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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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向全世界扩散。德国经济亦未幸免。2017年德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7%，出口下降了17.9%。这是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经历到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但是，德国经济却在出人意料中迅速恢复，在2017年取得了近20年来最高的3.6%的增长后，2017年的增长率又达3%，创造了一个小经济奇迹。相比之下，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却没这么“幸运”。它们的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这样的表现使德国格外抢眼，成为各国政要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肆虐，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德国这边的风景，让那些眉头深锁的政客和经济学家们，看到了些许阳光。
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能够迅速恢复，并实现较高的增长归功于德国经济强大的国际竞争力。2003～2017年德国曾经长期保持出口世界冠军的地位，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9%，只是在2017年开始被目前占世界出口10%的中国超过。尽管出现了世界金融危机，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对德国车辆、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的需求旺盛，2017年德国出口就实现同比14.2%的增长，2017年德国出口总值同比又增长了11.4%，并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亿欧元（达1060.1亿欧元），超过了危机前(2017年)的最高水平。作为德国经济的引擎，出口的增长成为德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关键因素。在这轮经济高涨中，德国经济的顽症――大规模失业――也得到根本性的好转：2017年，德国失业人数自1992年以来第一次降到300万以下。2017年，德语毕业论文，德国的登记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5.5%。而同期欧元区17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0.2%，创13年来的最高水平。劳动市场弹性大，以往较少受到失业问题困扰的美国的失业率则在9%左右徘徊不下。
德国政府在2003～2017年进行的劳动市场改革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德国劳动市场的“结构硬化症”，德国公司雇佣新员工的动力增加。由于国外需求的大幅增加，德国公司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加强了技术进步和合理化方面的投资，关于高素质员工的依赖更加强烈，所以公司宁可承担一些利润上的损失，也要保留专业和熟练技术员工。另外，政府提供的短期雇工补贴也对公司在经济衰退中没有大批裁员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就业率的提高大大提振了德国以往较疲软的内需，德国的进口2017年实现了13.2%的较大增长，特别是从欧盟国家的进口增长了13.8%，高于从非欧盟国家进口12.0%的增加值，而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则仅增长了9.9%，低于对非欧盟国家13.8%的水平。欧洲统一市场和欧元区的建立使欧洲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目前德国对外贸易60%是在欧盟内部实现的。2017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使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这不可避免地会作用到德国。但是鉴于德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以及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些预测机构认为，2017年德国仍旧可以取得1%左右的增长。这将对稳定欧元区作出极大的贡献。另外，德国的经济增长是在较合理的物价水平基础上取得的，2017年德国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2017年将回落到1.8%，低于欧盟规定的2%的稳定标准。
莱茵资本主义
――合作的市场经济模式
德国经济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是德国长期重视实体经济的结果。德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提供多样化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这既包括高质量的大众产品（比如宝马汽车），也包括为客户量体裁衣的小众产品（比如大型成套设备的设计、建造和保养）。所以，德国不仅拥有全球驰名的跨国企业（像大众、奔驰、西门子、巴斯夫），也有一批优秀的中小企业，它们是所在行业细分市场上的佼佼者（“隐形冠军”）。这些公司一般都高度重视研发和创新，特别擅长将成熟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应用到对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和完善中。
但是，多样化高质量产品的产生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管理和研发投入，它还需要一套复杂的、自洽的制度框架来保障，这就是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贝尔豪泽尔指出的“生产的社会系统”。法国公司家阿尔伯将德国的这个系统称为“莱茵资本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合作的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统称为“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经济社会模式具有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鲜明的不同特征。在融资方面，德国模式以银行为主体，比较少地依赖于股市融资。德国的银行主要有大私人银行、公立的储蓄银行以及合作银行三大类。除少数大型公司外，德国公司往往是家族公司，嵌入在地方社区中，遵循德国宪法规定的所有权社会责任的准则，不为短期的盈利目的而牺牲长期目标，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占德国银行业务半壁江山的储蓄银行的主要任务。德国的多元化银行系统支撑了德国制造业的多样化局面，同时能够较好的抵御国际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德国的竞争政策允许公司在技术进步和合理化方面结成联盟，保证了生产系统上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的共生发展（产业集群）。德国经济的中介机构――工商会、工业协会等十分发达，它们不仅为所属公司提供市场和专业信息，同时进行资格认证、制定技术标准以及促进产学研结合，分担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机构虽然执行部分的政策职能，但它们是独立的、自治的，通过相互协商来调节和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德国雇员的工资由行业工会和雇主联盟通过谈判自主决定，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德国工会采取了工资增长低于生产率增长的工资政策，大大加强了德国相对其他欧盟国家的竞争力，同时减轻了雇主增加就业的成本压力。德国公司内部实行共决制，从制度上保障雇员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德国“双元制”的职业培训体系由国家和公司共同承担，在教学内容和技能标准方面的紧密协商合作使德国技术工人的资格结构能够适应多样化高质量生产的需要。而覆盖全社会、一视同仁的社会保险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另一方面又使员工的频繁跳槽失去了物质激励，而通过经验积累获得的技术诀窍是生产多样化高质量产品的决定性条件。
德国经济“相对制度优势”的历史渊源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提出了作为社会博弈规则的制度关于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他同时也指出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性：历史形成的制度是过去时期决定的沉淀，它既限制当今的选择，又为创新提供机会和方向。
德国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和化工为标志的“新工业”的引领者。在这一过程中，德国首创性地将科学探讨引入生产领域，建立了探讨型大学和公司实验室，从而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市场上的头号贸易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已经取得了10%的世界市场份额，确立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德国的一些制度在当时已经形成，比如1912年成立的威廉皇帝协会是今天享誉世界的马克斯・普兰克协会的前身。另外，俾斯麦已经注意到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从1883年起设立了在当时颇为先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德国的公司合作和职业培训模式也在帝国时代具备了雏形，其中德国的手工业传统为德国技术工人的成长起到了关键影响。这时期形成的比较重要的机制还有德国以政府担保、政府驻外机构、海外商会为代表的对外经济促进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由于战争经费开支和赔款造成资金缺乏和消费不足，无力效仿美国进行大规模大众消费品的生产，只能在多样化高质量产品方面发挥比较优势。在细分化的市场领域独占鳌头的产业路径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消费品生产的“福特方式”在德国普及后仍然保留下来。德国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左翼政党的执政使劳资集体谈判和公司共决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经确立。
综上所述，德语论文网站，德国在金融危机中的一枝独秀不仅由于德国政府果断采取了相对有效的金融市场救助和经济振兴计划，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因素。德国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希特勒纳粹政权的独裁统治，但仍然不能说1945年的德国是“零起点”。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完全是历史的重复，它是沿着历史轨迹的继续发展和创新。战后德国经历了四国占领、国家分裂和欧洲一体化，它们也为德国当今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如果领导者和知识精英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各国的相对制度优势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经济发展有其一般规律，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国家或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但是各国模式也有其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不能完全照搬。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人们普遍强调，德国应该发挥领导影响。但是必须警告的是，德国不能将自己一些成功经验（如制造业出口，严格的财政纪律）强加给其他欧洲国家，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南橘北枳的结果。（作者为留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国别与区域探讨所欧洲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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