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于读者面前的下列9个文件是新近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发现的。它们是此前还不为专家所知的新史料，为1994年莫斯科出版的《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4）》一书所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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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Г・H・魏金斯基（汉名：吴廷康化名：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里等），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外事处的派遣到中国，同远东国家的革命者建立联系。从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俄共（布）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工会运动的情况（见第1、3、5号文件）。他们提出的任务是，克服中国革命运动的分散状况，将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集中起来，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为此，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于1920年10月中旬决议，拟于1921年1月召开中国革命者的代表会议。此次会议未能如期举行，192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在此基础上继续工作。
1921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筹备会上，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即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的时间定在同年5月。4月中旬，吴廷康动身前来中国，准备参加会议。但是，吴廷康没有完成其使命（参见第9号文件）。
代表大会是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和嘉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远东国家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参加了大会。会前，马林致函共产国际说，希望代表大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通过会议，“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参见第8号文件）同时，马林表示，“也许过上一年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组织完善的政党，届时情况定会好转。”马林的这一预言很快就实现了。
第1号文件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
东方民族部致吴廷康的电报
（1920年9月30日，伊尔库茨克） 上海全俄中央合作总社1格里戈里耶夫
兹委托您行使代表权，直到作为东方民族部代表的我们的中国组织正式建立。您凭此全权应当依据我们的指示领导中国工作，给我们派往那里的党的工作人员发出指示，让他们服从您。请将所述内容通知那里的工作人员。责成您逐日报告活动情况。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您的任何报告、预算和任何对于活动结果的材料。这里特别提醒您就所有出现的问题同我们联系。我们知道，哈尔滨2方面正继续往中国派遣工作人员。我们申明，请转告其他人，只有东方民族部有权这样做，至于您，我们建议您经常向我们请示。眼下这里必须收到您等翻译出来的材料。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带上珠宝去卖。收不到您的报告，拟定指令之事就很难进行。希望派人来领受指令，最好派斯托杨诺维奇3回来。收到电报后迅即回复。N117/秘密。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1页。
第2号文件
吴廷康致加蓬4的电报
（1920年10月20日，上海）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伊尔库茨克
外交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
同志5来北京后，鉴于您们责成我与之联系进行工作，故此所有给您们名下的情报资料就都寄给他。据他的安排，我同你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格里戈里耶夫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3页。
脱密电报，手稿。
第3号文件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
东方民族部致吴廷康的电报
（不晚于1920年10月23日，伊尔库茨克）
立即回电详述下列内容。第一，现有哪些工会，哪些城市为产业工人集中之地，工会组织数量的增长情况。请准备一份对于中国工会运动发展和近况的详细报告。第二，钱已经寄出。第三，在巴库已经举行了近东人民的大型代表大会。6相应地，一个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是否有一些革命者渴望来苏俄，望告知。请打听，中国工会代表团是否有条件、可能和愿望到俄国来。资料已经寄出：俄、英、法三种语言的《共产国际》杂志。N163/秘密。
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副主任
中国处副处长
秘书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34页
打印件，副本。
第4号文件
吴廷康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电报
（1920年10月23日收7，上海）
收到你们的几封电报。那个同志的名字，俄语论文范文，你们猜对了。没有任何人寻衅。对于由那位同志领导工作的通知，我是在天津同В・И・霍齐姆斯基8同志做私人会见时得到的。当时我认为没有必要予以反驳。中国有三种类型的劳工组织。第一种，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和同业公会式的组织，到处都有，总人数约两千万，还没有行会联合会，每年举行一二次会议，为的是提高消费品价格。第二类产生于辛亥革命后，是一些普遍性的工人联合会，各种职业的工人都参加，由一些政客会同官员和学生共同组织，其宗旨是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并取得慈善机关的资助。这类工会在上海和广州都有，会员人数约近万人。第三类组织是工人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于去年刚刚开始组建的工会。计有两类，第一类纯粹是职业工人工会，俄语论文网站，第二类是机器工人即非手工业工人的工会。最大的机器工会在广州，约有2万会员。上海的工会有：电力工会――5万会员，印刷工会，制袜工会，店员工会，漆匠工会，汽车夫工会――有几百会员。详见报告。
格里戈里耶夫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7页。
第5号文件
M・H・勃隆施泰恩9和M・M・阿勃拉
姆松10致吴廷康的信
（不早于1920年10月23日）
因蒙古发生事变{11}，电报线路中断，两天前电报联络恢复。您最近的一封电报嘱我服从优林，我根本不明白，您如何理解同东方民族部的相互关系。我们已经向您详细说明，东方民族部是唯一拥有全权在东方国家进行革命工作的组织，故此我们保留直接向您请示工作的全权。您同优林的关系应当仅仅表现于他对我们工作有用时便与之接触。领取所有指示、指令，汇报全部工作和递交情报等事，他务必仅仅同您通信联络。霍齐姆斯基的声明乃因误会，不了解情况才做出的。现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已经向他做了相应的说明。鉴于最近东方民族部领受的任务，尽可能得到详尽的情报是很必要的。尼基弗罗夫{12}带来的报告中缺少最重要的内容――对于日本问题的附件，据他说，没有把附件交给他。一个月以前就派出了信使，因蒙古事件他被阻于途，现在另择路线动身前来。带上了俄、英、法语的文献资料。现在必须立即提供资料，哪怕通过电报发出也好：我们是否同群众组织或具体的为数不多的某些人有联系。组建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情况如何？你们是否已经提出了让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的问题？近几天我要动身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为此最需要的是情报资料。第二，必须消除这种由优林引起的完全偶然的障碍。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责成优林带去的两千美元。翘盼回音。N214
东方民族部
副主任勃隆施泰恩
中国处处长阿勃拉姆松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8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手迹。
第6号文件
阿勃拉姆松和勃隆施泰恩致吴廷康的电报
（1920年10月底{13}，伊尔库茨克）
上海全俄中央合作总社格里戈里耶夫
必须立即通过电报传送对于农业问题的材料：第一，哪种土地所有制最有代表性――是大土地占有制还是小土地占有制？第二，怎样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把农民分类，例如什么叫大土地所有者或中农？第三，农村有没有无产阶级，有多少人？第四，因农村人口的减少，城市居民增长的幅度有多大？第五，有多少人兼营副业？第六，人均占地是多少？第七，有多少人租种土地？请提供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N218
中国处处长阿勃拉姆松
东方民族部副主任勃隆施泰恩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23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手迹。
第7号文件
Б・З・舒米亚茨基{14}致M・B・科别
茨基{15}的信摘录
（1921年1月21日，奥姆斯克）
尊敬的科别茨基同志：
由于西伯利亚军政形势不利，我觉得现在不宜离开此地去参加代表大会{16}，行程要推迟到春天。所以我设法在这里尽快提出我现有的而且你也会感兴趣的问题。【下略{17}】
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18}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影响，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影响的，还有两家报纸。
由于远东工作已经全部转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管辖，而迄今为止所有的人都想伸手，情况混乱，互相掣肘，又由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普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下略】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
又及：对于中国工作情况，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下略】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7，第1―2页。
打印件，原件，签名手迹。
第8号文件
马林致B・M・科别茨基的信
（1921年7月9日，上海）
亲爱的科别茨基同志：
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19}寄了一份对于在此地已做工作的报告（几天前寄出，共10页，还有一件密码电报的副本）。
希望本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会议{20}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我认为，现阶段还不需要把太多的钱花在此地的工作上。也许过上一年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组织完善的政党，届时情况定会好转。我希望过几个月就离开此地。真想到日本和菲律宾去了解当地的情况。但走之前我想把我在电报中要求的事做完。
向朋友们问好！
马林
全宗514，目录1，案卷7，第2页
打印件，副本。
第9号文件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
及杨好德同志{21}联席会会议记录第1号
（1921年7月20日）
听取了：舒米亚茨基同志对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代表团工作情况的通报。
舒米亚茨基同志指出，远东书记处与中国代表团需要把中国工作做一个年度总结。中国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严密的无产阶级群众，不可能从中产生核心，以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至于代表大会，舒米亚茨基同志说，出席大会的代表并非总能反映组织的近况。比如英国就是这样。代表的产生常常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肆虐，联络也因之不畅而造成的。
为了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我作为远东书记处的领导人，和张太雷同志{22}起草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没有任何陈辞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代表大会将据以做出结论，并制定出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措施和立场。在此报告中，我们解释了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发展过程何以形同激进知识分子的运动，并论述了现在的任务和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张同志的报告中指出，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掠夺的中国，若想摆脱目前处境，唯一出路就是社会革命。张同志的报告还有一系列附件。我们写了这个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23}。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代表团和我做的，现在只需第三次代表大会予以确认。我没有等到代表大会结束，但我完全相信，代表大会提出东方问题时，我们的论点将获得通过。
由于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我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已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是何等热情地对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团。
除去为代表大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外，我们还为青年代表大会{24}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拟定了报告和提纲。在对待青年组织方面，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青年运动并非无产阶级青年的运动，我们从这个组织挑选出一些共产主义者，但是就阶级成分看，大多数人属于官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因此，在中国，我们不应急于建立共青团，不过考虑到形势的需要，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工作，尽力通过在其执行机构中担任领导和建立秘密的共产主义支部的途径，抓住青年团的领导权，逐渐吸引和集聚无产阶级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变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迄今为止这些组织中还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足见此项工作的艰难程度。还有，到现在为止，青年团还没有组织起来，哪个小组织想同谁打交道就去找谁。考虑到所有这些特点和这些组织还年轻，要消除这种现象，做起来必须十分谨慎。在中国开过的那次会议{25}上，总算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以下决议。（见《上海会议决议》）。
对于中国青年组织，我们有如下考虑。在莫斯科，有我，中国代表团和沙茨金{26}同志与其他同志参加的一个委员会反复探讨过这个问题（舒米亚茨基同志读委员会会议记录）并决定组建青年【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政治领导下工作。
至于中国工会，我们过去就认为，受许许多多情况的制约，在中国建立工会并不是目的，而是聚集群众的手段。我们据此精神写了提纲，吴廷康同志已将其带给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我就此问题和洛佐夫斯基{27}同志谈过，但是由于我匆匆去了伊尔库茨克，没来得及写好文件，而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张同志。
舒米亚茨基同志在做总结时说道，尽管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并不顺利，我们还是做了大量工作，格里戈里同志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他遇到了麻烦，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现在事情已解决，工作又启动了。
杨好德同志说，格里戈里同志走后，他们就没有得到来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以及鲍立威{28}同志的任何信息。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存在。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得到广州的消息后，他们决定派遣两同志前去代表大会，因经费不足，只派出了杨好德同志一人，他们也准备了一个报告，是通过霍多罗夫{29}同志寄的，伊尔库茨克这里暂时还没收到。报告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共产主义工作和工人运动。杨好德同志请求现在解决以下九个问题：1.宣传和组织的规模；2.能派多少同志到苏俄来；3.同德国的联络；4.不再派出未经远东书记处同意的同志；5.经济援助；6.军队中的工作；7.党的工作规模；8.与【国际】工会代表的关系；9.各种工作的统一。
决定：建议杨好德同志提交一个总的报告，并就每一个问题提出单独的报告。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管书记
Д・尼基简科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9，第4―5页。
打印件，副本。
(本文译者得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探讨所高级探讨员石克强教授的全权委托，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上述新史料的中译文)
注释：
1实际上这里应当是该社设在上海的办事处。
2指俄共（布）设在哈尔滨的北满党委外事处。
3K・A・斯托杨诺维奇，当时是罗斯塔通讯社和远东通讯社广州分社的记者。
4Ф・И・加蓬（1891――1982）当时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派驻伊尔库茨克的全权代表，兼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副主任。
5指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代表团团长И・Л・优林。
61920年9月1日―7日召开的东方人民代表大会――译者。
7这是伊尔库茨克收文的时间。
8此人当时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成员。
9M・H・勃隆施泰恩，生年不详，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团委员、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书――译者。
{10}M・M・阿勃拉姆松（1898－1941）1920年8月―1921年3月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中国处处长，该部主席团委员。1921年春起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和联络科长。先后在远东共和国和苏联代表处从事外交工作，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遭到非法镇压，死后获平反――译者。
{11}指1920年由P・恩琴男爵带领的白卫军侵入中国外蒙古的事件。
{12}П・М・尼基弗罗夫当时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委员。
{13}按电报的号码标示此日期。
{14}Б・З・舒米亚茨基（1886－1938）化名切尔沃内，1921年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1922年从事外交工作。1926－1928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15}米哈伊尔・科别茨基（1881－1937）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见下）的工作人员。从1920年8月7日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被错杀，后恢复名誉。
{16}指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
{17}此处内容与中国无关，故略去。下同。
{18}指俄国共产华员局，据俄文直接意译为：参加俄共（布的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1996年台北版第52页。
{19}“小局”МалоеБюро，该机构设立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下，其职能基本是处理组织方面的问题。此外还要保证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联系――译者。
{20}指7月23日到8月初在上海和嘉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21}原文件的标题。杨好德即杨明斋。当时是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他未赶上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伊尔库斯克滞留至1921年9月中旬，之后返回中国。
{22}自1921年3月起张太雷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
{23}原文如此。据上下文看，应当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译者。
{24}指1921年7月9―2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面报告是由张太雷、俞秀松和陈为人起草的，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31，目录1，案卷39，第114―130页。
{25}指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筹备会议。
{26}当时任俄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27}当时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生产联合会理事会主席。
{28}C・A・鲍立威，中国文献又作包立威，他当时在北京和天津任俄语讲师。
{29}A・E・霍多罗夫当时是罗斯塔社和远东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的记者。
(责任编辑：瑶 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