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回顾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叶利钦以及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国家转型与传媒法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研讨了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国家整体状况、传媒法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转型国家的传媒法是内嵌至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的，进程中具体某一阶段的、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体状况决定或极大作用了那一阶段传媒法;传媒法不是单向地影响于媒体，两者之间相互博弈;受到传媒法作用的媒体又在促进或阻碍转型的进程。 关键词：俄罗斯;传媒法;转型 中图分类号：DF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8-00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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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言论的收与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继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立法工作引发讨论热潮之后，2017年3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柳斌杰“人大正在探讨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的言论再次引发了关于新闻立法的关注和讨论。如何平衡言论自由带来的“冲击”和国家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回顾邻邦俄罗斯自上世纪戈尔巴乔夫时期以来的传媒法发展历程也许可以给我国一些启示。
二、从苏联到俄罗斯：传媒法发展的三个时期
从解体前后的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经历了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败国家”到叶利钦时期的“依附性国家”，再到普京时期的“自主性国家”的过程[2]。不同阶段的社会整体状况决定或作用了那一阶段传媒法的不同面貌，不同面貌的传媒法又通过媒体起到了阻碍或促进俄罗斯转型进程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改革赋予媒体极大的自由，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更给传媒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媒体发行量大幅增长[3]。但长期压制的不满也集中爆发，揭露、甚至编造的社会主义和苏共领导人内幕的报道大量出现。1990年6月12日通过的《苏联出版与其它大众传媒法》彻底粉碎了苏联时期的传媒管理方式，明文规定了办报自由、新闻自由和传媒自治。有人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解禁媒体，这实在是过高估计了媒体的影响，而且苏联解体前，叶利钦与政变派的斗争使得许多媒体惨遭查禁。至于说传媒法颁布一年多以后苏联就解体了，原因归于迟来的“公开、民主、多元”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化解苏联历史上信息失灵积累的沉珂恐怕更合适些。媒体顶多只是加速了苏联由“强国家”向“失败国家”的转变。此后的十年间，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自主性被极大削减。
叶利钦时期，1991年12月27日，也就是苏联正式解体的第二天，《俄罗斯联邦大众传播法》颁布。这部法学延续苏联传媒法的精神：确立了新闻自由，严禁新闻审查;开放私人办报，解除媒体垄断;实现媒体自治，赋予总编在新闻生产和发行中的最终决策权。俄罗斯传媒法的颁布为转型期的俄罗斯传媒描绘了“第四权力”美妙前景。然而，叶利钦与议会之间持续升级的斗争殃及媒体，双方争相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传媒的关键岗位，甚至直接采取暴力手段迫使传媒支持自己。1993年10月爆发的“炮打白宫事件”便导致了包括记者及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工作人员在内的多人伤亡[4]。紧接着，休克疗法和自由价格政策造成纸张、印刷及运输成本大幅上涨，各大报刊被迫大幅度削减发行量，甚至停刊。媒体只得投靠在私有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工商业集团，最终成为后者攫取更大政经利益的工具。于是，传媒市场提前进入了畸形的工商业寡头控制的垄断时代。叶利钦数次修订传媒法，试图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效果不佳。这一阶段中，俄罗斯丧失了国家自主性，成为一个依附于寡头的国家。
普京将强大的国家权力体系视为俄罗斯国家复兴进程中唯一可依赖的资源：“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的抽象公式简单地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不可能使我国的改革真正成功和不付出昂贵的代价，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成功”[5]。他大力实施传媒国家化，不断加强控制力度。在2000年到2002年的强力整治中，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两大传媒帝国土崩瓦解，波塔宁媒体帝国和莫斯科市政府媒体集团的势力也遭到分解。2001年美国CNN欲收购俄独立电视台股票的事件引起了普京对传媒领域外资的警觉，他修订传媒法并采取了诸多手段限制外国媒体，以求在利用外资发展本国传媒业的同时，避免外来文化的侵蚀。2002年杜伯罗夫剧院人质危机后，俄罗斯修订传媒法，但这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巨大冲击，引发了俄联邦传媒法学史上最激烈的争论。最终普京迫于压力否决了已通过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审议的传媒法修正案。2017年3月6日普京签署《俄罗斯联邦反恐法》。该法通过之后，新闻报道受到四项法案的严格限制：紧急状况法、战争法，以及极端主义法和反恐法，俄罗斯的新闻自由也从蛰伏时期正式进入第四权终结时代。普京时期，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自主性国家。然而，2017年总统大选期间爆发的大规模反普抗议活动也反映了部分俄罗斯民众对政治权力垄断的担忧，俄语论文题目，普京的传媒政策也屡次遭受到异见者的批评。
三、转型、传媒法与媒体：俄罗斯传媒法变迁的启示
总体来看，俄罗斯的传媒制度先是彻底抛弃了苏联时期集权管理模式，后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自由新闻体制，而后普京时代在吸取前两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了威权体制的管理模式。但不管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是普京时期，每一时期的社会整体情况、传媒法和媒体间都是相互作用、循环影响的，前一时期发展的结果又成为后一时期修订传媒法的社会整体背景的一部分。 转型国家的传媒法是内嵌至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的，进程中具体某一阶段的、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体状况决定或极大作用了那一阶段的传媒法。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传媒法的制定和修改要着眼于当下，但只注重当下的片面稳定无疑是放弃未来之举。戈尔巴乔夫看到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的新闻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民主严重背离，他提出“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1990年的《苏联出版与其它大众传媒法》赋予了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创办大众传媒的权利，从法学上瓦解了苏联国（党）有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传媒转型“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目标。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影响的叶利钦，继续将俄罗斯引向资本主义，《俄罗斯联邦大众传播法》延续了苏联传媒法确立的基本准则，规定更为明确细致，也更为开放自由。普京成功当选总统离不开媒体美化与支持，俄语论文网站，但面对传媒寡头造成的被动局面，并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回报媒体，而是通过修改传媒法来打击传媒寡头、收复传媒失地、阻止外国势力干涉媒体。
传媒法不是单向地影响于媒体，两者之间相互博弈。戈尔巴乔夫彻底放开媒体，被压制多年的媒体在猛揭社会阴暗面的同时，力图拓展更宽广的新闻自由空间。叶利钦时代，独立媒体和工商业寡头控制的媒介集团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媒体美化恐怖势力，抹黑俄军及政府。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联邦大众传播法》迎来了再次修改，而且仅1995年短短一年的时间便修订了四次。20世纪90年代末期，因帮助叶利钦成功连任而获得封官行赏的工商寡头，操纵媒体大量播出诋毁政府的信息，公然指责叶利钦等假公济私。叶利钦多次修法，并采取总统令的形式以求加强对传媒的监控管理。普京上台后，面对这些遗留的问题继续发力，但愈来愈严的传媒管理也受到传媒的反抗。继2002年杜伯罗夫剧院人质危机后修正传媒法导致的俄联邦传媒法学史上最激烈的争论，新闻从业者、传媒组织、异见者，甚至公众对国家日益严密的传媒控制的反对声音日益壮大。
受到传媒法作用的媒体又在促进或阻碍转型的进程。在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思想影响下，媒体过多揭露社会阴暗面，使民众丧失了社会主义自豪感，丧失了对前途的信心，丧失了对政府和苏共的信任，最终国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叶利钦时代的传媒寡头获得了翻云覆雨的能力，威胁到了国家的自主性，阻碍了转型的进程。普京时代的传媒认识到绝对新闻自由的不合时宜，改变立场占到了政府一边。就像俄罗斯媒体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完全支持政府，谴责分裂势力，与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表现截然不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重获了国家独立性，媒体在转型中起到了正面影响。但与此同时，普京的传媒政策也屡受诟病。
中俄两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亦有相同。如罗荣渠所说，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复杂之处在于这一过程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中重叠在一起的[6]。所以，采取全能主义高度革命化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取得革命成功的宝贵经验。完备细密的管理模式沿用至和平时期的媒体领域也是惯性使然，但这种管理方式逐渐显现出过时与荒谬之处。2017年初，继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后，《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各地宣传战线的管理者要踏准中央的节拍、顺应时代的节奏[7]。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新闻领域的法治化进程加速。媒体的管理是必要的，但要依法，不能依红头文件、依部门利益、依管理者主观动机，细密直接甚至粗暴地进行。如此这般，媒体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影响将大打折扣。言论自由是一项政治权利，“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平衡是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指出：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作用[8];孔飞力则说：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9]的问题。转型期的中国要借鉴苏、俄传媒法和社会变迁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但这种权衡要依法进行。
参考文献： 卢梭.社会契约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2017（4）. 李彦.俄罗斯传媒法变迁与社会转型的互动[J].中国出版，2017（12）.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郑羽.普京时代（2000-2017）[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陈�j.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N].人民日报，2017-01-07.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7.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