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德国小说《朗读者》是德国反思文学的一部力作。著作涉及亲历第三帝国时期的父辈之罪责“平庸的恶”、后代的罪责以及罪责的延续性。关于罪责问题的讨论与作者的职业有关。作为法律工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罪责的高度敏感在其著作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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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国小说 《朗读者》 本哈德・施林克 罪责反思
德国小说《朗读者》自1995年出版包揽众多文学奖项，受瞩目程度在德国现代文学著作中实属罕见。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引发读者对第三帝国历史、人性、代际关系等层面的反思。而小说中对罪责和法学公正性的研讨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在谈及小说《朗读者》时表示：“《朗读者》不是对于纳粹或者屠犹的。它是一本对于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关系的书，对于罪责。”① 《朗读者》中对于罪责的反思可分两方面研讨：一方面是以汉娜为代表的父辈的罪责，即“平庸的恶”；另一方面是以米夏为代表的后代的罪责，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道德良心的负罪者。
一、父辈之罪责“平庸的恶”
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对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平庸的恶”。艾希曼是二战头号战犯，他曾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大屠杀的前线指挥官，欠下五百万条人命，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然而在对艾希曼审判的过程中，阿伦特惊奇地发现在艾希曼的身上找不到任何邪恶的动机、狂热的信念或是痛恨犹太人的证词。他为自己作为一个“守法公民”而感到骄傲，他身上似乎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特征能把他和他所犯的罪行联系起来。这种现实促使阿伦特思考人的“穷凶极恶”并不是犯下滔天大罪的必要条件，恶可能采取一种平庸的形式，不仅魔鬼可以毁灭世界，德语论文范文，像艾希曼这样平庸的人同样可以毁掉世界。于是，阿伦特提出了一个在她政治学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平庸的恶”。
《朗读者》中冷漠麻木的“小人物”身上都承载着这种“平庸的恶”，女主人公汉娜被塑造为“平庸的恶”之代表。作为女人的汉娜简单平凡，她随朗读情节的发展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会为教堂里孩子们的歌声所动容，她渴望爱情，外表虽冷淡内心却激情澎湃；作为德国人的汉娜认真严谨，无论是在西门子企业做工人还是后来在电车上做售票员，都恪守工作职责，并因此受到提升；作为文盲的汉娜充满对文化的渴望，具有高度的自尊，她沉醉于米夏为她朗读文学著作。然而，汉娜麻木盲从，她受命挑选赴奥斯维辛受死的犹太女囚，却没有怀疑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当汉娜被问及为何不打开着火教堂的大门时她回答：“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在汉娜看来，这是她的工作，她必须负责。所以她在法庭上质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如同汉娜一样普通的人还有卡车司机等恪尽职守的德国人。米夏搭便车时碰到的卡车司机表示：“刽子手没有遵循任何命令行事。他是在完成工作，刽子手处死的也并不是他所憎恨的人，他更不是向那些人报仇雪恨。杀死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或者对他构成威胁，或向他发动进攻。他们对刽子手来说根本无所谓。无所谓到什么程度？杀不杀他们都一个样！”卡车司机的话反映出那个时期德国民众冷漠麻木的普遍状态。施林克在接受美国脱口秀女王欧普拉采访时说：“如果看看大屠杀时期和反映那段历史的传记，你就会发现汉娜的故事绝非个例。”② 但是“个人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命运。他们既然未能阻止暴行的发生，就必须为此承担后果”。纳粹法西斯使得整整一代德国人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牺牲品，大多数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所表现出的冷漠与麻木令人震惊，然而这些人是否就等同于没有人性的魔鬼呢？正如施林克所说：“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代人的罪责之中。”③ 往往是偶然因素，即一个人生逢何时，决定了他是否有罪或该当何罪。④
二、后代的罪责
米夏作为罪恶历史传承者的战后一代，别无选择地继承了道义上的罪责。“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米夏为自己与汉娜的关系感到羞愧自责，他对汉娜有着割舍不断的爱，但因为与曾经的纳粹分子扯上关系倍感愧疚懊恼。汉娜的身份特殊，她不仅是米夏的情人，还是曾经的纳粹看守。米夏对她的经历无法释怀，他想摆脱汉娜的作用，却无法控制对汉娜的爱和思念。这种复杂的情感一直折磨着米夏，使他感到愧疚自责。米夏的罪责感令他承受着良心与道德的谴责。汉娜死后的十年，米夏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过去，思考与汉娜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
被誉为战后德国精神之父的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认为，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发生将给德国人的灵魂带来必要的彻底新生的转变”。1946年，雅斯贝斯出版了《罪责问题》一书，将罪责区分为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刑事犯罪指客观可以证明的、明确触犯法学的行为；政治罪责即政治责任，指一个国家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行为；道德罪责指涉个人行为，在道德罪责领域，不能以“命令就是命令”来为自己开脱辩护，即便在刑事犯罪中，道德罪责也因人而异；形而上罪责指人在上帝面前必然有罪的事实。雅斯贝斯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动，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依照雅斯贝斯的观点，旁观者同样有罪。雅斯贝斯在1945年8月的一次演说中说：“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拉走时，我们没有上街；直到我们自己也遭到毁灭的时候我们才叫喊起来。我们宁愿脆弱地活下去，理由是我们的死帮助不了任何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即使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活下去是有罪的，是问心有愧的。”他号召德国人勇敢地承担责任并接受这种责任带来的政治后果，应当承认和接受国外所提出的惩处、负责和赔偿的要求，每个人都应依其良心来独自反省。对大多数德国普通民众来说，可能不用为自己在二战和大屠杀中的行为承担刑事罪责，但他极有可能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这种罪责反思不仅限于承担主要责任的纳粹军官，而是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普遍性。就小说《朗读者》的人物而言，以汉娜为代表的父辈做了“平庸的恶”，汉娜的悲剧说明了个人愚忠与盲从的可怕，因此德国人应该对机械、僵化、盲目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对自己为纳粹历史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反思。战争快结束时才出生的米夏作为历史的传承者，别无选择地继承了道德罪责。 三、罪责的延续性
施林克曾在接受译林出版社专访时做过这样的表述：“通过汉娜和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⑤《朗读者》通过汉娜与米夏象征性的“父与子”关系，叙述一代人受到历史罪责的牵连，通过追问父辈的历史来寻求自己这一代人应该承担什么，罪责在何种程度上是延续的。小说的女主人公汉娜比男主人公米夏大了二十一岁，作者对年龄差距的设置有着深刻的寓意。汉娜代表着父辈一代，米夏代表着战后一代。一方面，战后一代与父辈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他们不可能不热爱自己的父母；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自己是纳粹的后代感到愧疚和自责，他们痛恨父辈，因为父辈或者直接参与了战争，或者做了纳粹的帮凶，或者沉默度日没有站出来揭露身边做过纳粹帮凶的亲戚朋友。他们认为父辈在第三帝国时期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作恶，没有能够阻止暴行的发生，因此应该对父辈进行审判与清算。“在第三帝国时期，以至第三帝国垮台之后，父辈们根本无所作为。父辈们或者直接犯下了纳粹罪行，或者对罪行袖手旁观，或者碰到犯罪就视而不见，要不就是在1945年后还容忍犯罪、接受犯罪。”奥斯维辛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给年轻一代带来的是一种精神打击，其反应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这场学生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纳粹历史问题。青年学生打破沉默，清算父辈们的历史，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政治和道德审判，试图以此摆脱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负的历史耻辱。他们中的许多人同自己的父母，同整整一代罪犯划清了界限。然而，这样真的能够免除羞耻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血缘关系是割不断的，父母与子女的亲缘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他们一方面批判父辈见事旁观、或遇事逃避、或对事容忍、或凡事接受的行为，德语毕业论文，另一方面却深爱着父辈。正如米夏所说：“我爱汉娜，这关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米夏对汉娜的复杂情感就象征着战后一代对父辈的爱恨纠结，或许正是出于对父母的爱才纠缠厮磨他们的罪责。
小说《朗读者》当属德国反思文学的一部佳作，其中不乏对第三帝国历史的反思，但关于个体罪责的反思是小说的一大特点，这与作者的职业有关。施林克并非职业作家，而是一名资深的法律家。他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法学，197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法律学位，1981年取得在弗莱堡大学执教资格，1982年至1991年在波恩大学担任公法教授，1991年至199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公法、社会法和法哲学教授，1992年至2017年在柏林洪堡大学担任公法和法哲学教授，1987年至2017年兼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宪法法院法官。法律生涯使他对罪责有着非常高的职业敏感度，这一点在其创作的文学著作中得以体现。
① 石剑峰编译：《文学：奥斯卡的发动机――小说〈朗读者〉作者施林克谈同名电影改编》，《东方早报》（C03版）2017年2月26日。
② 高颖：《〈朗读者〉作者：作家的唯一责任是记述真实》，《环球时报》2017年12月30日。
③⑤ 袁楠：《专访：人不因为曾经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2017年10月8日）》，《朗读者》（附录），陆志宙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第2版。
④ 印芝虹：《德国文学历史反思的新成果》，《文艺报》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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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显松.出入历史之境――本哈德・施林克著作罪责主题探讨[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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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茂增. 论大屠杀与个体罪责[J].外国文学，201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运用探讨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德、日反思文学与反思文化的对比探讨》（项目编号14jsyw-46）及2017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探讨基金资助项目“施林克著作中的罪责反思与德国反思文学探讨”（项目编号2017SJB750020）
作 者：南 楠，文学，江苏科技大学讲师，主要探讨方向为德国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