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是俄文化传承中搭载的一个重要精神元素，是解读俄政治文化策略的重要切入点。作为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思想道德教育，无论是在沙俄、苏联，还是在后苏联时期，其价值取向、措施策略都深受权威主义的作用。虽然权威主义很容易演化成专制主义，打压、泯灭人的个性，但是其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积极效用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为人们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社会良好的思想秩序，进而形成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以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务实了思想基础。 传统文化的惰性因素，给党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制定及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消磨了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具有的现代意识。这种消极作用首先表现在，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垄断倾向。党的思想意志构成了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基础的全部内容，没有党的允许，借鉴其他社会形态文化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及相关学科理论资源，来丰富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根本没有可能性。更为严重的是，在苏联对理论建设的垄断并未止于党的范围之内，而是被推到了极致。在苏联发展的很多时期，领袖的个人意志完全取代了党的集体智慧，领袖的个人权威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理论发展中的垄断、专制倾向导致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基础无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滞后的理论对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制约可想而知。另外，这种权威主义的专制传统对苏联思想道德教育实践的消极作用也极为明显。在专制主义思想传统的作用下，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把自身肩负的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传达、解释和维护的使命变成了控制思想资源的特权，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被强制给予和不容置疑的接受所取代。 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思想道德教育根本无法深入群众的思想实际，不能解决群众的思想困惑。过多的宏大叙事、过于严肃的面孔、密探式的思想监管，使其与民众现实生活世界的距离渐行渐远。人们越来越把各种繁琐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当作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怀有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态度的人才会认真对待此事，而且要冒着被人耻笑的危险。正如1968年11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行为倾向向苏共中央递交的一份简报所显示的那样：“社会科学被看作是废话，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课。课堂讨论是轮流发言：考试是从这里到那里地背诵。”“学校最冷清的地方是党史或政治经济学资料室，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读者。”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时，人们必然会寻求新的思想资源、开辟新的获取渠道来弥补这种空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也因而具有了可乘之机。俄学者卡拉一穆尔扎指出：“苏维埃政权没有能够回答诞生和成长于大城市条件下的几代青年人的，尽管还没有被意识到，但却是活生生的需求，以致它简直就是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不幸的失落的大众。”而事实上，这种精神需要无法满足的失落并未仅仅局限在城市中，而是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可见，富有专制主义色彩的权威主义传统在苏联时期依然在延续，构成了苏联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开展的重要场域，它给思想道德教育带来的消极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在抵制敌对思想侵蚀及树立民众社会主义意识方面的积极影响。借助于强制手段传递的领袖的个人意志，使民众敌意丛生，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日渐淡薄，这虽然不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对苏联解体的推动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三 正如前文所言，在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后，权威主义重新成为人们评价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一个热门词汇。权威主义复苏的迹象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向中央的回归，而且体现在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及打造统一的思想道德教育空间的努力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怀揣着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浪漫主义钟爱及乐观遐想踏上了新的发展之旅。为了与旧的制度决裂，也为了向西方大国表示“洗心革面”的坚强决心以换取其巨额援助，按照由西方大国参与制定的方案，俄罗斯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对自由的诉求是转型初期俄罗斯各方面政策的共同指向。经济私有化改革过程中的“休克疗法”是最典型的标志。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及教育领域，以往的官方口径和整齐划一也被解构，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改革中被追捧的时尚潮流。1993年12月12日，由全民公决通过的俄罗斯新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俄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元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能充当国家的或社会的意识形态。 对权威主义的解构及去意识形态化的潮流，使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发生了质的改观。正如每当遭遇历史抉择时俄罗斯民族性格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性一样，转型期间的思想道德教育改革也首先表现为对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断然抛弃。同家在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指向及实践操作中的统一管理，被民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所解构。“1991年1月，在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委员会的决议《对于普通教育机构教育活动的民主化》，就指出对儿童的社会化要求已经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在消除这些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对年轻一代的统一的社会管理。”改革人士认为，原有模式思想道德教育的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学生的个性为代价培养出循规蹈矩，但缺乏理性判断能力的“好孩子”。新的思想道德教育不再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作为教育目的的统一指向，而是强调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公民。在课程设置中，取消了原有的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关的所有科目，增加了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含量。原有的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等也陷入了停滞状态，非正式组织、家庭则承担了更多的教育责任。 思想道德教育的转型，虽然使其得以破除了苏联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中僵化教条、脱离实际、人性化缺失等弊端，但是国家在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缺位，带来的不仅仅是突破僵化束缚的惬意，而且也导致民众的价值观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之中，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群体的消极作用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境地。以自由、民主等漂亮口号掩饰的放任，往往比整齐划一带来的结果更可怕。正如俄罗斯的社会学家所指出，“在俄罗斯青年人的意识中存在一系列危险的倾向：公民觉悟的危机、社会冷漠的表现、虚无主义、对俄罗斯的一切冷淡的态度、倾向于有损民族优越感的西方价值观，不愿在俄罗斯工作和生活”等。社会转型形成的价值真空不仅导致民族精神的自我防御能力急剧下降，而且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把这当成了对俄实施意识形态攻势的绝佳时机。美国蓝德企业的一份报告在谈及“第二代战略信息对抗”时，非常露骨地阐释了信息战的目的：“营造冷漠不道德的氛围以及对文化遗产的消极态度……挑起社会政治及宗教冲突……对人民反面宣传国家机关的工作并损坏其威信；破坏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国际威信。”借助于好莱坞大片，借助于肯德基、阿迪达斯、耐克等美国打造的国际品牌，这种以文化产品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渗透正在逐渐侵蚀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统一性，而且效果不容小觑。 面对思想道德教育领域中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俄罗斯政府和学者对激进的自由民主政策进 行了冷静的反思，传统文化成为其获取解决问题灵感的重要资源。正如学者们所言：“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在经历自由民主的挫败后，开始转向历史传统，希望通过政治权威来摆脱现实困境，使其演进过程呈现出权威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的特征。……普京上台后，面对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不断强化中央影响和国家权威，着手构建以总统为中心的垂直权力体系，真正建立相对集权的权威主义政治。……梅德韦杰夫也强调俄罗斯强大的国家政权与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强大的总统制至少要维持到2020年。”权威主义的复苏在意识形态建构及价值观教育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重新打造新的时代境遇中的精神示范成为应对上述精神领域挑战的重要举措。 普京曾指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南辕北辙的价值观念的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是不可能的。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能无所作为，因此自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政府在社会精神领域逐渐以“有为”，取代了“放任”，希望在实现经济富强的同时，建构既依托传统又富现代气息，同时又能展示俄罗斯民族独特风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为此，普京还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等理念作为建构意识形态的新理念。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7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时，也强调俄罗斯应当建立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倡导的价值观的基本范畴包括公正民主、人的自由和尊严、家庭传统、爱与忠诚、关爱老幼、爱国主义等，这些元素构成了社会的支柱和道德取向。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就是要致力于建构人人获得自由解放的正义社会，这一目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复苏，虽然在国际社会上受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诸多非议，俄语毕业论文，但是在俄罗斯并未招致过多的反感，而是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共鸣。这大抵与其文化内里的专制主义传统色彩相关。长期的封建统治，塑造了俄罗斯人民对强权的崇尚和顺从心理，尤其在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民众对力挽狂澜的权威更是充满了急切的渴望。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及对道德无序势必造成诸多危害的担忧，一种新的、富有权威性的精神示范力量的出现成为社会的期待，故此，总统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教育领域的强力主张，不仅在政府教育部门得以顺畅执行，也深得学者及教育界人士的拥护。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后，俄罗斯政府重新担当起在教育领域中的国家责任。为了打造统一的精神道德空间，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纲》、《2001－2017年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计划》、《2017－2017年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计划》、《2002－2004年俄罗斯学校道德教育发展纲要的基本方针和实施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制定这些纲要的目的在于：使青年面向祖国文化的价值，培养青年对祖国、对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的价值认识，培养对自己祖国的自豪感，培养对宪法、国家的标志物、祖国语言、人民传统的尊重感。而整合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家庭的力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编写统一的教学大纲被认为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路径。从以上列举的几个对于思想道德教育文件的价值诉求及实施策略的选择来看，树立新的富于权威性的精神示范力量，打造统一的精神道德空间已经成为国家开展道德教育的目标指向。政府的上述努力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认同。尽管在道德教育目标指向的表述上学者们还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倾向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有的倾向于本土的斯拉夫主义，有的则提倡应着力从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汲取道德发展的营养等――但是关于新的统一的精神示范力量的呼唤却形成了广泛的共鸣。 总之，从史实的梳理中可以看出，由于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俄罗斯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也深受权威主义的作用，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措施策略都被染上浓厚的权威主义色彩。尽管权威主义很容易演化成专制主义，打压、泯灭人的个性，但是其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积极效用也是不容置疑的。他关于人们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建构社会良好的思想秩序，进而形成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以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夯实了思想基础。尽管21世纪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苏，人们对其存在着重新滑向专制主义的担忧，但是权威主义对思想道德教育的上述积极效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以笔者之见，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复苏不会重新滑向专制主义的渊薮。新时期的权威主义更多的是应对现实挑战的一种策略选择，民众已经被培养起来的民主意识、专制主义的历史教训，均形成了对权威主义重新滑向专制主义的有效制约。正像当下俄罗斯的道德教育发展所呈现出的态势，在追求统一道德空间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的多元化及灵活性也被政府和学者们所接纳，成为制定新时期思想道德教育实施方案的重要考虑因素。正如学者所预测：“从俄罗斯的近况看，俄权威主义政治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俄走上高度集权的老路……从发展趋势看，俄权威主义政治必然要向健全的西方民主政治过渡。”依此，思想道德教育也应走上既具有核心的价值取向，又符合民主自由时代潮流的发展之路。 ，俄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