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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现今德国地界上还能让老柏林人一眼就认出的建筑；
它在20世纪初和中国邂逅,历尽沧桑，凤凰涅……
在柏林,有这样一座大厦
坐落于德国首都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原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又称国会大厦）可以说很有些名气。这座始建于1884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是杰出的建筑师保罗・瓦洛特的呕心之作。它的建筑面积并不算太大，11528平方米只相当于美国国会大厦的三分之一。大厦正面宽88米，六根古希腊式的大理石柱子使它显得既威严又气派。它纵深137米，曾拥有22个会议厅和多达200间的办公室；四面各有一个门，主门正对着柯尼斯广场。门上的帝国鹰徽，让那些多少知道德国近代史的人生出些许联想，但那毕竟是德国的象征，其他任何标志都无法将其取代，只不过现在的德国已经和平，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和平。老鹰的形象再威猛也已难唤起德国人那颗倍受历史伤害的心。从前的议会大厦现在除保留原先的主要功能外，还有一部分辟成了现在的德意志国家历史博物馆。原先那个精致而高雅的石制穹顶已被玻璃取代，它在用建筑的语言告诉人们：进入21世纪的德国，一切都是透明的，是清澈见底而坦诚相待的，是一个和所有国家都能和平相处的温和国度。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德国，黑白颠倒，职业军人、党阀政客满天飞，连农业部长都穿军装。如今，当年纳粹的军械和旗号早进了许多国家的战争博物馆，留在表面的，看上去还能令人产生联想的，带有历史沉重感的，除了勃兰登堡门外，就只有这座饱经沧桑的国会大厦了。
国会大厦当初整整盖了10年，从1884年延续到1894年。这个速度跟盖科隆大教堂比起来还是快得多，科隆大教堂断断续续折腾了将近六百年，据说直到现在离完美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要跟当年“爱尔兰才子”施佩尔为希特勒盖新总理府的速度比起来就显得太慢――希特勒当初命令施佩尔在一年之内为他设计建造一个全新的总理府，并且“不要钢筋水泥的堡垒”，而要一座“用大理石砌就的宫殿”。施佩尔果然不负“爱尔兰才子”的美称，再加上最优秀的德国工匠和一直没有透露具体数字的劳改营犯人的的日夜奋战，居然只用了11个月就把一座崭新的总理府给端出来了。希特勒为此“龙颜大悦”，但直到现在人们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他直到死也没有在那里的新办公室正经办上一天公，只是把那里当作接见外宾的场所。
如今，在柏林的地面上还能让老柏林人认出来的建筑物已经不多，这座国会大厦算是其中“有幸的”一座。单从纯粹的建筑角度上讲，这座国会大厦并没有“令人一眼难忘”的特别之处，在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初期，欧美有许多比它更为辉煌的建筑典范，但关于德国人来说，它的位置却不可取代。
国会大厦的和平涂鸦
世界上恐怕没有几座大厦和战争、和平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就是其中一座。再往前的事姑且不提，单说1933年，纳粹骨干，希特勒的主要帮凶，臃肿而鲁莽的戈林导演的那出国会大厦纵火案，把它选作了主角。戈林虽然表面很粗，但内心不傻，他很清楚这座大厦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正是戈林第一次让这座大厦名扬四海，以至于现在各国近代史教科书里都得提到它。
1945年4月底，朱可夫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终于打到了它的台阶下。此时早已千疮百孔的国会大厦是纳粹在柏林的最后一个要塞。德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丧失了所有的重武器，只能凭着手中的轻武器，把国会大厦作为掩体进行顽抗，战斗相当激烈。不难设想一下，如果作为进攻一方的苏军战士在这个时候牺牲的话，德语论文，将是莫大的遗憾，显然，打到了柏林国会大厦的台阶下，谁都知道旷日持久的战争要结束了。从1941年6月的坚守布列斯特要塞到1945年4月攻到国会大厦的台阶，短短几年里，苏联正规军已阵亡600万人。眼看胜利在望，谁不想好胳膊好腿的回家呢？但关于任何一个军人来讲，这显然不是怯懦的理由，在战争的最后一刻，也还是会有人倒下。战斗仍在继续，国会大厦的大理石再结实也不能阻挡复仇的子弹。希特勒在离此地不远的总理府地下室走上了不归路，纳粹德国彻底垮台了。
国会大厦在两天之内就被希特勒称为“劣等民族”的苏军占领。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国会大厦的顶部，现在只能含混地说是在顶部，因为当时大厦的最高部分已被苏军的炮火几乎轰平。号称骁勇善战的德国陆军终于没能打到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反倒是自己的国会大厦让人给打了个稀巴烂，并被踏上了无数只脚―很快，它就成了苏联军人、英国军人、美国军人、法国军人以及一切曾被德军视为敌方军人的观光胜地。甚至丘吉尔也夹着他那支世人熟悉的大雪茄，到里面去逛了一圈。在他的眼里，柏林别的地方根本不值一去，只有这个地方倒还值得一游。朱可夫元帅是第一个走进大厦内部的高级占领者，其后还有无数的盟军将领，没有谁想错过游览这个军事胜地的机会。
占领军的士兵们虽然没有将军元帅那么风光，但他们自有发挥自己“特权”的本事，他们在国会大厦的墙上涂鸦！国会大厦的墙壁上，所有不依靠登高工具就能写上字的地方，他们都涂上自己的名字或写上留言，这对所有士兵来说绝对是件时髦的事。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件事不光时髦还很隽永。苏军肯定是最早的一拨涂鸦者，他们是攻下大厦的功臣。每个苏军士兵都涂上了不止一个人的名字，替死去的战友涂上一个名字，比自己的还重要。等到迟来的美英联军想找块地方涂上名字的时候，比较显眼的地方，比较低的地方，比较平整的地方，已经全被涂满了；剩下的就是：高的地方，犄角旮旯，柱子上，最后连这些地方也被涂满了。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一次大规模集体涂鸦行动；也是惟一的一次最国际化的涂鸦行动――各种文字纷呈；更是惟一的一次几乎全是由军人参加的涂鸦行动。跟占领国会大厦的军人的涂鸦相比，类似逛什么旅游景点“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实在不值一提。
从战争的牺牲品到艺术的殿堂
国会大厦在沉寂了50年之后，又有一些不甘寂寞的德国人想起了它。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它在几乎整整一代德国人心目中破壁残垣、孤寂凋零的印象，一个德国的前卫艺术家想出了一个近乎天方夜谭般的绝招。德国自魏玛时期的包豪斯学派销声匿迹以来，它的艺术家们就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了。难道德国那些心里“很有些想法”的人们真的就此罢休了吗？
至少公共艺术推广人和策划人克里斯多夫不是这样一种人。早在德国人的现代艺术细胞被全面唤醒之前，他就极力想使世界不仅仅知道德国可以造出享誉世界的汽车和照相机，同时，德国的现代艺术也决不是二流货，德国的那些“富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们也没有一直躺在家里睡大觉。克利斯多夫的异想天开就是要将国会大厦全身包裹起来，使之成为一件惊世骇俗的艺术品。不管别人是否也这么想，反正他坚持要这样做，关于如何才能将理想变为现实，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件公共艺术著作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它的“公共性”和其意义的深远是许多永久树立的著作难以比肩的，而且比树立一件标新立异的著作和建立一座大型公共项目要复杂得多。为了实施这件著作，德语论文，克里斯多夫憋足劲地奔波了整整24年，游说170多名议员，在德国的公共媒体上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它甚至成为一个德国民众和政府都关心的公开话题。
凡事有耕耘必有收获。克利斯多夫的不懈努力最终没有白费。1995年，德国议会表决通过了克里斯多夫的包裹方案。其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通过克利斯多夫的这个伟大壮举，柏林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此前，1933年的国会大厦纵火案、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1945年的攻克柏林、1961年的柏林墙、1990年的冲破铁幕，都使柏林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所不尽相同的是：这一次绝对是公众参与程度最高的，既前卫而又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现代艺术创造活动。它向世人表明了绝大部分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人对超凡艺术的最大接受度和对奇思妙想的宽容度，哪怕它们是体现在一座神圣而又传统的古老建筑物上。
克利斯多夫的后现代艺术著作《包裹国会大厦》（Wrapped Reichstag 1995）以及福斯特1999年的国会大厦重建设计，从两个不同角度体现了德国艺术家与建筑设计师的原创力。事实上，日耳曼民族在创造美好的现实生活当中从来不缺乏原创力。他们曾经利用国会大厦前闲置的空地来种蔬菜和放牧，甚至更早前就知道用贬值的马克来当糊墙纸。总之，一切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德国人民向美好生活前进的步伐。上世纪末，为使这座大厦重新发出耀眼的光芒，天才的建筑师福斯特将自己的大师风范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然采光、通风、联合发电及热回收系统的广泛使用，不仅使新的大厦能耗和运转费用降到了最低，而且还能作为地区的发电中心向邻近建筑物供电。被视为柏林新象征的玻璃穹顶不仅有助于采光，而且还可以节省电能和热能，并和谐地成为自然通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生态技术的使用，还使整个大厦设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94%。日尔曼民族善于反省、尊重历史的特点也充分反映在重建的细节中，在这点上他们显然要比东方的日本人强得多。工匠们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艺术品――军人涂鸦。当年作为胜利者所画下的涂鸦，被德国负责任的后代永远地保留下来，它们被永不褪色的特殊墨水重新描画，成为新柏林国会大厦的一部分。此时此刻的德国人民会怎样想呢？柏林墙可以不要，但这些字应该留下，这些不成文的文字将会起到永远警示德国人民远离战争而亲近和平的伟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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