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出国留学、开眼看世界，希冀从西方寻求救亡兴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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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是这股留学热潮的一分子。他一生6次出国，旅居国外近12年；其中先后3次赴德国求学、考察，共计5年多，德语论文范文，为其认识西方文明、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积累了充足养分。
“世界学术德最尊”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五年（1889），21岁的蔡元培考中举人。26岁点为翰林。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又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爱国学社总理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辛亥革命后，历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探讨院院长等职。
20世纪初，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蔡元培曾于1902年夏到日本游历，但于留日并无兴趣，一心想去德国。1903年6月中旬，因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分裂，蔡元培离开爱国学社，毅然赴青岛学德语，准备赴德留学。次年，他的女儿出生，蔡元培取名“威廉”，而后又为1906年出生的儿子取名“柏龄”（柏林）。为子女所取的这两个德国式的名字，充分表明蔡元培对赴德求学的向往和决心。
出国是为谋救国。蔡元培咬定留德目标，源于他所抱的教育救国理想。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在给学部的留德申请呈文中，蔡元培这样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1906年底，蔡元培获悉清廷将公派几名翰林院编检出国，抱之数年的留德梦想又被激起，他立即从故乡绍兴赶到京城，但当时“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德语论文范文，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孑民不愿”。蔡元培一直认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于是决定放下翰林学士的身份自费赴德。
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德公使，这为蔡元培赴德提供了机会。因为孙宝琦的弟弟孙宝�与蔡元培是故交，由于孙宝�的介绍和蔡元培的登门拜访，孙宝琦答应蔡元培在使馆任职员，且每月资助学费白银30两，合42银元。同时，蔡元培还通过挚友张元济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他在德国为该馆著译，每月稿酬100银元。
这两笔收入远不能解决蔡元培在德国的费用和国内妻儿的家用，但蔡元培还是抛家别子，于是年6月随孙宝琦一行前往德国，开始其首次欧洲之行。
“半佣半丐之生涯”
据统计，清末留德学生总计114人，其中官费生87名，自费生27名，年龄多数不到25岁。在早期众多的留学生中不乏自费生，蔡元培可谓是不依赖国内家庭支持、“半工半读”的第一个留学生。他当时已近四旬，远比其他留学生年长。
蔡元培在德第一年居于柏林，他自己曾以“半佣半丐之生涯”来形容生活之艰辛。
为解决旅居经费，蔡元培又在孙宝琦的介绍下，为时在柏林留学的唐绍仪之侄唐宝书等4人做国学家庭教师，月薪100马克（合55银元）。
在为他人补习国学的同时，蔡元培自己也要请老师补习德语。因为蔡元培虽在青岛时学过德语，但远没过语法关。复杂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年近四十的他来说，艰难程度可以想象。蔡元培自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
蔡元培赴德旨在求知，勤工更是为了俭学，“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为不耽误学业，他决意要改变这样的生活。
1908年暑假，蔡元培便申请就读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但因不能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注册，于是只好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大学。
莱比锡大学是当时已有500年历史的一所名牌大学。该校的康德拉（中文名“孔好古”）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十分乐意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便由其介绍顺利入学。但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蔡元培担心自己年龄太大而不被录取，故而少写5岁，把实岁40写成了35。
“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与其他人求学不同，蔡元培把在德国的求学称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不是为拿某个学历或者学位，目的是汲取知识、开阔眼界。与原来出国计划学习教育学相左的是，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以全面了解西学之精髓、博采诸家学说为宗旨。
20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占据重要地位。蔡元培身居其中，学泛众家。他在莱比锡大学注册的是哲学系，但选修课程众多，呈现跨学科性。从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6个学期里，他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在莱比锡大学的老师中，蔡元培最佩服哲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德和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每学期都选修他们开设的课。他称“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其作品“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略论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兰普莱西是一位史学革新者，他在校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探讨所，原本只招收三四年级的学生，但当知道蔡元培是“清朝翰林”后破例招他入学。因此1910年至1911年，蔡元培除听课外，还从事文明史与世界史的探讨。
关于何以选择如此众多的新型课程，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解释：“我向来是探讨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探讨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探讨美学。但美学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了解，还须从美学史探讨下手，要探讨美术史，须从未开化民族的美术考察起……”这种因旺盛求知欲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使蔡元培在德国的求学变得十分广博。
丰硕的游学成果
在德游学期间，是蔡元培潜心治学、辛勤笔耕的黄金期。他凭藉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促进了中德文化交流，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
蔡元培以“爬格子”方式半工半读，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编写了《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学术、教育界的地位。如《伦理学原理》于1907年出版后，至1921年再版6次，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国伦理学史》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已再版16次，是民国初期深受国内中学欢迎的教科书。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蔡元培选读了几门美学课程，业余时间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学过钢琴和小提琴，看了大量的话剧和小歌剧，对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自写年谱》中回忆：“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蔡元培自觉“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四十岁”这段时间就是其在德国游学时期。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的名字，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蔡元培后来主张的“美育为学”、“德智体美”四育、“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萌发形成于德国游学时期。
听课之余，蔡元培十分注重探讨德国教育制度，翻译了许多德国教育家的作品。他读过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包尔生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该书的绪论部分比较了德国与英国、法国大学的特点，介绍了德国大学所推崇的教学与探讨“融合为一”、注重纯学术、教授治校等准则。蔡元培认为“颇足参考”，便将绪论部分译成中文，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于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陈洪捷教授认为，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观察与思考，使他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为其日后注重高等教育、倾力改造北大提供了动力。
蔡元培还利用渊博的国学知识在德国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德文化交流。在兰普莱西的探讨所学习时，蔡元培帮助倾心汉学的但采尔翻译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资料，两人结下深厚情谊。1924年冬，时任汉堡大学教授、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的但采尔邀请蔡元培去做民族学探讨；蔡元培在任中央探讨院院长时，也邀请但采尔来华并聘其为社会科学探讨所客座教授。蔡元培还与勒杜尔、安采尔、慕思德柏格等德国同学一起，在探讨所鉴别中国文物，帮助整理在甘肃楼兰发现的古代文献。康德拉于1920年公布了这批简牍与文书，引起中外学术界的轰动。
响应辛亥革命而中断游学
蔡元培曾在1904年成立光复会，一度是沪上革命的中坚力量。他身在德国，心存祖国，时常关注国内革命形势。蔡元培从上海友人按期寄来的《中外日报》、《神州日报》以及与汪康年、陶成章、吴稚晖等人的通信中，知道国内“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
与蔡元培交往最密的是旅居法国的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当时，他们在巴黎设立世界社，创办《世界画报》、《新世纪》，宣传革命，抨击君主立宪主张，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蔡元培经常与他们书信来往，交流思想。由于这段历史，蔡元培后来与吴、李、张三人并称国民党“四元老”。
蔡元培与国内革命党人也多有联系。1910年，他受同乡陶成章托付，将十余册《秋（瑾）女士遗诗》分寄欧洲各国图书馆，以此纪念革命英烈。他还通过书信，竭力调和在日本东京的章太炎与在法国巴黎的吴稚晖之间的误解，维护革命党人的内部团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元培正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参观考察其中学教育，他从德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之喜而不寐”，立即赶回，于10月18日晚回到莱比锡，次日即赶往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筹资发电”，声援革命。有一德国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蔡元培坚定地说：“必可以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
未几，汉阳钢铁厂派刘庆恩来德国调查制炮、用炮技术，蔡元培认为新式军火对革命军北上攻打北京城十分有利，于是与刘庆恩一起写信给孙中山，建议筹款10万美金订购德国克虏伯炮厂生产的8尊新式攻城炮。他还在给吴稚晖的信中预测，袁世凯“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在辛亥事件初期，蔡元培就作此略论，可见其政治观察力之敏锐。
蔡元培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前途，为自己身居异邦“不能荷戈行间，稍尽义务”而深深不安。1911年11月中旬，蔡元培接到他的学生、上海革命力量主要领导人陈其美催其回国的电报后，立即中断学习回国，开始其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伟大实践。
也许蔡元培与德国有缘，此后他又两次赴德，但都时间不长。1912年7月，他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职，于11月再次入莱比锡大学的文明史与世界史探讨所，但半年后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参加“二次革命”。1924年，蔡元培在欧洲之行中访问了莱比锡大学，在哥尼斯堡大学参加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学术会议，在汉堡大学做了几个月的民族学探讨。
德国的游学和考察对蔡元培作用至深，他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也为世人赞扬。2017年11月，北京大学与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举办“蔡元培――中国的洪堡”展览，把蔡元培与德国著名教育家、政治家、洪堡大学创始者洪堡相类比，体现了德方对蔡元培的崇敬。开幕式上，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柯若朴教授称“蔡元培先生是联系莱比锡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重要纽带”，并高度评价其为中德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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