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文学的发展、作家的命运都史无前例地与政治变革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诗歌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被刻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本文结合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近况，从当时整个文学和文学界纷杂交错、良莠不齐的局面中理出诗歌发展的脉络。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存在于纳粹文学、抵抗文学、内心流亡文学和流亡文学之中。纳粹文学中的诗歌由于其思想上的腐化，早已为世人所不齿；后三种文学中的诗歌则不仅续接了德国文学史的发展，还以其强烈的感召力在诗歌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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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第三帝国；德语诗歌；纳粹文学；抵抗文学；流亡文学
1 时代与命运
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德语论文，标志着纳粹德国，又称第三帝国，正式建立。希特勒上台后，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推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体制，在镇压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时，也对作家采取公开的恐怖活动，迫害德国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众多德国民族引以为傲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被列为政治上或种族上的敌人，受到疯狂的诬陷、刑讯、关押和杀害。
在文化一体化政策下，纳粹德国采取了许多极端的方法。1933年成立的帝国文化局是一个对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控制、监督和审查的庞大机构，该机构堂而皇之的成为禁止犹太作家和有异己思想的作家从事职业活动和写作的合法工具，并定期出版禁书目录。之外，纳粹政府还将其他文化机构和群众团体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设立的文学院就首当其冲遭到大规模的清洗。1933年的焚书丑剧将纳粹文化恐怖推向高峰。狂热的纳粹青年和大学生，甚至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参与其中，焚毁了两千万册国内外作家的著作。焚书活动还同时在柏林、法兰克福、格廷根、汉堡、科隆、慕尼黑、纽伦堡、维尔茨堡等地的大学城进行，成为德国历史上毁灭进步文化的污点[1]。纳粹还对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实行肉体消灭政策。国会纵火案当晚，纳粹巡逻队逮捕了两万五千名共产党员、社会党人和反对纳粹制度的人，其中包括大量的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均被关进集中营或处死。
恐怖活动、讹诈、诽谤和种族歧视日渐严重地危害着德国的文学生活，引发了作家流亡国外的浪潮。在希特勒独裁的十二年里，德国语言艺术中重大而不朽的著作大多不是诞生在第三帝国，而是由移居国外的作家们所作。对他们而言，流亡和反法西斯斗争是严峻的学校，促使他们思想上不断，写出优秀的著作，成为推动三四十年代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即使是在纳粹奴役下的德国，文学也绝没有如希特勒所愿，形成统一和一体，它在社会和思想上分成了不同派别。
2 诗歌的发展及其价值
随着魏玛共和国的终结，诗歌的繁荣时代很快过去。在纳粹德国的文化政策下，纳粹诗歌以庞大的数量登台亮相了。
2.1 纳粹文学中的诗歌
“纳粹文学是第三帝国的官方文学，它遵照和配合文学一体化政策，宣扬泛日耳曼主义和种族主义，鼓吹‘血统与土地’文学（BlutBodenDichtung），宣扬拓展‘生存空间’，是反人类、反人道的文学。”[1]纳粹诗歌数量庞大，但都是一些哗众取宠之作。诗歌被当成建立群众性政党的文化武器，与其说是吸引人，不如说是蛊惑人和胁迫人。“词汇上，诗歌中大量出现日耳曼词语，如火和烈焰、战鼓和号角、剑、旗帜、土地、泥土、家系、血统，以及仪式、使命、福祉、信念等宗教词汇，还有领袖、元首、帝国，等等。”[1]形式上，常见的是鼓动诗和进行曲。鼓动诗的意图是煽动群众，将所有人召唤到一起，组成一个民族联合体，其激发情绪大同小异，诗歌不是为引起人的思考而作，而是写给大街和公众场合，用于朗诵和发言。进行曲诗号召人们赶快加入到纳粹运动中去，强调纪律性和约束力。这类诗歌的代表人物是霍斯特·韦赛尔（Horst Wessel），他的《高举旗帜》（Die Fahne hoch！）后来成为了纳粹党的党歌。这首诗以平静的语调，描写在街垒战中冲锋队高举旗帜，整队前进，最后预言胜利即将到来。“旗帜”在许多国家社会主义的诗歌中都是召集队伍的视觉象征，在这首诗中尤为明显：
高举旗帜！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安静平稳，
冲锋队在前进！
红色阵线和反对派枪杀了战友，
他们的灵魂仍和我们一同前进。
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
为冲锋队的战士让出街道，
千百万人满怀希望注视着卍字旗，
自由的日子和面包正在来到。
军号最后一次吹响，
我们已准备好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上空飘扬，
被奴役的日子已快到尽头。[2]
盖哈尔特﹒舒曼的诗则是典型的“血统与土地”文学，“这种以血与土为题材，从民族沙文主义立场出发讴歌故乡、土地、民族觉醒、种族生命力的著作，在德国本土的诗坛上曾经风行一时。”[3]短短数行出现三处“土”，四处“血”，以及“母亲”、“红旗”等典型的字眼，讴歌从血统和土地中诞生的新帝国，为种族主义推波助澜：
我深深地弯下腰
为肥沃的土地祝福，并说道：
失落的我归来了，
哦，母亲，接纳我吧。
古老的血苏醒了，
它在阴暗的竖井中，
沉睡、颤动、上涨、涌起，
穿过血脉，一条火的溪流。
从撕开的心脏的土地中，
喷出热血，泛起硕果的泡沫，
内外交集，汇成一片。
种子的红旗高高飘扬，
欢呼的声音响彻天空，
从血和土中，升起新的帝国。[4]
纳粹诗歌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大量印刷并谱成歌曲，作为纳粹的宣传工具，起了蛊惑人心、蒙蔽人民的消极影响。其表达的情感和道德价值都带有反人道的意义，思想和体裁局限于纳粹文化政策的牢笼中，极度贫乏，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这类诗歌也逐渐销声匿迹。 2.2 抵抗文学的诗歌
尽管第三帝国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最微小的思想异端，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报刊检查和盖世太保刽子手们通力合作，仍不能完全统一思想，把文学完全纳入纳粹精神的轨道。在法西斯专政的十二年，与国内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有直接联系的文学一直在地下活动着，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1933年，地下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立了。他们创办地下刊物、散发和张贴诗传单，并通过各种渠道把著作寄往国外出版。地下文学的重要生存方式之一是“伪装书”，发法西斯作家们将著作和传单伪装成产品说明书、使用须知、火车时间表等，甚至将印刷品烤入蛋糕，带出国境。该联盟被破坏后，再没有成立过反法西斯的作家组织，作家的反法西斯斗争一般都是分散进行或加入到抵抗运动的政治组织之中，例如“红色合唱团”，它由共产党人领导，印发传单，在街头张贴鼓动文章，出版宣传册。其领导者之一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1909～1942）就义前写的诗充满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事业必然战胜法西斯暴行。诗人在被处以极刑之前将这首诗写在纸片上，塞在牢房的地板缝里：
我们播下种子。
即使我们应当倒下，
我们知道，总有一天
精神必将战胜强权。
斧头、绞索和鞭子
压不服正义的人们！
你们只是瞎眼的法官，
你们不能代替全世界的法庭！[5]
但是抵抗运动的大部分诗歌通常只是“鼓动诗”（Klebeverse），--一种只有两三行、用来散发和张贴的押韵口号，便于记忆，又含有政治性的启发，但这种诗歌形式没有对思想或观点进行深入略论的余地，故而难以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例如：
黄油不便宜，
奶油价不低，
人民，拿起武器！[2]
抵抗文学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中营文学。这类著作的共同点是由集中营的被关押者创作，内容多为描绘犯人们的日常生活，揭露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Albrecht Haushofer，1903～1945）是纳粹白色恐怖最后的牺牲者之一。他的兄弟从莫阿比特监狱的死尸堆认出他时，他的一只手上还握着一本笔记本，上面有79首诗，这就是《莫阿比特十四行诗》（《Moabiter Sonette》）。这本诗集记录了诗人精神演化和道德自我认识过程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时刻，如自我批判的《罪》：
开庭审判吧！我为我的罪而骄傲。
不相信复活终将到来，
不相信人民的好日子终将到来，
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罪行。
但是，我为我的另一种罪而羞愧！
我没按时尽到我神圣的责任，
我知道灾祸却长期沉默，
过迟做出裁判。
我胸中悔恨交加……
我欺骗了良心，如今我要坦白：
我曾让自己和别人受到蒙蔽，
我没发出警告：深渊就在前面！
直到现在我才充分认识
我不够坚强--这就是我的罪！[5]
此外，宗教和教会的反法西斯人士在抵抗运动中占着特殊地位。天主教神父卡尔·朔尔茨（Roman Karl Scholz）在教徒中散发反法西斯诗歌，政治音调坦率而激烈。修士马科斯·约瑟夫·梅茨格（Max Joseph Metzger）则创作热情的诗体“告上帝书”，号召推翻法西斯政权。宗教界抵抗运动的诗人尽管在信仰上有种种异同，但从诗学观点来看，他们的共同特色是继承了德国宗教诗和神秘诗的古老传统[5]。
德国抵抗诗歌在数量上并不多，在希特勒统治年代，传播的范围也有限，有一部分已经散失或被销毁，但它并没有被忘却，“其存在本身给了各国人民以巨大鼓舞”[6]，并且在之后的文学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继续存在着。作为世界抵抗文学的一部分，德国抵抗诗歌一样在战争中鼓舞了士气，为正义和文明摇旗呐喊，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2.3 内心流亡文学中的诗歌
国会纵火案之后，大量作家外逃，流亡国外，但也有不少作家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了留在德国。尽管其中一部分人被迫参加帝国文学院，但没有向纳粹的“一体化”政策屈服，没有成为纳粹的宣传工具。“在纳粹统治的年代里，他们往往逃进不受约束的内心世界之中，遁入大自然，走进历史，或遨游在神话传说的世界里。这些作家虽然身处德国，心灵上的感觉却像是在流亡。这种情况后来被称为‘内心流亡’（innere Emigration，一译‘国内流亡’）。”[1]内心流亡文学的著作在政治的高压下，多采取迂回的策略，并不直接涉及社会现实，而是以爱情故事、神话传说和历史小说的形式出现。这些作家力求用全人类道德的绝对价值来与法西斯暴行相对抗。在这样的文学中，抵抗思想是在字里行间，通过暗示、象征、双关及其他一切类似手法表达出来的。
“内心流亡”一词的涵义在战后早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流亡作家与内心流亡作家的相互态度也由于复杂的历史情况而不断变化。其中著名的是托马斯曼与瓦尔特·冯·莫罗和弗朗克·蒂斯间的激烈论争。流亡者与“留下来的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不仅托马斯曼，许多方面的人士都质疑内心流亡者抵抗的有效性和他们政治态度的正确性。但是战后双方的情绪趋于平静，内心流亡著作被以宏观的历史的态度加以观察略论，其积极意义也得到认可。
内心流亡诗人应当从霍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算起，他的许多著作都包涵反法西斯的潜在意义。在安魂曲《黑暗》（《Die Finsternisse》，1937）中可以听到他对种族迫害的抗议。在长诗《伟大的梦》（《Der groe Traum》，1942）中，诗人怀着愤怒和悲哀，刻画了被玷污的祖国的形象。维尔纳·贝根格吕恩（Werner Bergengruen，1892～1964）创作的反法西斯诗歌则充满激情，怒斥法西斯的恶行，他所著诗集有《杰里科的玫瑰》（Die Rose von Jericho，1936）、《永远的皇帝》（Der ewige Kaiser，1937）、《愤怒的日子》（Die Irea，1945）、《颂歌》（Lobgesang，1946）等。 这一时期，自然诗得到复兴。主要原因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些诗人既没有勇气直接参与反抗纳粹的活动，但又不甘与纳粹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就从社会上隐退，遁入大自然或传奇神话之中，过着内心流亡的生活。他们写自然诗寄托自己的情愫，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对法西斯政权的不满和批评。尽管这种方式在当时受到布莱希特等人的批判，但之后其积极意义也得到认可。自然诗的代表人是奥斯卡·勒克尔（Osker Loerke，1884～1941），他的诗对希特勒独裁怀着满腔愤怒，但法西斯制度的现实轮廓似乎消失在象征性的形象中了。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他隐退到柏林郊区的房子里创作诗歌，出版了《长满蓟草的树林》（DerSilberdistelwald，1934），诗人以潘神自喻，表达归隐林中，缄口沉默的心境：
我的房屋坐落在
长满蓟草的树林中。
潘神已经过去
他化身成为黑夜，
吵闹也就不再听到。[1]
内心流亡文学的关键词之一，是“抽屉文学”（Literatur aus der Schublade）。部分作家不愿意委曲求全，顾左右而言他，要明确表达反法西斯思想，但深知这样的著作无法，只好放进抽屉。“‘抽屉文学’出自一些优秀的‘国内流亡者’之手，往往是他们最具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诗歌或小说。”[7]内莉·萨克斯的《死神的住处》（《In den Wohnungen des Todes》，1947）是这类著作中的典范，也为这位女诗人带来了诺贝尔奖。在《死去的兄弟姐妹们》中，她为自己的思想披上圣诗的外衣。圣经的象征手段、形象性和音调的抑扬顿挫组成了内莉诗歌的艺术表现体系。卡达·胡赫用自己的诗歌赞扬那些在黑暗年代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人民的荣誉的人们，写出了《致我们的受难者》和《致无名死者》等著作。另一位女诗人，格特鲁德·科尔马的著作在其死后才得以出版，组诗《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与玛利亚》是诗人“对历史风暴满怀激情的回顾”[5]。
内心流亡文学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确实进入了德国读者的精神生活中间，在抵制思想奴化和道德堕落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为德国文学发展起到重要的衔接影响。
2.4 流亡文学中的诗歌
纳粹德国的独裁统治导致了大批文人流亡国外。流亡诗人们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美学观念和个人遭际各不相同，故而这一时期的诗歌在题材、思想、风格和形式上也呈现多样化的格局。
流亡时期的很多诗歌都是表达对流亡生活的感受和对祖国的怀念。事实上，几乎所有流亡诗歌的主题都关联着家园--那已然失去的“真正的”德国，以及德国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中的伟大传统，故而也常以对德国际遇的感伤为基调。写这个题材的有布莱希特的抒情组诗--《流亡诗钞》（《Gedichte im Exil》）、马·海尔曼奈斯的《我们身居异乡》（《Um uns die Fremde》，1936）、弗·台·乔科尔的《黑色的船》（《Das schwarze Schiff》，1944）等。
埃尔泽·拉斯克许勒（Else LaskerSchüler，1869～1945）是位活跃的表现主义诗人。二战后她被迫定居耶路撒冷，在贫困交加中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日子。《我的蓝色钢琴》（《Mein blaues Klavier》，1943）是许勒“献给德国各城市中我难忘的朋友和那些像我一样流亡而星散在世界各地的朋友”[2]的一部诗集。这部如泣如诉的“天鹅之歌”里，诗人以忧伤的笔调表达对友人深切的怀念，回忆温馨的情谊。诗集中的名诗《我的蓝色钢琴》充分表达了诗人的忧伤，而蓝色象征着浪漫主义的渴望和无穷无尽：
我的蓝色钢琴
我家里有一架蓝钢琴
可是，我却不识乐谱。
自从世道变得野蛮，钢琴就
放在黑暗的地下室门的旁边。
四只星状脚爪在弹琴，
--月中仙女在舟中唱歌--
老鼠在叮当声中跳舞。
键盘已经损坏了……
我为蓝色的死者哭泣。
亲爱的天使，不顾违背禁令
--我啃着苦涩的面包--
在我活着的时候
就给我打开了天国之门。[8]
1940年， 女诗人内莉·萨克斯千钧一发地逃离了法西斯的魔掌，到达瑞士。人生的磨难使她抛弃了以前的浪漫主义，在诗歌创作上进入了新的境界。在抽屉文学《死神的住处》之后，她又创作了诗集《星光暗淡》（《Sternverdunkelung》，1949）、《详情无人知晓》（《Und niemand wei weiter》，1957）和《逃亡与变迁》（《Flucht und Verwandlung》，1959）等著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荷尔德林式的语言风格。
除内莉·萨克斯外，布莱希特是当时唯一用德语写诗而获得世界声誉的人，尽管他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对诗不利的时代”[2]。这一时期最为成功的著作是《斯文堡组诗》，激发他创作灵感的主题永远是“德国”：
德国啊，母亲，你脸色苍白，
坐在各民族中间，满身污泥；
你带着满身污泥站立起来。[8]
布莱希特的另一名篇《诗人出游》则可看作是流亡诗歌中自我意识觉醒的代表。流亡的悲苦和远离故土的孤独给诗人们带来巨大的失落感，而这种感受反过来激发出他们寻求自我价值的欲望，由自我安慰转而自我激励：
荷马无家可归
但丁不得不流离失所
李白和杜甫
在吞噬了三千万生命的内战中颠沛漂泊
欧里庇得斯收到了审讯
垂死的莎士比亚被封住了口。
不仅是缪斯
还有警察也在寻找弗朗索瓦·维龙。 被称作“情人”的卢克莱修
遭放逐
包括海涅，也包括布莱希特
都远逃丹麦的茅草屋。[9]
二战期间，德国流亡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政治诗和公民诗也迎来了一个兴旺繁荣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是黑达·齐纳的愤怒的讽刺诗，她在诗中鞭笞了那些消极等待法西斯灭亡，一味逃避战争的懦夫。著名的政治诗人艾里希维纳特本来活跃在卡巴莱的舞台上，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流亡时期，他以诗歌为武器，创作了《铺路石》（《Pflastersteine》，1934）、《这一天终将到来》（《Es kommt der Tag》，1934）等诗集。二战期间，他将自己的诗歌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到前线，最著名的是《致德国士兵》（《An die deutschen Soldaten》，1942）。他的政治诗曾两度为他赢得民主德国国家奖。
正是由于流亡文学的丰硕果实，使得1933至1945年这一德国历史上最灰暗的时期同时成为了“德国文学的第四个高峰”[10]。流亡文学中的诗歌，不仅是诗人抒发情感、排遣流亡苦难的通道，更是向纳粹统治发起反攻的军号，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3 结语
综上，第三帝国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民族问题的演变、党派间的力量抗衡、战争局势的发展等多种复杂因素，左右了诗人的命运和人生道路。由于政治观念、宗教信仰、种族观念、人生际遇的不同，这一时期的诗歌呈现出错综复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大量诗歌，或由于思想堕落腐化（如希特勒官方文学），或由于文学价值不高，早已随着时代的发展沉寂在历史长河之中，但也不乏散发璀璨光辉的名篇，这些诗歌不仅在当时挽救了民族思想的堕落和德国文学发展可能出现断层的命运，直至今日也仍具有感召人心的力量，是德意志民族文学宝库中不可忽视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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