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严控“外国代理人”引争议[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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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法》作出修正引发巨大争议,有人认为反映出俄公民社会发展的进程和非政府组织立法的完善,俄语毕业论文,也有人担心这只是普京政府压制反对派声音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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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没有任何警告,俄罗斯日前突然要求美国政府结束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俄罗斯的工作,停止援助俄民间组织,还单方面给美国设定了相当急迫的最后期限――10月1日。9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了“克里姆林宫这个具有挑衅性的决定”。次日,俄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维奇解释称,对USAID予以取缔的原因,是该机构“试图通过分配援助资金来作用俄罗斯政治进程,包括各级选举”。
  俄罗斯的这一举措也表明,普京政府正加紧对国内非政府组织(NGO)念起“紧箍咒”。7月21日,俄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有关《非政府组织法》的修正法案。其核心内容是,任何一个接受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俄罗斯NGO都将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这份由统俄党议员提出的法案在俄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赞成与反对的声音针锋相对。
  赞成与反对背后
  USAID已在俄罗斯工作达20余年。俄罗斯唯一的独立选举监察组织Golos、透明国际莫斯科分支机构等俄国内著名的NGO都曾接受USAID的资金援助。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普遍认为俄方的这一举措是一种当面侮辱,说明美俄关系出现了新的恶化。俄罗斯此举将切断USAID对俄民间组织每年5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虽然数额不多,但对那些因为俄罗斯加紧控制国内政治活动而需要依靠外国资金的NGO来说,可谓是毁灭性打击。
  这并非俄罗斯首次通过立法手段管理NGO。早在1996年,俄罗斯就颁布了《非政府组织法》。进入新世纪,独联体国家接连发生“颜色革命”后,时任总统普京又于2017年推动对《非政府组织法》进行大规模修改,并于2017年1月正式签署。当时的法案规定,俄当局有权对NGO的活动和财务进行随机审查,特别是对超过50万美元的资金流入进行监控,一旦发现违法行为立即取缔。
  与前两版相比,此次《非政府组织法》修正案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增加了“外国代理人”这一类别。根据这次的新法案,任何符合以下两个特征的NGO均必须被列入履行“外国代理人”职能的组织清单,即受到境外资助与从事政治活动。按照正常程序,新法案预计将于11月中旬正式生效。来自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国内的23万NGO中,大约有1000个可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
  针对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NGO,新法设置了种种强制性规定:‘外国代理人’必须在90天内主动向俄司法部申请进行特别的登记注册;必须每半年提交一次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报告,并接受其他特别检查;必须在其传播的出版物和网络材料上特别注明“由外国代理人发行”等字样。如违反法学,此类组织将被处以30万-100万卢布的罚款,负责人可被判处3-4年有期徒刑。新法还规定,所有来自海外的资金均可被理解为境外来源,不论资金来自于政府、国际性组织,还是个人、法人或无国籍人士。
  由于“外国代理人”一词在俄语中含有“外国间谍和走狗”之意,许多NGO认为受到了侮辱,发誓“将坚决抵制这一法学”。其他一些NGO的领导人则诉苦说,由于俄政府和商界不愿资助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他们只能接受境外资金。而一旦被新法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后,他们在俄国内将会更加不受欢迎。
  很多人担心,这只是普京政府压制反对派声音的开始,是对去年以来的大规模“反普”示威的强硬回应。自普京明重返克里姆林官以来,俄罗斯已修改了一系列法案,包括恢复俄刑法典中的“诽谤罪”条款、在俄建立统一的域名清单和违法内容网站清单以及在《集会法案》中把对那些未获批准的游行集会的罚金提高数十倍等。美国负责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7月25日表示,由于上述法案的通过,俄罗斯的媒体自由状况出现恶化,美方对此深表关切。英国外交部也批评说,这些法案将在社会散布不信任情绪,为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阻碍。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俄国内支持新法的声音同样不少。全俄社会舆论探讨中心的民调显示,2/3的俄公民支持普京签署这一法学。一段支持对“外国代理人”加强管控的视频说道:“你有权知道谁在试图作用你的观点。一个国家必须有反对派,但如果它是在保护外国利益,你有权知道这一点。”俄国家电视台则引述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法》反映出“俄公民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对非政府组织立法的完善和现代化”。
  在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探讨所副探讨员庞大鹏看来,支持与反对声音并存说明俄罗斯现在的政治生态与2017年大规模修改《非政府组织法》时有了显著变化。2017年因为受到“颜色革命”的冲击,寻求政权的稳定不仅是政治家个人的利益诉求,也是民众的普遍需要,再加上普京当时的执政地位无人撼动,所以那次的修正案在俄国内得到了一致支持。但是现在,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已经觉醒,中产阶级已经壮大。“虽然普京在精英阶层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他执政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俄语毕业论文,这种社会基础的变化又带动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变化。这是此次修改《非政府组织法》引起强烈反应的核心原因。”
  法案脱胎于美国
  许多支持新法的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指责使用了双重标准。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阿列克谢・穆欣表示:“美国国务院和英国政府忘了,此类外国基金会和外国代理人在他们的领土上从事政治活动也是明令禁止的。很难想象由‘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组织的带有白色缎带的反对派在华盛顿将白宫包围。”俄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更明确指出,修正案所用的“外国代理人”一词完全是从美国类似法学中借用过来,不是俄罗斯创造的。
  拉夫罗夫所指的,是美国于1935年出台、至今仍在执行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援引俄罗斯NGQ人士的话说,虽然同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所界定的概念范围远远大于美国。“FARA所指的,是‘在外国委托人的指导和控制下’在美国境内进行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如今FARA主要是针对直接为外国政府、政治运动或其他被明确界定的外国事业进行宣传或筹款的院外游说团队及个人。而俄罗斯规定,只要从任意境外来源接受任意数量的资金并从事政治活动,就会被视为‘外国代理人。”
  庞大鹏则指出,虽然许多NGO言之凿凿地要抵制《非政府组织法》,但在俄罗斯目前的“主权民主”体制下,这些抵制完全是杯水车薪,对法案的如期实施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作用。“NGO唯一能做的,就是注意方式措施,尽量规避‘雷区’。”
  在清华大学非政府管理探讨所副所长贾西津看来,俄罗斯政府这次对《非政府组织法》所作出的修正不啻为一种倒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各国对外国资金介入本国政治都会做严格限制,比如美国的《外国代理机构注册法》,它的范围局限于国外力量在美国设立的政治性代理机构,所要求的主要法学责任是这些机构与外国政府的关联与资金等信息公开,其立法目的是保障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外国力量的作用有知情权。这与限制NGO的境外资金来源、给接受境外资金的组织‘贴标签’完全不同。”
  贾西津认为,依据资金往来给组织“贴标签”的做法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这种一时性的稳定是脆弱的,因为它在打击一个“问题机构”的同时,限制了成千上万个NGO的发展。
  在俄罗斯宣布修改《非政府组织法》后,中国国内近来似也有呼声认为,中国应效仿之,严控“外国代理人”的在华活动。贾西津则表示,事实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已于2017年底发布了《对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目前,在国内外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的背景下,对境外资金介人入本国政治进行监管是有意义的。但我们在借鉴外国经验时,一方面必须注意细节做法,不要笼统地将法学程序简化为政治准则,这种语言上的模糊化处理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导致反向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各项举措的背景和效果,比如美国的反纳粹时期出台的《外国代理人法》、‘9・11’之后的《爱国者法案》、印度的限制境外资金的政策等,在当地也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
  编辑 漆菲 美编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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