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德两国的教材出版作比较探讨，可从中略论借鉴德国的先进经验。而谈到德国的教材出版，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教育体制与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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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的教育体制与学制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除了外交和国防归联邦政府统辖，每个州在社会事务领域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各州由文化教育部负责管理教育方面的各项事务，这样的体制一方面有利于推行适应当地民情的政策法规，避免了某些不成熟的改革设想造成全国性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必须统一的政策无法执行，协调成本巨大，各州各行其是的弊病。
德国教育制度比较复杂，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含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五大领域。如表1所示：
表1 德国学制
基础教育方面，德语论文，小学一般为四年制。小学毕业后进行第一阶段分流，即小学四年级时，由学生家长向学校申请，学生毕业后进入哪类学校学习，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升入五年制国民中学（职业预校）或六年制实科中学，毕业后要接受职业培训2-4年，培训后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或进入专科学校学习；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升入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共9年，相当于初中六年、高中三年）。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的合格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
德国教育制度最重要的优点是双向教育。即学生在求学的几乎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德国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边在学校上课边在工厂实习。实科中学的学生亦然，他们可能白天到律师事务所上班，晚上苦读民法。德国专科大学的工程系学生按规定毕业考前必须实习一年。这种把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学习方式，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既有理论基础又能实际工作的员工。
2.德国教材的编写
德国有16个州，每个州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都不一样，出版商开发中小学教材，也要根据各州不同的教育体系和课程标准来进行。教材编写工作是在政府、出版社、作者、使用者四个方面相互作用之下进行的。德国在教材编写方面有如下特点：教材编写工作的组织者是出版社，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考虑各方面对教材的要求，明确编写意图，然后聘请作者，组织编写队伍。作者的分工：在编写教材的工作形式上德国与我国的情况大同小异。编写队伍集中讨论编写意图、商定编写框架、协调写作分工、统一写作风格。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分工的细致，表现在作者中有人专门负责文字的表述、图表的制作；有人专门负责环境、人口、交通、健康等问题的恰当渗透与表述；还有的人专门负责探讨如何应对教材审查。
由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差别，我国的中小学教材必须体现国家的意志，在义务教育阶段还要体现公平的准则。过多版本的教材不可能有大体相当的内容和质量，这就使不同地区的学生使用不同教材而导致教学内容存在异同，显然教育内容的异同不符合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公平性的本质，也与我国广大农村打工子弟跨区域就学、升学的现实不适应。因此，目前我国实行“一纲多本”的中小学教材体系，即全国实行统一的课程标准，由有编写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编写出版多套教材。
3.德国的教材审查
德国的教材审查办法与我国现行的立项和审查机制类似，由各州文化教育部的专人负责审定。学校只能在经过审查并得到批准的书目中选择教材。审查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出版社把样书送交州文化教育部负责官员，由这个官员确定是否审查、鉴定。审查官员的权力非常大，这也体现德国对教科书的质量要求是比较高的。第二阶段，确定评审专家，一般从数据库里找3名专家。官员把书稿及鉴定目录即审查要求送给专家后，专家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且在4-8周内将审查意见上交。第三阶段：如果专家们的意见一致，官员可以根据专家的统一意见起草报告，并且作为州文化教育部的意见答复出版社。如果是同意批准出版，每年还要以部的名义将审查通过、得到批准的书目下发至学校。争议大的，就会召集出版商讨论再修改。送审样书的每一页都有评价，有具体的修改建议。如果专家的意见不一致，往往还需要委托第四位鉴定人，以帮助官员得出是否批准出版的意见。对于专家人选：首先在适合使用该教科书的学校教师中挑选，也可由科学家或大学教授担任审查工作，但主要由教师担任。评审前，文教部会委托大学对专家进行统一培训。专家是匿名的，不仅作者、出版社不知道专家姓名，甚至专家之间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但整个评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公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
地理、政治和历史类教材是审查的重点。德国的教材出版后会相对稳定，教材开发完成后可多年重印，学生手中的教材也可循环使用，但每5年会有一次强制性的重新审查修订。
4.德国的教材推广与发行
德国教材的选用自主权在学校和教师。购买教材的支付方式在不同的州也不同，比如，柏林地区主要由家长来支付教材费用，而有的州是由学校或社区来支付，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支付方式。德国各州教材支付形式如图1所示：
图1 德国各州教材支付形式
德国中小学教材的推广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出版商将教材营销的重点放在为教师和家长提供服务支持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设立“信息中心”。笔者此行拜访的三大出版集团在重要的城市都设有“信息中心”，负责所在地区的中小学教材及相关产品的推广、服务和培训等业务。学校和教师通过“信息中心”选购所需的教材，了解教材发展的新动向。学期开始时，教师们会自发来到信息中心，或选用教材，或参加培训，络绎不绝。家长也会带着学生来到信息中心，或购买配套产品，或为学生的学习问题进行咨询。信息中心不仅有销售区，还有会议室和活动中心。出版社正是通过设在各地的教材服务中心来巩固和开拓教材市场，为当地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二是组织当地教师进修和培训，走访当地的中小学校，征求教师对教材的意见。三是不定期举行专业的学科大会，为教师提供经验交流的机会。
我国教材的选用权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少数编写和出版单位为了教材能顺利选用，使用多种“公关”手段打通“关节”，对教育形象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不良作用。由于地方利益，主流教材在个别地方的教材选用上，不能得到公平客观的评价和选用，区域保护政策打着市场化的旗号进行反市场化运作。另外，德语论文，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的成本较高，对选用工作的监管和透明度不足。教材选用并不完全基于质量与需求的标准，人情成分过多过重。
5.对中国教育出版行业的经验借鉴
中德教育出版行业之间，在辨证略论和因地制宜的基础之上，需要相互学习和借鉴。参考德国教材编写、出版、发行等管理体制的先进经验，有利于使我国教材建设回归本位，促进基础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1）德国中小学教材实行公司自主定价模式。
出版公司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公司的资产，特别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应该得到体现。中小学教材建设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环节。关于不同品质教材的定价给予适当浮动的空间，有利于鼓励公司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保障教材的质量和教材出版事业的良性循环。而国家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例如税收、财政补贴、激励性的产业政策等对超额利润进行调节和控制。
（2）德国教育出版的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同样值得借鉴和学习。
德国最大的三家教材出版公司，并不是德国出版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三家。专业化是教育出版公司发展的方向。专业化不等同与单一化，教育出版公司也不等于教材出版公司。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专业化的经营，提供丰富多元的产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教育需求。
（3）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出，精细化营销有利于争取市场份额、拓展盈利空间。
设立区域性的“信息中心”更贴近使用者，能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活动，发挥“显微镜”的影响。目前我国学生数量逐年下降，基础市场不断萎缩。但由于股改上市的压力，各出版单位都制订了更激进的市场规划，市场营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细分不同的市场需求成为必然选择，教材推广将更加深入一线市场。
（4）珍视公司品牌。
德国前三大教育出版社――克莱特出版集团（1897年）、康乃馨出版集团（1946年）以及韦斯特曼出版集团（1838年），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依托强大的研发和发行队伍，占据了德国教育市场的绝对份额。打造百年品牌首先就是要珍视品牌，品牌代表的是公司的口碑、价值观和形象。其次将品牌的经营与公司的发展战略结合，并采取科学的措施持续对品牌营销进行投入。最后，要注意将品牌与时代相结合，让品牌不断地成长发展。让我们出版的教材和各类产品伴随广大师生共同成长。 （作者单位系人民教育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