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似乎永远是笑嘻嘻的表情。在4月底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活动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黑狗》，讲的是他在登山时与一只黑狗邂逅的奇妙经历。台下的德国人能听懂中文的估计不多，于是他忘情朗诵的同时，身后的投影仪放了这首诗的德语翻译。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在主办方看来，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或许是中国文化和公司家群体的完美结合。现场有人问他：是不是白天是公司家，晚上是诗人？他纠正说，自己是白天赚钱，晚上睡不着就写诗。德国人笑声一片。
在今年的汉诺威工业展上，像黄怒波这样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不少。时隔25年，中国再次成为工博会的合作伙伴国。25年前，参展的中国公司有20多家，这一数字在今年变成了500多家。
在展会之外，中国元素正以更多的方式，呈现在这个以机械制造闻名的工业强国面前。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从2017年开始举办China Time庆典活动，两年一届，意在为两国文化、艺术、贸易等领域构建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中国传统的中医思想也在成为德国医学界一个新的探讨领域，汉堡大学正准备设立一个跟中医相关的专业。
当然，这些温情脉脉的文化活动并不足以成为中国在德国备受关注的全部理由。
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在商业和经济领域的表现。有一组来自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的数字能直观体现出中国公司在德国的活跃。2017年，中国在德国投资的项目数量达到158个，超过美国，成为在德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德国成熟的技术工人、机械制造业的领先技术、欧债危机中独善其身的经济环境及有竞争力的投资政策等。
不过，德国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德国投资的累计金额并不领先。到2017年，中国在德国的累计投资额仅为6.29亿欧元，排名第28位。到2017年这一数字也仅为7.75亿欧元。
尽管如此，在中国公司增加当地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国也开始警觉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在2002年至2017年，德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2017年之后，这一位置被中国取代。“德国开始紧张，对中国到德国的投资也很紧张。”GTAI公关部高级经理曹奕说。
不管怎样，一个被视为最有竞争力的发达国家，一个被称为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一种谨慎而又互相吸引、好奇而又夹杂不满的姿态越走越近。结果将会如何，仍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公司升级乃至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德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资源最丰富的投资地之一。”三一重工副总裁贺东东说。
德国机会
何伟在《寻路中国》一书中写道：“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是法院和教堂。”在汉堡的港口新城则不同。这里先建的是大型商场。
这是基于规划者的一种判断，即市中心的生活氛围仍旧对人们有吸引力―从港口新城步行到汉堡市中心的市政厅只需要10分钟。该新城区从2001年开始建设，预计2025年建成。
在欧洲其他国家，城市正随着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而出现萎缩，但汉堡的城市版图仍在扩大。在欧债危机弥漫的欧洲，这成为德国经济富有竞争力和活力的一个缩影。
“作为港口城市，汉堡很Open。”汉堡市营销局媒体关系主管Guido Neumann说。目前，这座德国北部城市已是欧洲拥有中国企业和接触中国贸易最多的城市，共入驻440家中国企业。
对关注德国的中国企业而言，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恐怕是德国在机械制造行业的领军地位。德国堪称全球机械制造业的明珠―在全球，德语论文，德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机械产品和汽车零部件。“在德国，机械制造专业经历了重视到不重视再到重视的过程。”Neumann说，根据GTAI的数据，2017年，中国在德国投资的项目中，所占百分比最大的正是机械制造与汽车，为25%。
不过，跟早期国外公司到中国的投资不同，中国在德国很难享受到所谓的“超国民待遇”，比如税收优惠减免等，但有不同的激励机制进行投资返还。返还的标准因投资规模、行业、雇佣人数等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劳工局的数据，2017年，德国的劳动力中熟练的技师技工占55%，跟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极具竞争力。
相反，关于传统观念中的劳动力成本问题，似乎并不是公司最敏感的。“如果在一个地中海国家，可能劳动力成本（比德国）稍微低点。其实也不低，因为物流成本高。那边的社会又很不稳定，从投资来讲是最怕的。”纷美包装有限企业（简称纷美包装，00468.HK）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洪钢说。纷美包装是一家从事无菌包装及服务的供应商，2017年在德国东部的哈雷投资5000万欧元，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工厂。
“（在别的国家）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了10%，但一两个百分点的废品率一下就把这些磨灭掉了。我认为，德国会给我们带来更长远的发展。”他说。
在洪钢看来，中国公司比较容易忽视所投资社区的政治环境。从这个角度考量，恐怕不得不提到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洪钢的创业伙伴、纷美包装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毕桦毫不掩饰自己对施罗德的崇拜之情。“为什么我特别崇拜施罗德？德国之所以有今天，施罗德干了很多对的事儿，就是降低社会福利保障。尽管对他自己的连任不利，但对子孙后代好。”他说，“德国今天在欧洲有竞争力，应该是他打下的基础。”
更聪明的中国投资者
2017年，三一重工在德国科隆附近建造一家混凝土泵厂时，《金融时报》撰文称：“此举预示着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公司对欧洲工程市场发起了攻击。”
这也是中国在德国第一笔“绿地投资”（Green field Investment，又称新建投资或创建投资。与之相对应的是褐地投资，又称跨国并购）。为了表示欢迎，科隆市命名了一条名为“三一大街”的新街道。
这与10年前中国公司在德国的形象已有天壤之别。
10年前，TCL全资收购有“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称的家电公司施耐德，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陷入窘境。“当时德国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是非常消极的。”曹奕回忆说。
一个让德国社会备感伤心的理由是：中国投资者不仅没有给当地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有可能令德国员工饭碗不保。在德国，政府对就业率的重视令人吃惊。比如在汉堡港口，为了提升管理水平，IT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但这一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行为却遭到了政府的反对。“政府担心先进技术的运用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一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在柏林，就连介绍电动车项目时，也会将其与就业联系起来。
这些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现在让德国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就是2017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对科堡机床厂的并购。收购之初这家工厂只有400多名德国员工，收购后由于订单猛增，又扩招了300个。在工厂所在的小镇上，当地居民如果看到中国人会觉得很亲切，因为自己的邻居或亲戚肯定有一个人在中国人拥有的企业工作。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
几年前，GTAI曾经跟一家做生物制药的中国公司打过交道。让工作人员吃惊的是，这家在法兰克福投资的中国公司居然不知道德国有高科技战略补贴。在咨询了相关补贴政策后，这家企业的老板甚至懊恼地说：“我能不能把原来的企业注销了再投资一遍？”
实际上，三年前，在德国投资的中国公司没有一家拿到过德国政府的投资补贴。曹奕的略论是，在德国投资的第一波中国公司是以国企和实力雄厚的民营公司为主。这批公司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钱，不太在乎投资的成本。
但到了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中小企业的到来，针对投资所做的功课也越来越多。其中，有无投资补贴已经成为投资与否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GTAI驻华代表韩佩德并不愿意透露有多少家中国企业向他咨询过投资事宜，但他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数字―从2017年到2017年，他负责的中国项目已经增加了八倍。
不过，在对投资政策进行补课的同时，中国公司要想迎来海外经营上的转机，恐怕要经受更久的考验。2004年，沈阳机床厂收购了亏损中的德国Schiess企业，好消息是，这起收购为沈阳机床集团在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床厂奠定了基础，而坏消息则是，Schiess目前仍在为扭亏而努力。2017年，Schiess新任德国总经理陶石上任，围绕缩短交货周期、提升产品质量等进行改革。2017年，还专门推出了新的ASCHERSLEBEN品牌抢占中国市场。
至于中国公司的投资会不会让当地同行感到紧张，答案是肯定的。但政府部门的人员不完全这么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公司也会提供税收和就业岗位。”汉堡经济促进局国际部主任Stefan Matz（他的名片上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马兴汉）的态度显得很开明，但他同时也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公司不愿付费来雇佣专业的团队做事。”
理想与现实
当远大空调雄心勃勃地把法国选址为欧洲总部时，一定没有想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会如此之大。最初，远大在法国当地的员工有十几个，如今压缩到五人，且全部是中国人。原因之一，是法国当地员工的管理难度超出了想象，不得不用中国人，但中国员工外派到法国又面临着签证难题。
对在德国投资的中国公司来说，也存在类似遭遇，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贺东东对《中国公司家》表示，中国公司的理念很多停留在纸面上，具体经营中会与德国员工有很多碰撞，比如产品很隐性的质量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通过的话，你的口号就是假的，但不通过就要牺牲效率和利益，能不能做到只要不符合品质就推倒重来？”
在参加当地一些论坛或者专业机构信息发布时，贺东东不止一次听到德国人士对一些当地中国公司的批评。实际上，如果不能学习到德国制造的精髓，仅以获取技术为目标却留不住技术人才，是很难在德国成功的，“很多中国公司在收购当地制造公司后，发现拿来的技术其实并不先进，甚至已经过时了。”
不仅如此，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东西德的发展差距。由于东德发展相对落后，不少高级人才外流，这也使在当地投资的中国公司招聘合格员工增加了难度。
而德国的整体社会氛围也在发生改变。“我父亲那一辈人的梦想是拥有一辆奔驰车，而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的梦想是拥有一辆自行车，一部iPhone手机。这对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位德国官员开玩笑说。在这句玩笑话的背后，凸显了德国的年轻人对机械制造业的热情开始下降，合格的技术工人储备在未来可能更为稀缺。
如果这是中国公司包括德国制造业的长期担忧的话，眼下困扰中国公司的现实问题，同样是德国签证问题。
德国商务签证的有效期是三个月。在办理签证时，申请者往往需要提供严格的行程安排，但是中国申请者的行程往往不是很好确定。
而签证问题也已超出了隶属于德国联邦经济部的GTAI的能力范畴，他们只能向有关部门反映中国投资者的声音，如何解决还要由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来确定。
“我和毕总一碰到德国官员就反映这个问题。”洪钢说。为了省事，洪钢从2017年开始拿申根国家瑞士的签证，有效期一年。“但我还是不满意德国的这个做法。”
当然，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签证问题。德国经济财政政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中国公司产生作用。如今，随着德国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那些将销售重点放在德国市场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不小压力。
以光伏行业为例。作为国内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英利集团经历了德国太阳能产业的兴盛及逐渐降温的时期，以及德国削减太阳能补贴政策的时期。“光伏行业是拿德国政府的钱，间接让中国公司获得了发展，德语专业论文，这在德国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英利集团副总经理、首席战略官王亦逾对《中国公司家》表示。他坦陈，受欧债危机等大环境作用，德国政府补贴下降的力度比公司预想的要大，这增加了德国市场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逐步脱离政府的补贴，是太阳能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个新的现象是，欧债危机也让中国公司有了些许底气。从某种程度上，作为新来者的中国公司正在试探德国对中国发展理念的接受程度。比如，必要时让德国员工周末加班，以及给过度以人为本的管理风格设置个底线。“谁说将来欧洲文化就一定是商业文化的主流呢？也不一定。他们现在不也闹经济危机吗？”毕桦说。
但中国的就一定是完美的吗？也未必。
纷美德国工厂的厂长是刘宝忠。纷美在国内两家工厂的筹备工作也是由他负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很多人的家庭生活为代价的。”他说。让他苦恼的是，对上有父母下有妻儿的他来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一直很难做出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