革都是敏感话题。邓小平在1986年就曾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作为具有大智慧的领袖，邓小平深深意识到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在新闻媒介领域的体制改革亦如此，但现行的所有制及制度能够多大程度地承受这种变化，并不明朗。
俄罗斯新闻改革与我国有相同的逻辑起点与事实起点，均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始进行改革，而他们的改革对我们也有一定启示影响。
首先，俄罗斯新闻改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改革忌讳操之过急，一旦放松甚至放弃对新闻传媒的必要调控，传媒运作就会进入混乱状态，被某些阶级政党利用。对新闻传媒合法适度的调控，在任何时空下都极为必要。政府对新闻传媒依法调控，是正常现象。政府对传媒的调控应保持在有效并有理有节的良好状态，绝不能放松甚至放弃，否则就是于民于法的失职。传媒的领导权和经营权应掌握在国家和政党手中，增强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俄语论文，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保障新闻传媒自由；防止敌对势力对我国传媒的文化侵略甚至颠覆；防止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权力和资本的结合。
再者，应该保证受众的知情权。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一个内涵，应是从“喉舌论”到“信息论”。“喉舌论”是我国传统新闻体制的支点，所有体制与政策都围绕着保障传媒是政府“喉舌”而建构。但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对领导机关负责，而忽略其对受众的责任。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初期新闻传媒的“集体失语”更是传统传媒体制弊端的集中体现，它造成了民众对主流传媒的不信任。
而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基础资源，受众依法享有知情权，实现知情权，就必须要求“信息”――这种重要的基础资源实现充分的分享。而只有坚持这种新闻改革，传媒业才能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