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元、多样、多变已成为当下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鲜明特征，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为读者和探讨者迅速、准确地了解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与有效的途径。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成长史与解体后新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在时间上具有惊人的巧合性，它见证与反映了新俄罗斯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在促进当代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让外国读者了解俄罗斯当代作家与著作方面，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更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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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布克奖；新文学；影响；作用
中图分类号：11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7）02-0104-06
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转眼间，俄罗斯文学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与之相巧合的是，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也创办于1991年，同样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今天来回望20世纪90年代至2l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探讨者的心态可能更为平静和客观，拉开时间距离的关照也可以显得更为冷静和超脱。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首个非官方主办的文学奖，最初由英国布克奖基金会建立，于1992年开始颁奖，不久便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俄罗斯文学年度奖项。1997年，布克奖摆脱了英国方面的控制，改由俄罗斯斯米尔诺夫伏特加酒业企业担任赞助商。从2002年起，由俄罗斯富豪米哈伊・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股东会建立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垄断了该奖项的经营，奖项一度更名为“布克一开放的俄罗斯奖”。自2017年起，该奖项恢复了1991年创立时的名称，即“俄罗斯布克文学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便是各类文学奖项的兴起。据统计，在鼎盛时期，各种大大小小的奖项总共有600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奖项有“国家奖”、“总统奖”、“普希金奖”、“索尔仁尼琴奖”、“莫斯科-彭内奖”、“别雷奖”和“凯旋奖”等。在所有这些大奖中，最引人瞩目、最具权威性、最具作用力的奖项当属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这首先得益于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有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评奖体系，它成功地借鉴了英语布克奖210多年的举办经验，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在提名、入围名单和最终获奖名单的操作上都具备相当的透明度。其次，布克奖杜绝了双黄蛋现象，最终获奖者只有一名，保证了最终获奖者的独一无二性及获奖著作的权威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俄罗斯布克文学奖重点关注文学生活本身，关注文学著作的纯洁性。第四，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具备很强的包容性，它的获奖著作涵盖了苏联解体之后新俄罗斯文学中各种重要的文学流派与创作思潮，它的每次评奖“都构成了对当代文学一种独特的大检阅，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强大存在”。
在当今的俄罗斯，布克奖已取代原有的国家奖，成为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布克奖的获奖著作大都被译成了英语、法语等外语，受到西方读者与评论界的关注。在我国，《俄罗斯文艺》、《中国俄语教学》等期刊，以及《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文艺报刊，先后了一些有关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获奖著作的探讨论文和报道，在张捷编著的《当代俄罗斯文坛扫描》中对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也作了一些简述。由刘文飞担任主编的“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获奖小说丛书”，已将大部分获奖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这些都为中国学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布克文学奖对俄罗斯20年新文学发展所起到的推动影响和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还未得到深入探讨。
在苏联解体后的20年里，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共推出了20位才华横溢、风格各异、分属不同流派与创作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和其获奖的著作分别是：1992年马・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3年弗・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又译《审讯桌》），1994年布・奥古贾瓦的《被取消的演出》，1995年格・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6年安・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1997年阿・阿佐尔斯基的《兽笼》，1998年亚・莫罗佐夫的《他人的书信》，1999年米哈伊尔・布多夫的《自由》，2000年米・希什金的《攻克伊兹梅尔》，2001年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2002年奥列格・巴甫洛夫的《卡拉干达九日记》，2003年鲁班・大卫・贡萨列斯・加利戈的《黑中之白》，2004年瓦西里・阿克谢诺夫的《伏尔泰者》，2017年吉尼斯・古茨科的《无路可寻》，2017年奥莉加・斯拉夫尼科娃的《2017》，2017年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的《马蒂斯》，2017年米哈伊尔・叶利扎洛夫的《图书馆员》，2017年叶莲娜・奇若娃的《女人们的时代》，2017年叶莲娜・科利亚金娜的《鲜花十字架》，2017年亚历山大・丘达科夫的《暗雾笼罩着古老的阶梯》。
透过这份长长的获奖名单，可以管窥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布克奖与新俄罗斯文学同步发展，真实地记录了当代文学进程的风雨和足迹。通过对俄罗斯布克文学奖20年历史的追溯与探讨，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的趋势与走向，了解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的困惑与反思。
下面从五个方面具体谈谈布克文学奖对俄罗斯20年新文学的影响和作用。
一、布克奖极好地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
俄罗斯文学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19世纪末至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杰作与黄金时代的巨擘们获得了世界声誉，同时先锋浪潮、现代主义探究、白银时代的各种流派纷纷粉墨登场，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其成就获得了学界与大众的一致认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图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此时俄罗斯文学正处于一个美学、思想、道德模式都经历了变化的特殊时期，宛如所有的文化领域都被深耕了一遍。世纪之交最后10年的俄罗斯文坛注定成为多种潮流的聚焦点：不仅涌现出多种多样的艺术流派、创作措施和美学思潮，而且文学符号也进行了全面替换。正如评论家纳・伊万诺娃所言：“文学本身、作家的影响、读者的类型都完全改变了。” 放弃苏联时期文学所承载的教育功能，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艺术领域内的自由与平等，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开始迫不及待地行使艰难获得的权力。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内部，诞生或者说恢复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潮流，诸如先锋主义和后先锋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感伤主义、元现实主义、观念主义、社会艺术小说等等。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呈现出现实主义作家与后现代主义作家比邻为伍、同台创作的未曾预料到的奇观。
在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的同时，文学自觉地卸下了先前所承担的社会舆论的喉舌和人类灵魂的教育者的重任，著作的主人公不再是那些标兵式的正面人物，取而代之的是流浪汉、酗酒成癖者甚至杀人犯这些社会边缘人。
一言以蔽之，多元化与去意识形态化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两大重要特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左右，随着被称为“俄罗斯文学教主”的索尔仁尼琴的去世，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坛，已经没有了一言九鼎、让人不敢质疑的人物，创作个性已然成为文学进程的中心。诚如评论家丘普宁所言：“所谓的创作学派、流派、措施已经过时了。无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概念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都已分化成作家的创作个性。紧随政治无党派而来的，是美学无党派。局部高于整体……文本比流派更重要、更有趣。独创性、独一无二的艺术实验重新受到珍视，而非忠于准则，即忠于某一学派的原则。”
多元、多样、多变已然成为当下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鲜明特征，面对如此绚丽多姿、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每一位文学探讨者都得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为读者和探讨者迅速、准确地了解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与有效的途径，可以使探讨者少走弯路，俄语专业论文，有效地把握住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回顾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近20年来的得奖作家与著作，其内容与形式非常丰富多样，既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也有现实主义的力作；既有精英文学的典范之作，也有大众文学的新兴之作。它们真实地反映出20年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折射出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文学空前多元、多样与多变的特点，表现了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的痛苦与焦虑、困惑与反思。同时，不以风格取舍，让各种类型的著作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也体现了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力求“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让文学回归文学”的评奖宗旨。
二、布克奖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合法化地位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90年代以弄潮儿的姿态迅速席卷整个文坛，在文学出版界、评论界、创作界及各类文学评奖活动中抢夺话语权。米・爱普施坦这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干将获得了1991年的安德烈・别雷奖，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和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分别获得了1992年和1993年的俄语布克小说奖，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和德米特里・普利戈夫分别获得了1992年和1994年的普希金奖。索罗金、佩列文等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追捧。在新世纪初，则出现了一批经过潜心探讨与思考后获得的后现代主义探讨专著：如斯科罗潘诺娃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爱普斯坦的《俄罗斯文学中的后现代》、库里岑的《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等。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占据了俄罗斯文坛主要话语权的一个文学流派，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坛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维・佩列文、弗・索罗金这类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之所以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著作占据畅销书的前几名，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文学需要借助于截然相反的后现代主义来获取文学复活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世纪末文化领域的后花园：“深受苏联学派作用的二三十岁的作家们，一直在寻找虚空和涅�。他们不能轻易摆脱长期播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唱片中的夏伯阳、母亲和青年近卫军。出路只有一条。把唱片反一面放，让文本吞食文本，最终在头脑中形成梦寐以求的虚空。”诚如匈牙利著名文论家卢卡契所言：“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重大的作用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著作所造成的，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作用。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作用的成熟。因为真正的作用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正是由于在俄罗斯本土具备了适合后现代主义急剧发展的前提与契机。
后现代主义作家维・叶罗菲耶夫的话则进一步表明了对俄罗斯文学教育意义的嘲讽：“新俄罗斯文学绝对地怀疑一切：怀疑爱情，怀疑儿童，怀疑信仰，怀疑宗教，怀疑文化，怀疑美好，怀疑崇高，怀疑母性，怀疑民间智慧。这种怀疑是对当今俄罗斯现实和俄罗斯文化的过度道德说教的双重反映。”毋庸置疑，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学著作中存在着一些病态的性欲、完全的暴力直至蛮横残暴。只要看看后现代著作的题名，就能了解世纪末俄罗斯文坛的健康状况，如维・叶罗菲耶夫的《与痴呆者一起生活》、《傻瓜学校》等。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获奖著作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界对新的写作倾向和叙述策略的认同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形态从苏联向当代俄罗斯的转化，确认了新的文学叙述策略。它敏锐地捕捉到了9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热点，积极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合法化，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如1992年的获奖著作――马・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者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3年的获奖著作――弗・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1996年的获奖著作――安德列・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1997年的获奖著作――阿・阿佐利斯基的《兽笼》、2000年的获奖著作――米・希什金的《攻克伊兹梅尔》等小说，普遍呈现出碎片化、去中心化、互文、戏仿、反讽以及拼贴等后现代主义特色。在弗・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中，作者把“桌子”（审讯桌）放在小说题目最显眼的位置，目的是为了揭示“桌子”表征“政权”的语义，“桌子”一词本身就是政权的隐喻形式。在书中作者深刻研讨了苏联时期普通公民与“同志审判会”的关系。“同志审判会”是金帐汗国实行的保甲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它不仅深刻异化着大量的被审判者，也深深异化着审判者。面对本体论般存在的审讯桌，任何人都无处可逃。 三、布克奖关注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在俄罗斯的强势回归
在世纪之交同样不能忽视现实主义在俄罗斯的命运与影响。现实主义在上世纪末90年代的俄罗斯遭受了严峻考验，它的统治地位与绝对权威不复存在。但是即便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蔚为壮观的上世纪末的俄罗斯，逐渐恢复了元气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一批现实主义的老作家，如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别洛夫、邦达列夫等人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并且屡有创新，成就不凡。当代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很少关注俄罗斯传统艺术的崇高命题：诸如战争的教训、俄罗斯历史观、处于时代断裂处的人。时至今日只有现实主义作家还在继续提出并试图回答《谁之罪》及《怎么办》这类传统问题。在贝科夫的中篇小说、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与处死的》（1994年）和《真想活啊》以及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和《一天的战争》中可以观察到这类现象。在现实生活发生巨变之后，拉斯普京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而且还在《谢尼亚的故事》和《伊万的母亲，伊万的女儿》等新作中加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文学从19世纪以来就具备的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并没有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剧烈震荡、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消失殆尽，人性的善恶、道德的高下历来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学家关注的重大命题。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俄罗斯文学现代性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继承深化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它吸收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逐步走上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文学新潮的涌起刺激和促进了现实主义的蜕变，在如今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表现出与经典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大不同的艺术范式，出现了弗拉基莫夫的新“史诗性现实主义”（《将军和他的军队》），叶尔马科夫的“隐喻式现实主义”（《野兽的标记》），邦达列夫的“新启蒙式现实主义”（《百慕大三角》），瓦尔拉莫夫的“象征式现实主义”（《沉默的方舟》），扎哈尔・普里列平的“愤怒叙事的现实主义”（《萨尼吉雅》）等。无怪乎评论家涅法金娜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依旧是“最为发达和最有生命力的艺术体系”①。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关注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在俄罗斯的强势回归，早在1994年布克奖就颁给了布・奥古贾瓦的《被取消的演出》这样的现实主义著作，1995年又颁给了格・弗拉基莫夫的现实主义力作《将军和他的部队》。在《将军和他的部队》中，作者以苏联历史上伟大的卫国战争为题材，坚持俄罗斯古典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表现出俄罗斯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和广阔深入的人民战争。有评论指出：“弗拉基莫夫的这部长篇小说有力地证明了，当代文学的真正成就都同深入地把握和反思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相联系，作家要获得成功，他的修辞艺术必须能给读者展示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复杂。”
四、布克奖促进了俄罗斯女性文学地位的确立
在俄罗斯，上世纪末女性作家创作的繁荣是客观事实，并且意义重大。一贯以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文学，俄语论文，在最近20余年里出现了某种性别变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坛，成为主流作家，而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当属当代最为出色的女性作家。她们具有很强的创作能量及美学创新，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属于某个流派。例如，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托尔斯泰娅出身文学世家，其祖父是阿・托尔斯泰。她在俄罗斯和美国各大高校文学系任教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了当代俄语文学。乌利茨卡娅善于利用生物学专业的特点，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均被译成了中文，在俄罗斯国内外都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非常重视20年来女性作家的成长与女性小说的形成。在男性作家占绝对优势的俄罗斯传统的文学创作史上，俄罗斯布克文学奖通过对不同流派、不同性别作家的发掘，成功地把“女性文学”作为一门独特的文类融入到文学史，由此改写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如2001年、2017年与2017年这三年的布克奖分别授予了三位女性作家的著作，它们分别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叶莲娜・奇若娃的《女人们的时代》和叶莲娜・科利亚金娜的《鲜花十字架》。
五、布克奖促进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融合
白银时代美学思潮的复兴填补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空白，其主题和形式的作用及模仿在当代艺术中占了很大比重。随着90年代的结束，人们不再因俄罗斯文学而忧伤，而致力于文学发展进程的系统化。虽然新的体裁形式尚未具备完备的美学描述，因此还不能揭示出世纪末文学体裁变革的类型规律。不过90年代体裁图景中风格与主题的丰富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大众文学的崛起尤其令人回味，低俗的大众文学似乎并未损害高尚的精英文学，并且两者之间还存在趋同的倾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布克奖获奖作家的著作更体现出俄罗斯文学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的创作风格。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渗透，网络文学作为新的艺术文本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手段，逐渐被主流文学认可。2017年布克奖甚至破天荒地授予了一部网络小说《鲜花十字架》，该小说以描写17世纪沃洛格达人民群众烧死女巫的故事为题材，曾因被指为“历史春宫”小说而引起众多非议。由此可见，一向被称为保守的布克奖也转向了开放。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近20年来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俄罗斯作家和读者继续关注俄罗斯当下文学的发展和变迁，关注文学生态的嬗变与调整。在促进当代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让外国读者了解俄罗斯当代作家与著作方面，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更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结语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成长史与解体后新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在时间上具有惊人的巧合性，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也确实见证与反映了新俄罗斯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作为俄罗斯目前最权威、最具代表性、最有作用力的文学奖项，布克奖所提供的文学样本与获奖作家具备一定的可信度与范式效应，以此为探讨模本为文学探讨者、特别是外国文学探讨者提供了一条更具操作性的捷径。因此，借助于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略论与研讨俄罗斯新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与新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追踪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发展足迹，了解俄罗斯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也正是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价值和作用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