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选民坚定不移地“抛弃”了“中偏左”的现任总理施罗德，也没有给保守右翼的挑战者默克尔以独掌大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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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场提前一年举行的联邦议会和总理选举之后，德国正面临着二战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宪政困局，也是欧洲当前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危机的起源在于9月18日的选举中，德国两大政党联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SPD，简称社民党）和绿党联盟，与在野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姊妹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统称联盟党）――均未能获得组阁必需的多数席位。而两大政党的联盟谈判，到10月1日本刊发稿时，仍然未有实质性进展。
德国政府将由谁来领导，仍是一个未知数。
“铁娘子”一度领先
按照正常的程序，现任总理施罗德的任期应该到明年9月正式结束。而在今年5月，他已经做出了一个令德国民众惊讶的决定――在今年9月提前举行大选。
施罗德的决定缘于执政联盟在今年5月的一系列地方选举中遭受挫败。打击最为沉重的是德国工业和人口重区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North Rhine-Westphalia）。这里自1966年以来就一直掌控在社民党手下。然而在今年的地方选举中，社民党仅获得37.1％的选票；联盟党则获得了44.8％。
社民党的惨败，被普遍认为是选民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施罗德的经济政策不满的表现。过去的几年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1％左右徘徊；失业率居高不下，全国平均超过11％，在部分原东德地区则高达18％；社会保障基金财源几近枯竭。这使得德国不得不屡屡突破欧盟规定的3％财政赤字的上限。
为改变近况，施罗德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2017计划”（agenda 2017），准备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主要内容是减少社会福利，改革税收、工资和劳工市场，以增加德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但是，社民党传统上的劳工及工会支持基础，决定了施罗德不可能在改革道路上走得很远。
“他（施罗德）一边力推着改革，一边政府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下降。”德国新闻通讯社资深政治记者道格拉斯萨顿说。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成为这一情绪发泄的渠道。
提前举行全国大选的决定做出后，政治观察家和略论人士大多认为施罗德获胜的希望渺茫。民众调查结果也显示，施罗德的支持率远落后于反对党领袖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女士，差距一度达到21个百分点。
今年50岁的默克尔出生、成长于原东德地区，从政前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五年前，她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的领导人。在社民党于地方选举中败北后，默克尔在民调中一直遥遥领先；舆论认为她有望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不少欧洲媒体将她比为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和撒切尔夫人相似，默克尔给德国人民开出的药方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道路――放松管制，减轻公司税赋。她提倡放松劳工市场的管制以及削减公司所负担的社会福利支出，反对向富裕人口加税。默克尔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德国的公司家和投资人的欢迎。在欧洲其他地方，自由市场经济倡导者也纷纷寄希望于默克尔，希望通过德国决定性的选举结果来作用欧洲大陆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法国。
要改革不要激进
然而，德国选民再次“用脚投票”。他们虽然坚定不移地“抛弃”了“中偏左”的施罗德，但也没有给保守右翼的默克尔独掌大局的机会。
投票结果，德语论文题目，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只获得34.3％的选票，其执政盟友绿党获得8.1％，两者相加没过半数；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CDU/CSU）也出人意料地只获得了35.2％，远低于大选前外界的预期；联盟党传统上的盟党自由民主党（FDP）虽获得了9.8％的选票，仍不足以和联盟党结成超过半数。
联邦议会的选举结果亦是如此。在总数为613的席位中，社民党和联盟党各获得222席和225席，均未过半数。根据德国宪法，双方均无法单独组阁。如果不想重新选举，惟一的出路就是与其他政党结盟，联合执政。
略论人士指出，默克尔的失利固然有其个性和竞选策略失误等问题，比如她看起来显得有些生硬，缺少领袖魅力，在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中明显逊于施罗德等，但根源则是民众对德国未来的担忧。“（德国民众）对改革将把他们引向何方感到无所适从。”德新社的道格拉斯说。
“我想，这次选举就他们将怎样进行经济改革，特别是劳工市场改革提出了严肃的问题。”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欧洲事务探讨教授大卫卡麦隆（David Cameron）在接受《财经》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德国的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劳工市场政策。
德国缺乏一个灵活的劳工市场。劳动力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使得德国很多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缺乏全球竞争力。由于政府对劳工薪酬、工作岗位和福利的保护，很多德国公司没有动力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因为社会福利的一大部分是由公司承担的。
现实一再说明，社会福利是德国经济改革中的一块“软肋”，对其很难下手。对此，施罗德也曾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方法，例如削减福利水平，试图引入更多的私人商业保险并加强其在整个社会保障中的影响等。这基本属于“美国式的道路”。这些改革方法对德国普通民众冲击颇大，他们对此表现了极大的恐慌和不满。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此次大选，新组建的左翼党（Left Party）――主要由西德不满近况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前东德共产党员组成――抢走了8.7％的选票。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选民对传统的社会福利资本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留恋。
但是，卡麦隆教授认为，选举结果还是清楚地表明，德国选民是想要改革的，“只是他们希望改革是缓和的，而不是激进的或是极端的。”
默克尔的联盟党在这次大选中比预期的表现差很多，原因之一便是许多选民不希望看到社会福利和税收削减按默克尔在选举前提议的方向进行。“他们想要市场准则，但他们也仍然想要保持社会公平。”卡麦隆说。
《国际先驱论坛报》欧洲评论员约翰维诺科（John Vinocur）撰文表示，默克尔的失利表明，“她没能说服这个国家，因重组产生的痛苦可以换来经济的新生。”
欧洲一体化再次受挫
德国的政局动荡也在欧洲引发了大范围的担忧。
“这是又一个‘529’。”法国国际关系探讨院资深顾问多米尼克墨西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今年5月29日，德语论文网站，法国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随后，荷兰全民公决也以否决告终。英国宣布推迟全民公决的时间。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卢森堡首相让-克劳德容克表示，原定的2017年11月作为欧盟宪法最后批准日的规定不再适用。欧盟宪法危机由此爆发。
目前舆论认为，德国的动荡政局将拖欧盟改革的后腿。欧盟的经济改革和一体化进程近几年来前行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核心经济体――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国内强烈的利益保护，使得改革踯躅不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因此，当默克尔以一种无所畏惧的改革姿态出现时，它让欧洲其他倾心改革者以为看到了希望。
现在，这种希望即使不是完全――也是基本破灭。一直在艰难力推经济和福利制度改革的施罗德在选举出现不明局势后，又重新回到“保护主义”的立场。他在大选结束后向选民承诺，要维护德国保留下来的珍贵的“社会保护”，并将公司想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斥为“社会性不公正”（socially unjust）。
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的政治危机和欧盟改革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单向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探讨员刘立群撰文指出，德国政治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拖了德国经济及就业的后腿。德国虽从欧洲一体化中受益匪浅，但也承受了一体化的诸多负担，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及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非法移民涌入增加了失业率，等等。这些恰恰是德国民众无法忍受的。刘认为，德国选民抛弃施罗德，正是因为不满欧洲一体化走得太快。
目前各政党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结局莫测。但有一种情况是多数德国民众不愿看到的，就是重新举行大选。
略论人士指出，出现“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社民党与联盟党握手言和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加。但此前施罗德和默克尔互不妥协，并分别以自己担任联邦总理作为两党合作的前提条件。
到9月底，舆论逐渐向有利于默克尔的方向发展；要求施罗德下台、为“大联合政府”铺平道路的呼声日高。因为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市的投票被推迟至10月2日，而该市的选举结果可能略微改变社民党与联盟党的席位对比，因此有略论认为，双方即使会正式商讨联合执政问题，也要等到10月2日以后。
这一切都给德国乃至欧洲的未来抹上了一层阴影。
“社民党已经开始了改革，他们必须继续下去。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改革，或者说是否会出现由于政党联盟的谈判使得改革力度放缓乃至于不执行所需的改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很有可能继续看到一个低增长、高失业的德国。”卡麦隆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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