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年，俄罗斯人对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价值模式的极端推崇在降温。他们知道，俄罗斯应当走自己特殊的道路，超越西方视角，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俄罗斯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潮，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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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斯大林；社会文化；俄罗斯；斯大林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3－0070－03
俄罗斯学界和民众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重新评价始于本世纪初，这股思潮在2003年，即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达到一个小高潮。此后的几年间，更多的正面舆论导向向着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回归，尽管不同的意见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2017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在承认斯大林的作用正逐渐扩大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俄罗斯对斯大林及其主义的关注达到了颠峰。民众清醒地了解并反思过他的错误，但还是有“几乎一半的俄罗斯人”对人民之父“斯大林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给了他否定的评价”。这位承载了俄罗斯人民无数爱恨情仇的历史人物何以重新获得如此高的威望?
而有关在俄罗斯是否存在重评斯大林及其主义之思潮的争论开始于2017年，这场学术争论以最初的否定力量占绝对优势向最终的舆论和学术认可转变。2017年12月23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探讨所政治问题探讨室首席探讨员、哲学弗拉季连・布罗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探讨院“中外马克思主义报告会(54)”上以确凿的论据证实：俄罗斯学界已普遍认可的确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潮，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现实的需要。
先前，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寻找到这股思潮出现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斯大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建设了强大的国家”、“斯大林时代构建了和谐高尚的道德生活图景”、“它是俄罗斯社会危机的反映”等等。在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思考的同时，一些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隐性原因也逐渐清晰起来。
一、社会文化视角下的重评斯大林思潮
众所周知，同社会制度和政府决策相比，社会文化现象更能反映某种精神特质，也更具有自发性的特点。作为一股社会文化思潮，俄罗斯对斯大林及其主义的重新评价，恰好传达了俄罗斯民众思想的真实状况。
你可以认为，在斯大林时期，人们对斯大林主义的肯定态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左右，它与对斯大林本人的个人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当时官僚主义盛行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体的俄罗斯国内，在以民主和自由为基本政治理念的俄罗斯民众当中，在斯大林逝世半个多世纪的后苏联时代。我们在略论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之时，似乎就不得不换一种思维方式了。
和从前不同，俄罗斯人对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敬而远之，在向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过渡中，期望用灌输的方式来推行某一政治团体的思想和观点的想法，恐怕难以奏效。但是一些类似于“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时代”、“俄罗斯人毫不掩饰对往昔的怀念”、“俄罗斯要重建少先队”、“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等等主题思潮不断产生的原因又在哪里呢?俄罗斯人的社会良心在社会转轨带来的巨大阵痛中被激发出来，他们期望俄罗斯重新强大起来。而恶劣的社会环境，令人担忧的社会发展状况，在歧路上徘徊的社会道德观念……这些都表明俄罗斯迫切需要正确的价值指引。这一价值指引不同于政治宣传，它和爱国主义与强国梦想纠缠在一起，以一种主观自生的方式发展起来，俄罗斯人把它定位在文化层面上。实事求是，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远离政治因素，恰好说明这一现象的真实性。
还有一点常识可以作为佐证，即在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当中，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总是纠缠不清。尽管历史应趋向客观真实，而文化则更多地导向主观感性，但人们正是在对历史的认识当中，在对历史进行客观总结和略论的过程中，明辨了是非对错之后，才能在社会文化领域确定自己善恶好坏的价值向度。从“感受历史”、“概括历史”到“直视内心”，这是任何文化时期自然发展的“三段论”。历史是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沉淀的。历史真相有的时候被蒙蔽了，有的时候被笼罩在特殊的文化镜像之中，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认识不可能完全统一。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头上，但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现在，正确评价苏联历史的风，是起于青萍之末?或是浮掠于青萍之上?”在社会良知的基础上萌发的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似乎有着更令人信服的力量。
二、俄罗斯民众的社会心理变迁与重评斯大林
从人类心理的角度说明社会文化现象的产生及其影响的理论和措施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实证主义思潮。事实证明，从社会心理角度来寻求某种社会现象原因的做法，并没有使问题偏离事实真相。其实，基于客观事实的社会心理学探讨，俄语论文范文，不但不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反而可以帮助探讨者更全面地略论问题产生的原因。
俄罗斯重评斯大林思潮尽管首先表现在政治领域，但可以在社会心理层面洞察到这股思潮的原动力。在重评斯大林思潮中，俄罗斯民众的社会心理发生了两点突出的变化：
第一，社会心理日渐成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改革使无数苏联人对“美好的”未来心存梦想，在“自由”和“面包”面前，苏联人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前者，这一举措也让民众从此离开了社会主义。但“自由了”的俄罗斯人很快就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吓倒了。“自由”是有了，但从前不成问题的温饱、社会公平和正义却没了；想从西方世界寻求到援助的俄罗斯人，俄语毕业论文，却没能得到他们所期许的真诚帮助。俄罗斯人渐渐地觉察到，西方传统价值观中的民主和自由无法拯救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终究不是西方。苏联解体之初，在“民主和人道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背景下，斯大林及其主义被看做“专制”的代名词，几乎成为千夫所指。但很快，事实和经验让人们认识到，一味追随西方的、毫无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在俄罗斯根本行不通。当人们知道，原来期望的“自由”变成了“无依无靠”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必然会产生动摇。关于普通的百姓而言，当生存需要和政治需要狭路相逢的时候，属于上层建筑的需要便会退居其次，这似乎是人的生存本能。在他们看来，比起政治民主的发展来，经济增长显然更重要。
挫折往往使人加速成长。伴随着俄罗斯国家的逐渐强大，俄罗斯人终于认识到，民主是具体的；民主是动态的，它是一个过程。转变正在发生，“在群众的意识当中，这一转变是和斯大林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它离我们根本不远”。所以，“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某些限制，是在国家面临失去重要的主权权力时出于国家最高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方法”。现在实施“主权民主”的政治
体制，恰好是政府和民众政治社会心理成熟的表现。而以另外形式表现出来的斯大林主义却让人们感受到某种温馨的味道。俄罗斯人渐渐开始透过现象看本质。俄罗斯要走自己特殊的道路，而这一特殊的道路并不是铺设在对历史否认的基础上的。在某些方面，不但要肯定甚至还要承袭历史。在回溯历史时，更多事实浮出水面，斯大林时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不能不使俄罗斯人认同，这些方法更贴近社会公正的本质。所以，“这种纯粹的人道主义成就保证了迄今为止斯大林还具有很高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当时残酷的制度和他对很多人的镇压”。
在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面临的困惑常引起人们的思考，而民众的判断力就在这不断的思考和问询中增强起来，对问题的略论也更趋向冷静客观。这无疑是社会心理成熟度的提升。在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重新评价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第二，历史认同感逐渐增强。今天，俄罗斯正逐渐远离苏联解体的伤痛，日渐挺直了腰板，也不必再仰西方大国的鼻息，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重新回归。在回归的路途中，某种熟悉的感觉也一直激荡着民众的心灵，那是人们期望已久的感受。这感受如此熟悉，原因在于他们曾经经历过。在寻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人们体验到强大国家给自己带来的安全感和信心。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是强大的国家?当然是拥有强大的工业、国防、科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优惠的教育、住宅、医疗制度的国家，而这些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都曾经拥有过。
在现实中回望历史，人们的心中依然留有20年前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带来的失落，随之产生的还有对从前强大国家的怀旧情结。而怀念本身代表了一种心理认同，更多的人知道了那时“斯大林代表了谁的利益，是谁跟在他的后面”。事实上，创办斯大林博物馆、重塑斯大林肖像、倡议将伏尔加格勒复名为斯大林格勒等一系列事件并非一些人认为的“政治投机”，因为这些举措并非都是政府行为，很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它代表着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在人们心中制造出来的集体认同。
三、社会思潮多元化进程中的价值澄清
多元化和民主化、公开性是苏联解体前后社会思潮的三大特点。苏联改革倡导的是“民主和人道”，当然相应地，想要规避的就是“极权”和“垄断”，这个“垄断”不仅指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当然还包括思想垄断。消除思想垄断，实行思想多元化成为民众的价值导向。社会思想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发展思路的谋划方面表现出来的极端人道主义化、对俄罗斯前途预测的非理性化、精神寄托的全面宗教化、对苏联体制否定的极端化、对西方价值体系崇尚的绝对化等等。总之，这股多元化思潮和对许多东西的极端理解，矛盾地结合在一起。在多元化的旗帜下，俄罗斯人采取的立场是：要么“是”，要么“非”，追求思想的绝对性和纯粹性成为他们的偏好，否定从前要彻底，肯定现在也要彻底。一旦开了批判苏联模式的先河，那么接下来必然就是彻底的批判；关于斯大林及其模式的否定也是极为彻底，甚至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红色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纳粹主义”，并祸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所有制，说“这是一种强大的金字塔式的政权体系，位于塔顶端的是斯大林的专制和独裁”。
但有失偏颇的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并没有持续地沿着末路狂飙。近些年来，人们不再随心所欲地使用人道主义了，那些站在云端跳舞的人逐渐把目光转向现实。在转变当中，人道主义的本来面目露出端倪。“斯大林时代扫除了文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普及了七年教育(至1937年前)。工人和农民的孩子也可以进人好大学学习。受教育的机会得到了保障，它保证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把人区分为贵族和贫民的现象，现在，无论在法学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已经被消灭了。过去的仆人和他的主人平起平坐了”…。这和解体后受教育机会不均的事实形成了极大反差。要知道，知识关于改变人的命运是多么重要!当有钱人可以去好的医院，穷人只能买些药来维持的时候，人们免不了回忆起从前惠及全体苏联人的医疗保障制度，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些似乎更契合社会公正准则的本质。“大概，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于斯大林时代的、至今还不曾被人忘却的教育医疗保障体系就勾起了人们的相思病。”人们在对比当中弄清了，什么样的人道主义是真实的，什么样的人道主义是虚幻的。对人道主义标准的客观认定，伴随了价值澄清的全过程。
社会思潮的非理性化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臆断上。20世纪30年代，物质生活状况总体上较战前困难。饥饿、战争、集体化等是当时社会的大背景，这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下降，人口缩减，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对大镇压的模糊猜测。我们无意否认镇压，大清洗确实有，而且给苏联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俄罗斯人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大清洗。但是，在非理性思维的主导下，斯大林确实充当了一些其他损失的替罪羊。一些关涉性命的事，仅凭猜想就妄下论断，是不是过于儿戏了。在历史探讨当中，坚持的首要准则还应当是“论从史出”。在普京总统赠送给中国社科院的最新俄罗斯大百科全书中，对于大清洗的数字说得十分清楚，并不是以前猜测的那么多。这无疑标志着俄罗斯人对待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理性态度的回归。翻看过去的新闻照片，人们无意间发现，这些照片记录下来的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是发自内心的，非摄影师可以操作，拍摄这些照片的日期也恰好是上世纪30年代。人们认识到了，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
精神寄托的全面宗教化是共产主义信仰瞬间崩溃后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当社会平稳运行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惯性反应，因而意识不到信仰的重要性；而当社会危机来临时，失去终极信仰的人立刻会惶恐不安。通常来讲，“大神”死了，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就会抬头，这时，人们往往会寻求“小神”的庇护。但宗教终究无法塑造强大的国家，被虚构出来的世界也无力满足现实的需要。同过去实实在在的幸福比较起来，宗教思想仅仅是一种寄托，绝不能变成现实。
近几年，对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价值模式的极端推崇也在降温。俄罗斯人知道，要想发展起来，应当结合本国实际；俄罗斯应当走自己特殊的道路，超越西方视角，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亦是如此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