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研讨俄罗斯的国民认同,就是要理解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认知和内在诉求,其背后是理解俄罗斯社会的价值体系的问题。俄罗斯社会转型后国民认同的失落和再造,与最初脱离本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基础,以及此后恢复威权主义传统和强国意识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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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俄罗斯 国民认同 社会转型 变迁
作者 刘汶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探讨所助理探讨员。(上海:200020)
国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民族认同、公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内容。研讨俄罗斯的国民认同,就是要理解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认知和内在诉求,其背后是理解俄罗斯社会的价值体系的问题。这既是俄罗斯自有的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塑造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动力机制。
俄罗斯国民认同的特征和历史文化根源
界定俄罗斯国民的身份认同、身份特征向来是俄罗斯探讨的难题之一。无论是在根植于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人还是根植于儒释道文化的东方人眼中,俄罗斯都是一个谜。正如丘特切夫的四行诗所言:“理智理解不了俄罗斯,一般的标准衡量不了俄罗斯。”总结俄罗斯本土及世界各国学者对俄罗斯国民认同特征及俄罗斯人精神气质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驯顺与超强的忍耐力。俄罗斯人民的道德修养和东正教都孕育着俄罗斯民族一种巨大的道德宽容,形成了他们广博的同情心与忍耐力。“俄罗斯人可以无限地忍耐与酝酿,经历着温顺的磨练。”[1]俄罗斯人民专注于内在的精神生活,具有远离世俗幸福的苦行主义天性,对自身以外的周遭社会期望很低,对政治家的期望则更低,“在国家事物中是驯服的,被动和软弱的”[2]。这种驯顺与忍耐力把苦难和失败也看成理所当然之事,甚至倾向于宽恕任何一种破坏行为,包括腐败和犯罪,这成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黑色经济一度蔓延的原因之一。
2. 文化优越感与宗教二元论。俄罗斯的各个阶层,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都广泛存在着一种“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信仰。这一哲学兼思想性的信仰认为,俄罗斯有着“独特的命运”――俄罗斯比其他卑下的物质主义国家要高出一等,它由于经历过深重的苦难而高出一等。[3]在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看来,西方就是理性和科学的探求及个人利益的同义词。俄罗斯人相信他们会比西方更好地解决人类所有未决的问题,他们拯救世界不是靠先进的政府或先进的社会组织、文化或军事力量,而是靠俄罗斯人民的道德力量。[4]
俄罗斯的宗教意识具有典型的二元性。一方面,神圣性具有最高价值,俄罗斯人渴望在圣者那里得到灵魂的拯救。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常常感到,如果不能成为圣者和提升到超人的高度,还不如停留在卑鄙的状态里”,西方社会认为的一些人类普世价值,如完善、崇高、光荣、正直、纯洁、光明等,“在俄罗斯人觉得是微不足道的,过于凡俗”。这种二元性让俄罗斯充满悖论和矛盾,让俄罗斯人摇摆于野兽与天使之间。
3. 救世情结与大国意识。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自16世纪第三罗马思想形成以来,俄罗斯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深深的意识,即俄罗斯是人类的希望,俄罗斯民族是“神选民族”,是唯一负有弥赛亚使命的民族。大国思想和扩张欲望渗透于弥赛亚意识中,在俄罗斯世代相传,第三罗马情结后来演变成莫斯科王国,再以后变成帝国,最后则变成第三国际。[5]
俄罗斯民族诗人描写最多的就是“俄罗斯是一个疆土辽阔,自然资源富饶的强大国家”。与此相伴的民族骄傲情感,可以从“强国”一词中一览无遗。苏联在短时期内所创造出来的惊世伟业,所具有的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以及苏联政府积极宣扬的俄罗斯文化优越论,在强烈地激发起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更对膨胀俄罗斯人的大国思想产生了强烈、持久的作用。
4. 崇尚权威与村社精神。皇权思想和崇尚权威是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培养出来的民族特性。在专制制度下俄罗斯人缺少自主意识,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带领他们前进的“好沙皇”,正如恩格斯所说:“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沙皇被农民看成是人间的上帝”。[6]
俄国的村社制度为俄罗斯长期的专制制度提供了自然经济基础,俄国国民也因此是世界上最具公社性的国民。这种农村公社以土地公有、定期重分、集体管理为准则,它培养的是村社集体主义精神和依赖思想,抑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在此经济基础之上,自由主义始终与俄罗斯本土文化存在距离,而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文化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一个价值体系不可能简单地被想象出来或人为地建构出来,通过略论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来寻找俄罗斯民众中普遍和共同的观念和心理,这是理解俄罗斯国民认同的基础。首先是苦难的战争史。俄罗斯的历史充满各种入侵和扩张,战乱频繁。因为充满战争,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就特别深重。在连年的战乱作用下,俄罗斯民众养成了承受灾难和忍辱负重的性格特征。并且和犹太民族一样,在历经苦难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拯救意识。
其次是深远的东正教作用。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联姻,选择了东正教作为官方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第二罗马崩溃之后,在东罗马帝国作用极其深远的几位宗教界人士,把眼光转向俄罗斯,转向莫斯科。1492年,当时德高望重的左西马教父致信伊凡三世,说俄罗斯从此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1510年,当时权势极大的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致信瓦西里三世,说上帝的意志明显地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代表了人类和基督教的黄金时代,俄罗斯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继承人,俄罗斯就是第三罗马。自此以后,俄罗斯人深信自己的民族是神选民族,肩负拯救世界的责任。俄罗斯民族根深蒂固的救世情结、大国情结和文化优越论一起,都根植于俄罗斯这一特殊的宗教历史事件。尽管苏联时期政府毁坏了很多东正教教堂,着意进行了世俗化,但俄罗斯民间始终强烈地保持了这一宗教倾向。
再次是艰难的民族文化自觉过程。在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上,始终存在着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这两种力量的博弈结果构成俄罗斯特有的历史惯性,也表明了俄罗斯民族对待自我特性和价值的探究。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从历史上看,当俄罗斯遇到危机、需要摆脱困境时,俄罗斯往往求助于西方;当其强大后,它又开始强调自己的特色和试图对世界的发展进程施加作用。[7]20世纪俄罗斯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俄罗斯传统的精神气质,也源自于思想界对统一俄罗斯认同的要求。当时马克思主义同时满足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观点,关于前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来自于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思想;关于后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欧社会的批判。
俄罗斯社会转型后的国民认同变迁
一是国家认同的失落与对强国地位的怀念。1991年俄罗斯以政变的激进形式推翻了苏联政权,试图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希冀如西方长期宣传的那样以此实现国家的富裕和人民的自由,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关于俄罗斯人来说,激进改革年代实行的民主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他们国家经历的最可怕的污点。1991~1994年间的一系列民意调查结论显示,俄罗斯人并不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而是“不愿意认同这个国家和民族”和“国家虚无主义”。不到1/3的年轻人把服兵役当做“责任和荣誉”,不到10%的人认为“忠于民族传统”对信仰和道德会有重要作用。[8]
正是经历了苏联解体前后的国家地位落差,让俄罗斯人意识到只有国家的强盛才能有个人生活的安逸,让俄罗斯人拥有普遍的怀旧情结。2017年在圣彼得堡的调查显示,11%的人明确认定自己是失去大国地位的公民。关于社会转型期间产生的贫富悬殊、经济危机频发,商业欺诈、暴力犯罪大幅上升,法学、秩序失控,人们都归咎于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这种心态无疑有利于对自由主义的贬斥和增强对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认同。2002年的全国调查数据显示,有62%的俄罗斯人认同自己是苏联人,2017年,该数据仍达58%。①
二是民族认同的离散与民族主义的高涨。苏联时期,受列宁从阶级立场认识民族问题的思想措施作用,把民族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包括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持批判态度。党和政府有意识地推进族际交流和民族融合,力图铸造出统一的历史性的人民共同体,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民族――苏联人民。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国民认同发生分裂,尤其是在民族认同方面的冲突加剧。没有了“多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每个民族都根据自己的文化、语言、传统和习俗来定义自己,各民族之间的差别凸显。历年调查数据表明,民族认同总是略高于国家公民认同,俄罗斯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度不高。2017年的数据显示,认同自己是俄罗斯公民的为85%,而认同自己是本民族一员的为92%。②
苏联解体还引发了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苏联解体,2500余万俄罗斯人一夜之间成为14个主权国家的少数民族。新兴民族国家要求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这就给大多数没有掌握当地民族语言文化的俄罗斯人建立公民认同提出了现实的难题,导致出现俄罗斯人以民族为依托争取公民社会地位和以民族自治为手段争取民族政治权利的斗争。回归“俄罗斯祖国”的移民潮反映的同样是俄罗斯人对现实国家的认同危机。与苏联时期的明显反差导致了俄罗斯人强烈的失落感,他们在怀念苏联的同时将希望寄托于曾经作为联盟国家支柱的俄罗斯联邦,希望能从那里找回失落的祖国。
2004年以来,随着俄罗斯国内的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发展、北约东扩等因素,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有了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解体耿耿于怀,把苏联解体看成是20世纪俄罗斯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同时,出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为民众的排外情绪严重。2017年的调查显示,59%的俄罗斯人要求限制外来移民。在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也表现出了对作用俄罗斯纯洁的担心。例如圣彼得堡市民广泛抗议中国的“波罗的海明珠”投资项目,屡发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9]
三是社会公平的失衡与社会情感的迷失。90年代初期的激进改革,因为没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套,私有化对俄罗斯的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也极大地伤害了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的社会感情。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挥霍倒卖,财产私有化和管理部门充斥着犯罪,结果导致社会结构失衡。1997~1998年是俄罗斯社会消极情绪最多的时期,有75%以上的居民认为,“俄罗斯现在走的路是一条走向衰落的灾难之路”。在整个90年代下半期,一半以上的居民对国家的状况感到羞愧和屈辱感,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不公正感,同时还有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感觉和个人的无助感充斥着俄罗斯社会。此外,人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其中包括面对生活不确定和各种形式的暴力的恐惧。当时还充斥着对政治、军事和其他国家机关代表的不信任。[10]
俄罗斯人本来对世俗生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看重和不严肃的心理,加上目睹社会严重不公,导致社会充满投机性心理。2017年的中俄社会认同比较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对取得成功的前五位因素评价中四个是机会性因素,包括“认识人、有路子”、“有后台”、“运气好”和“出身富裕家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对心灵秩序的追求寄托转向宗教信仰,“我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已经成为当今俄罗斯人评价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的最可信标准。
四是普京的威权政治与国民认同的重构。普京执政后致力于俄罗斯形象的重塑和国民认同的再造。事实上,叶利钦后期、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运作都彰显了鲜明的威权主义色彩,无论是“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本质上都是威权政治。梅德韦杰夫也强调俄罗斯强大的国家政权与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强大的总统制至少要维持到2020年。总之,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决定着威权政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延续。对俄罗斯而言,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权威的空缺和虚弱将是灾难性的。俄罗斯民众也因对苏联时期社会稳定的怀念,而对普京推行的带有苏联时期特点的威权政府表示欢迎。
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多少有文化复兴的表征,但更重要的是,普京恢复了俄罗斯的力量和独立。关于那些对苏联解体后的社会状态感到失望的人们来说,普京无疑是上帝给俄罗斯送来的礼物。他见证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再次崛起,并因此让俄罗斯人的民族骄傲感再次膨胀。普京在尊重和集成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塑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突出强调爱国主义和强国理念,这符合俄罗斯的传统和现实需要。通过精心建构自己的人格魅力,受人欢迎的普京清楚地构建了当代俄罗斯崭新的国民认同。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俄罗斯人对自我认同的追寻过程。俄罗斯国民认同的失落和再造,与最初脱离本国文化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基础,以及此后恢复威权主义传统和强国意识紧密相关。这个失落与重构的过程告诉我们:缺乏民族精神和传统基础的体制改革注定对人民和社会是创伤性的,离开国家整体利益为导向的改革注定对民族和国家是灾难性的。时至今日,俄罗斯改革带来的社会情感创伤仍未完全抚平,民族认同、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仍未能统一,民众心理上对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仍处于迷失状态,与此相关的民族矛盾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危险因素之一。俄罗斯要真正实现其大国复兴理想,必须将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统一于国家认同之下,从情感归属上再造一个俄罗斯国家共同体。
[本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俄社会结构与社会认同比较探讨”课题的中间成果。]
注 释:
①② 数据来自于2017年11月19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探讨所E.达尼洛娃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所作的《俄罗斯的国民认同问题》报告。
参考文献:
[1][2][8]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灵魂.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73、7、49.
[3][4]理查德・来亚德、约翰・帕克. 俄罗斯重振雄风.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47-48.
[5][6][7][9]左凤荣. 重振俄罗斯.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12、13、38-51.
[10]戴隆斌. 改革后俄罗斯的社会心理状况.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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