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12.55 文献标志码：D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5－0082－09 这一情况也要适用于一个在我眼中是那一代史学家中最有天分，但同时却超出我们的领域的人：赖因哈德・维特拉姆(Reinhard Wittram)。维特拉姆是一位“通才”史学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探讨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他拥有一个通史的教授职位，一开始不是对于俄国史的。维特拉姆也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深深植根于德意志一波罗的海传统。他于1933年来到德国，作为一个“德国之外的德国人”与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和纳粹制度有了瓜葛。尽管如此，他仍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他――很大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被战后德国英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认定为无罪。在20世纪50年代，维特拉姆脱离了自己的过去，获得了教训。他虽然懂俄语，但从未涉足苏联史或者他亲身经历过的俄国革命。他反而转向了18世纪历史――在其对德国历史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之外。就智力和风格的卓越性而言，他对于彼得大帝历史的两卷本作品迄今未被超越。在我看来，最新的两本由林赛・休斯(Lindsey Hughes)和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所作的彼得大帝传记也在维特拉姆那部著作之下。尽管须加上一句，布什科维奇特别集中研讨了彼得统治中一个不寻常而迄今为止被忽略的方面。 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奠基” 短暂的战后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束，这不仅仅涉及政治和学术文化方面。关于几乎全欧洲和美国来说，熟悉的日期、标志着一个休止符的是1968年。这一转变也在教育政策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探讨中发生，其中包括对俄国的历史探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联邦德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认识到一种所谓的“教育中的紧急状态”，即在政治和社会中所有领域内的各种岗位上都缺乏具备合格条件的年轻人，因而出现了一种共识：社会上机会总体上不平等，下层阶级的孩子在大学中比例不足。所有的政党当时都得出结论说，有必要向教育投资。在这些经济奇迹的年代里，钱并不缺乏――结果从1966年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新大学建立起来，更多的是在传统学术中心之外的小城市。波鸿(Boehum)、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康斯坦茨(Konstanz)、不莱梅(Bremen)、奥斯纳布吕克(Osnabraek)、班贝格(Bamberg)、维尔茨堡(Wtirzburg)、特里尔(Tri－er)以及其他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都成了大学聚集点，其中像比勒费尔德和康斯坦茨等地因此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这一波大学建立浪潮创造了大批新的教授职位，其中有不少是“东欧史”――大多是俄苏史――的教授职位。几乎所有的新建大学都设立了这样的教授职位。此外，在旧的大学――如哥廷根大学――也创设了这种名义的职位。人们很少提到，这种扩张关于东欧史作为一个明显独立的探讨学科的建立几乎是基础性的。同时，许多深入的发展产生了，它们深深地作用了我们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史开始盛行，在总体上成了主导性的探讨视角，占据了最重要探讨领域。“比勒费尔德学派”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于尔根・科卡(firgen Koeka)和其他代表人物大大促进了德国历史学对社会史的适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标志着东西方缓和的开始。这一缓和由1969年以后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一自由联合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有条不紊地、快速地来加以推动。这很快促使德国与当时的苏联建立更为紧密的学术联系，加强了交流。从此以后，学术作品建立于在苏联从事档案探讨工作的基础之上就成了惯常的、几乎是前提性的要求了。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论文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你们知道，自从19世纪以来，德国有一个两级的学历制度，俄国也采取了这一制度，其形式为副论文和论文)的目录，就会发现战后时代的休止：几乎所有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学术专著里都没有对档案的探讨，其资料来源只局限于当时已有的印刷品。而在此之后，几乎所有的学术专著中都引用了当时可以获得的俄国原始档案资料，即中央的档案。这种惯例一直保持至今。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我们也获准使用地方档案，然而遗憾的是，这往往仅仅是理论上的获准。 在美国最终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发展趋势。社会史也迅速崛起，关于年轻一代人来说，它取代了旧的探讨措施――这些措施几乎没有例外地是受了那些1917年后被迫流亡的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作用的。在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也遍访苏联档案馆。在列宁格勒的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cGIA)和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CGAOR)里都设有接待外国人的特别阅览室，年轻的美国人和德国人是这里最频繁的到访者。顺便提一句，密切的学术接触并相互邀请参加会议，不少都是这些阅览室里的会面的一个结果。有一段时间，我在其中的一间阅览室里遇见了几乎所有我的美国同行和朋友，包括利奥・海森(Leo Hmmson)、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mpatrick)和诺尔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等。我大概可以代表现已变老了的这一代人。这种(学术上的)相互协调性持续至今。在美国，这种协调性还伴随着俄国史和苏联史方面的职位急剧增加。 无须解释，探讨角度在措施论一理论方面的变化也会牵涉到工作领域的变化，二者都必须面对新的探讨机遇。如果有人想要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情绪，或者如果有人调查贸易协会的成立情况，都必须在苏联的档案馆里工作；或者倒过来说：除非能在苏联从事探讨工作，这样的题目是完全不可能探讨的。在这种新的专业标准之外，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术专著中 还很难发现共同范围内的题目。这大概与一种“铜律”有关，尽管是德国学术传统中一条不成文的法学(这种法学在例如美国和俄国并不存在)：要从事进一步的学术探讨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障碍――要写第二篇资格论文，题目是在时间上或者在内容上与第一篇资格论文紧密相关的。一名德国授课教师(至少)需要两个探讨重点，一般而言，他通过论文(比如说论1917年左右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比如说论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城市)来得到这两个重点。或者如果有些同事的专长是东欧和中欧历史，就会写一篇波兰史方面的论文，一篇捷克历史方面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这实际上导致论文题目分布范围很广，使人在大致的措施论定位之外很难找到一些专题性的共同探讨兴趣。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受到偏好的题目，这一方面与这一代人的归属有关，另一方面与老师的特点有关。在20世纪70－80年代，所谓的“盖尔”学派和“施特克尔”学派的对比是非常普遍的。迪特里希・盖尔在蒂宾根教了将近三十年的书(1966－1993)。他涉足社会史较早，是社会史探讨在德国的创始人之一。其他人还有汉斯一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于尔根・科卡(Jtirgen Kocka)、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Schieder)和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但他本人并不致力于社会史探讨，有点属于过渡地带。他对于青年列宁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完全基于出版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了他极为小心的评估，且大部分出自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探讨所的档案。此后，他转而探讨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根据当时对于其社会、经济基础的理论，他的略论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与此同时，盖尔坚决促进接受社会史论题和对俄罗斯的探讨兴趣，他还指导了多篇这方面的资格论文。这类探讨正如20年后的文化史探讨一样，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它们开拓了新的探讨领域，使得年轻一代的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大展身手。措施的转变可谓自然之事，因为每一代人都要离开前辈人的东西，以便可以用自己的新发现来装饰自己。但是可以料想到，学者们不会写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史。事实上，俄国1917年革命、其所谓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背景、俄国内战的后遗症以及20年代的苏联早期历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战前的斯大林主义，都是这些论文的中心。这里，盖尔学派赞同一些不太成熟的论文，这些论文是在弗赖堡的戈特弗里德・施拉姆(Gotfffied Schramm)指导下完成的。施拉姆是一位波兰现代早期历史专家，不过他却编辑了俄罗斯史手册的第3卷，而且在这个领域，他招收了一些生，他们探讨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题目。个人之间的认识和同代人之间的纽带促进了论题一措施论方面的接近。除此而外，蒂宾根和弗赖堡这些年的论文之间没什么共性可言，其科学成果也极为不同。如通常的那样，许多论文得到的关注非常少，而其他一些论文则受到持久的关注，有时甚至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专业之外产生作用。因此，我只能限于介绍上述几十年内一些最重要的作品，而不求完全介绍：海科・豪曼(Heiko Haumann)，现在巴塞尔做教授，他的论文讨论内战期间的“电气化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及其作为布尔什维克经济乌托邦一个例证的新官僚体制。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则向后走得更远，研讨了当时争论激烈的组织化经济利益问题及其与国家和政策的关系。海因茨一迪特里希・勒韦(Heinz－Di－etrich Luwe)，如今是海德堡的教授，他的论文讨论沙俄帝国后期国家和社会中的反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他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民经济的发展，讨论了是否真的有一个长期经济危机这一问题。在蒂宾根，贝恩德・邦韦奇(Bemd Bonwetsch)现为2017年设立的莫斯科德国历史探讨所首任所长。他最初探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此前，他受到汉堡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的作用，写了论文，是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对俄国的经济战略的。他后来在蒂宾根就这个题目继续探索，并了多篇文章。迪特里希・拜劳(Dietrich Beyrau)在1993年到2017年间是盖尔的继任者，在其论俄国对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态度的论文之后，他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探讨的是从彼得大帝到i874年军事改革时期的“军队与社会”。拜劳主要是在彼得・A・扎伊翁奇科夫斯基(Petr Andreevio zajono kovskij)的指导下，对莫斯科的档案做了相当长期的探讨工作。我本人于1972年开始写论文，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最大的对手社会革命党的探讨，1976年完成。那时我曾在莫斯科和基辅待过半年，但大部分材料是在阿姆斯特丹和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找到的。后来，在柏林自由大学的东欧探讨所工作期间，我仍然在蒂宾根学派的精神指导下写了教授备选资格论文，是对于从18世纪后半叶叶卡捷琳娜大帝到1870年城市改革期间俄国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这一次，我在帕维尔・G.伦君斯基(Pavel G.Ryndziunskij)的指导下，非常高效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作了一整年。 一些被认为与科隆的京特・施特克尔有关联的俄国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迪特里希・盖尔周围圈子的反对。但是让蒂宾根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找到共同性则是更难的事情。最后，这一“学派”使自身陷入主要探讨古代俄国的题目中去，变成几乎每个人都在为被公认是这一探讨领域元老的施特克尔大肆宣扬。他们之中某些人，但不是所有人，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资格论文，并曾任他的助手。甚至在措施论上，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俄国史的专家们都十分不同；在这一方面更不必说一个“学派”的问题了。最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其学术生涯中，根据内容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回顾过去，人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南部”的社会历史学家很快被认为形成了一个团体，但他们不是那些代表这一科目主流的人。出自联邦德国东欧史其他教授的大部分作品―那可是相当不少的――不能得到主要的关注。他们可以说是代表了多元化。多元化是所有科学中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往往不能与传统主义相区分。在那些不能归入此类的人和作品中，一些有作用的须提及――同样只是补充，并不求全。基尔的彼得・尼切(Peter Nitsche)可能是直到十年前退休时“施特克尔派”最著名的一个学生。他专门探讨14世纪以来莫斯科沙皇的遗嘱，撰写了《俄罗斯历史手册》第1卷中相应的一些重要条目，他还写了一些对于这几个世纪历史的文章，俄语论文范文，其中一篇是论所谓的“第三罗马理论”。汉斯・伦贝格 (Hans Lemberg)20世纪60年代也曾任施特克尔的助手，在完成有关十二月党人的论文后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最著名的捷克史专家。汉斯一约阿希姆・托克(Hans－Joachim Torke)在柏林自由大学东欧探讨所师从维尔纳・菲利普(Werner Philipp)，并于1976年成为其继任者。他对于19世纪俄国官僚的论文和论“国家主导的社会”与17世纪的全俄缙绅会议关系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都成了典范作品。此外，托克还编辑了两部普及性的俄国和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以及一本论伊凡四世以来俄国诸位沙皇的选集。卡斯滕・格尔克(Caxsten Goehrke)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苏黎世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保持了将近三十年。他来自明斯特，出自曼弗雷德・黑尔曼(Manfred Hellmann)门下。他可能是施特克尔之后第二知名的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历史学家。他的对于“俄国村社制度起源理论”的长篇毕业论文、对于“中世纪晚期罗斯的废弃区域”的论文、《手册》第1卷中有关诺夫哥罗德的条目，以及其他很多文章都属于德国东欧探讨成果中最好的。他的从基辅罗斯到苏联的三卷本《日常生活史》无与伦比，揭示了俄国整个历史上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情况。尽管安德烈亚斯・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成了施特克尔在维也纳的继任者――他目前是维也纳的教授――，他却不是出自“施特克尔”学派，而是曾经在苏黎世做格尔克的助手。他很快就独自进入在俄国史探讨中一个很流行的领域，即非俄罗斯人的历史，所谓的沙俄帝国里小民族的历史，他成了这一历史最为知名的代表。他对作为多种族国家的俄国所作的详尽的描述也已经被译成英语――这关于德语作品来说并不十分常见。最后，在慕尼黑，埃德加・赫施(Edgar Hosch)出自格奥尔格・施塔特米勒(Georg Stadtmiiller)的门下。他追随着施塔特米勒，甚至在将同时专攻现代早期俄国史和东南欧历史的结合上也是如此。他对于旧俄罗斯宗教“异端”的书没有后续，就像其他文章那样，比如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希腊计划”的探讨。 四、文化史标签下的东欧探讨 正如所预料的且理应如此的那样，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我们的探讨领域中，最近一次的教授职位代际交替导致了范式转换再次发生。这一转换也与整体上德国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以及法国历史学同样的措施论再定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转变已然在我们新的泛欧洲的通用语中有了名称，甚至在德语中也常常使用英语术语。文化转变进入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文学同时还有社会学或者政治科学和民族学――所属的领域。这些人文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之外的国家中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相应地，历史编纂学感到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指导准则”也在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到了80年代继之以民族学的那一学科，今天部分再次成了后现代哲学――或日更为旧式的观念史。然而，一个“除了语言之外”不接受任何事物为真实(德里达语，J.Derrida)的激进的文化史，已经过了自己的全盛期。经常被引用的“资料的否决权”(科泽勒克语R.Koselleck)获得认同，其精神流传开来，即人不能任意解读(和反解读)，而总是需要遵循典型事实的规定。这些典型事实也是存在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此，文化史的一种现代形式流行开来，它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对照，而是避免了其无疑存在的缺点，试图进一步发展它，并以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超越它。近年来，大部分论文和教授备选资格论文都力求从文化历史的方面来加强社会史，或者它们写那些至今仍为空白，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文化历史探讨措施的题目。如此一来，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文化史就是一个既含糊不清又因此而能用的，包括了非常不同措施(以及相应的题目)的概念。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措施共有一点：明显关注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重新将行动、建构着的主角的意识评价为不仅与事件等同，而且还是引导和(共同)创造事件的一个因素。 除此之外，很难发现我们学科最新成果之间的联系。由于思维模式和措施就像单独的个体与学术的社会化那样不同，也不可能有别的情况。最新的一些学术性专著将以一种例举的方式列出。它们在我眼中是非常成功的，在探讨中开拓出了一些重要的新前景和新领域。最有成就的作者大概是约尔格・巴贝洛夫斯基(J6rg Baberows－ki)，他在柏林的洪堡大学拥有一个教授职位。他论沙俄帝国晚期法学体系的大部头论文就已经是一部典范作品了。他论高加索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授备选资格论文也同样如此。该论文试图主要重新阐释早期的苏联：它主要是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斯大林主义(还有苏联整体)，认为过火的恐怖是一个在外围，在非俄罗斯民族之中，在这一体制的接受与控制的冲突中已经试验过了的现象。在这两部都有好几百页的作品之外，巴贝洛夫斯基(1961年生)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及一本详尽的对于“红色恐怖”的书。马尔特・罗尔夫(Malte Rolf)第一部专著写的是在外人看来典型的一个苏联现象：从1917年革命到1941年期间的群众庆祝。本亚明・申克(Benjamin Schenk)是慕尼黑的一个助理教授，他提交了一本非常富有创新意识的论文，论的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个中世纪晚期古罗斯大公和圣人的形象，经过数个世纪后，登上了后苏联时代的啤酒广告这样的变化，并作了不同阐释。申克使用了一个俄国神话作为样本，将其在一个新的、雄心勃勃而很有意思的观念史中加以使用。迪特马尔・诺塔兹(Dietmar Neutatz)是弗赖堡的一名教授，他将莫斯科地铁的建设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样例来从总体上加以考察。地铁的建设机制不仅在政治上有强迫，在宣传上也应用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制，这个国家为了这一目的不仅激活了所有的物质资源，而且还激活了所有的文化资源。还有比勒费尔德的卢茨・黑夫纳(Lutz Hafner)，他有时会在哥廷根。他把两种新的探讨措施连接起来：在地区档案开放之前不可能做到的、堪称典范的地方探讨(用萨拉托夫做例子)，以及对该省一个潜在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政治的探究。这一政治是一项全新的社会一文化发展的结果：一个有着学术素养的阶层的形成。该阶层正在越过传统等级的界限，希望进入它事实上开始一直控制的地方政治中去。 还可以提到更多的名字和专著。但是只能是在一些年之后，打个比方说是从一定距离之外，当他们思想谱系的归属、他们构成了探讨的哪些分支变得更为清楚的时候，才能去判断他们全体。只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明确的：幸运的是，在我们的小领域内没有死结，尽管通过建立新的分级计划，通过不断更新的紧缩计划，联邦政府的政策努力想要窒息探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