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春伊始，就传来令人振奋的喜讯。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化年。在这一年内不仅有俄罗斯的绘画展出，也有电影的展映，还有音乐、戏剧、文学等方面的展示。中国人民将沉浸在俄罗斯文化艺术的氛围里，尽情享受艺术美的熏陶。提到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诗歌对中国诗歌创作者的作用，可谓独一无二。别人不说，单就我个人的诗歌创作体会足以证明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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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日处女诗作《秋收忙》之后，便从事诗的业余创作，至今已是第５０个年头。回顾自己在没有名师指导的岁月里，能够从诗歌爱好者成长为以写爱情诗著称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凭着俄罗斯诗歌对我乳汁般的哺育。如果将我的诗歌创作比作诗海航行，那么我乘坐的舟船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舟船，双手挥动的却是俄罗斯诗歌的桂桨；如果把探究的诗路比作航程，那么俄罗斯诗歌就是指引我永远前进的导航灯。
１９５８年我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训练团，在海道测量轮训大队，除了读业务书籍、野外实习外，我把业余时间的一部分用在攻读中国的新诗和古典诗词上，另一部分则是放在攻读莱蒙托夫、普希金的诗歌上。普希金的《致大海》一诗，启发我写出了热爱祖国、保卫海疆的抒情短诗《新水兵》。这首诗在１９６２年６月的《解放日报》副刊《朝花》上，成为我的代表作。这期间我还通读了伊萨可夫斯基的诗集《和平颂》以及他的论著《谈诗的秘密》一书，从而为我在表现水兵情怀的军旅诗歌方面起到很好的辅导影响。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以后，由于调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我从新闻岗位上被派去搞专案工作。在近５年的工作中，除了内查外调，我将空余时间放在探讨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涅克拉索夫的《冬天的红鼻子》《在俄罗斯谁最自由》，马雅可夫斯基的《好！》《穿裤子的云》等叙事诗上，从而启发我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生活素材先后写出了《碧海红灯》《标灯闪闪》等叙事诗。特别是在学习了普希金的童话长诗《渔夫的故事》之后，我掌握并应用了其中的“反复”这一“辞格”的创作技巧，写出了我在上世纪７０年代追求叙事诗创作的代表作《蚌姑娘――渔眼的故事》。这些叙事诗后来结集成《董培伦叙事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我从海军转业到杭州浙江电台任文学编辑。随着“四人帮”被粉碎，祖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政治环境的宽松、思想的不断解放，文学艺术开始蓬勃发展。８０年代初我转向爱情诗写作，那是由于工作关系我采访了著名爱情诗人汪静之。同他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不仅了解了他的恋爱生活，还拜读了他送给我的爱情诗集《蕙的风》。从此，我仿佛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找到了表达诗情的突破口，把久藏心中１０余年的恋爱生活素材化作诗情一下子喷涌出来。不几天就写了十三首爱情诗，其中包括代表作《沉默的约会》《我该把你藏在那里》等。请汪老审读后，他在我的诗稿扉页上写下：“培伦同志的《海疆恋歌》，感情是健康的，诗语是清新的，这样的爱情诗不会有一点副影响。”汪老的批语写于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２日。那时候正在反自由化，一些刊物还不敢刊登爱情诗，汪老的肯定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我认真回忆了我的恋爱生活。因为女方家庭成分的作用，常常出现一波三折的困难局面。当我找到第５个恋爱对象时才勉强通过政治关，谈了两年半上级才同意我们结婚。婚后又是１２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其中的悲欢离合把我们折腾了大半生。我在心里惦量着，感到我的恋爱生活比汪老要复杂得多，而且他写爱情诗时才十八九岁，只写了四年，而我是人到中年，从不惑的年龄开始写爱情诗，相比之下我占优势。从此我暗下决心，要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超过我的前辈。当我放开胆子进行爱情诗写作时，却招惹来一些同道的非议。１９８５年在一次对于诗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诗人向我发难说：“爱情诗是青年人写的，你都到了中年了，怎么还写爱情诗？要写你也只能写中年人的爱情……”
要不要继续开掘自己的爱情生活积累的矿藏，对过去生活的积累能否在今天去激活去表现？这时，我陷入深深的迷茫中，正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忽然被大雾笼罩。正在徘徊中的我，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声声雾号，向我呼唤着前进的方位；也像眼前忽然浮现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着我的航路。这雾号、这灯塔，正是诗人查良静翻译的《邱特切夫诗选》。当我从新华书店找到这本诗集时，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邱特切夫（１８０３――１８７３年），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大师。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他以歌咏自然、抒发性情、阐扬哲理见长，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俄罗斯诗人，曾受到同时代作家、诗人的热烈称颂，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在这本诗选中，我特别钟爱他的爱情诗。他的爱情诗大部分是写给先他而逝的年轻妻子的。篇篇都是生离死别的绝唱；而我写的是作为军人的我同妻子的悲欢离合，俄语论文，虽然不是悲情欲绝，却也有人生的抑郁忧伤。他的感情尽管遥隔一个多世纪，但我同他之间还是息息相通的；其表达诗情的手法完全可以借鉴。在通读邱特切夫的爱情诗时我还发现，他在３０岁时写的《呵，我记得那黄金时刻》这首诗，是他回忆２０多岁时与女友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一段交往。诗中形象鲜明、感情细腻、思想深刻，读后令人拍案叫绝。这说明爱情诗不仅可以写于谈情说爱的当时，而且还可以回忆往事，其新鲜程度照样像水果刚从树上摘下一样。而他７０岁那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写了一首《给》的２０行短诗。还是写给他年轻时代的那位女友的：“我遇见了你，／那逝去的一切／又在我苍老的心中复燃／我回忆起那金色的时光／我的心又变得如此温暖……”“过去年代的心灵的丰满，／又在我的胸中轻轻浮动，／我怀着久已忘却的欢乐，／望着你的亲切的面容……”
邱特切夫晚年写的爱情诗告诉我，爱情诗不仅可以通过回忆往事来抒写，而且还可以写到晚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就打消了一些非议在我心中造成的重重顾虑，从此我就年复一年地在抒写其他题材诗歌的同时，不间断地把心中久藏的爱情生活春蚕抽丝般地、一首首地写出来。从８０年代开始，至今仍在写着……先后出版的爱情诗集有《沉默的约会》《浪漫岁月》《温馨的梦幻》等多部，其中的《董培伦爱情诗选》荣获全国２０００年“海东杯”９０年代优秀新诗集二等奖。到目前为止，我创作的爱情诗已超过２５０首。这些诗篇经过岁月的洗礼，有的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新鲜感。２００５年，诗人、作家、教授柯平从中选出他感兴趣的５８首，经过逐首点评之后，结集成为《太空之吻――柯平选评董培伦爱情诗５８首》，俄语论文范文，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诗评家谢冕教授著文说：“通读全诗，佳作联翩，不能不令人惊叹董培伦感情之炽烈，想像之丰富，比喻之生动，体式之多样。他写初恋，写热恋、写擦肩而过的美丽，写别离之后刻骨铭心的相思，丝丝缕缕，欲死欲生，真是情到深处，爱到极处，他的笔墨到处，却是满目锦绣……”
回顾我５０年来在新诗创作中走过的坎坷历程，心中油然升起对俄罗斯诗歌大师们的感激之情。特别是邱特切夫的传世经典之作，扶助我在新诗创作中让爱情诗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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