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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南�伯（Michael Kropp）时，他用流利的汉语回答我的英语提问。后来摄影记者说：“这老外的北京话比你的还地道呢。”这个乍看上去长得像白求恩的德国老头儿是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的驻华联络处主任。1983年他到中国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自此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不是个合格的天主教徒”
无论是第一次见面时，南�伯在一个环保会议上介绍米苏尔，还是在后来的专访中，他都会强调“我们在中国不进行传教工作”。作为一个接触汉语的时间比多数80后还长的汉学家和社会服务活动家，南�伯在基金会初入中国时，就向有关部门报备了他们的宗教背景，并且半开玩笑地声明：“I’m a bad Catholic（我不是个合格的天主教徒）。我在这里只专心做慈善。”
他始终谨慎地认为，中国人对天主教徒有种固有看法，认为他们过于保守。他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在沈阳，一个天主教堂的修女们到街头宣传 预防艾滋病，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市民们说他们还以为“修女就是整天在教堂里拜拜”，没想到她们很希望和民众合作，为社会做些实事。
米苏尔基金会帮助的目标是“最穷的人”，不分宗教、种族等等。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未必是天主教徒，但他们“必须有宗教信仰”。基金会的法人是德国天主教会的主教，董事会由政府、主教和民间代表组成。他们每年出资1.5亿欧元（1欧元约合8.4元人民币），资助在拉美、非洲和亚洲超过100个国家的各类慈善项目。这些项目涵盖了农业、卫生和教育等领域。
“我们强调项目受益人自下而上的参与，这样才能切实地帮助他们并最终实现自力更生。”南�伯和米苏尔坚持实地考察每一个申请项目。他们重视来自“最下面”的声音，因为这些项目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存在的，只有零距离的沟通才能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这些人一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户、村民，他们习惯了沉默，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需要声音。
米苏尔有一个扶持了10年的大项目――西安玉林一个郊区社会服务中心申请的饮用水工程。开始，报告里要求基金会帮助修建一个水塔以解决村民的吃水问题。“我们请了专家实地考察后才发现这个要求是乡里的小干部想做面子工程，”南�伯对这个项目依旧念念不忘。原来这个村不需要水塔，而是缺少水管。后来他们重新规划，给每户都装了水管，这才把水引进了每个人的家门。虽然报告方的规划有偏差，南�伯还是很高兴这是个“来自政府的邀约”。
真正的成功
在南�伯眼里，米苏尔基金会真正的成功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甚至应政府部门之邀展开了一些项目。
米苏尔基金会从1983年就开始服务中国的一些项目，不过那时是通过天主教香港教区辖下的慈善团体进行的。从1998年11月起正式担任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以来，南�伯在任职的13年间积极促成了与中国政府及非政府扶贫机构的联系，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妇联、残联等。
在与政府合作的项目中，最令南�伯感到骄傲的是与北京大学社会系、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开展的全国社会服务专业教师的探讨生培训项目。
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陆还没有社会服务这个专业，而这个学科在香港已经发展成熟。米苏尔和中国政府沟通，同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四所高校联合开展了社会服务专业教师的探讨生培训项目，学生们每期每年在香港进修3个月。从最开始的在职课程、到现在的全日制课程，大陆也有了自己的社会服务专业。
“这个项目培养的是老师，这样他们毕业后就可以培训更多的社会服务工作者。这十几年来，我去过中国的很多很多城市，几乎每个城市都至少有一两个这个项目的毕业生。这样，一旦政府需要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一个电话就能找到他们。”
通过这个项目，政府认可了米苏尔基金会在社会服务上的专业和能力。去年10月，德语论文，中国民政部减灾司主动联系米苏尔，请他们为受灾地区组织一批专业的社会服务工作者。以往的救灾工作到了恢复期，救援人员就基本撤出，以捐款捐物为主。现在政府希望改变这种习惯，让救援更有持续性、针对性。
不是钱生钱，是人生钱
米苏尔的目标是让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扶 贫项目可以实现自身盈利，无需依靠外界帮助，继续存在并帮助更多的人，是最理想的成果。但多数的时候，这个目标难以实现，所以米苏尔支持这些组织尽量增加收入。比如电影《海洋天堂》的取材之地――北京星星雨教育探讨所，也是米苏尔的长期资助项目之一。现在他们已经对孤独症培训课程收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们向政府求助，并得到了很多的援助。
“得到政府的认可，以及经济上的帮助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才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根本。米苏尔每年分配到世界各地的1.5亿欧元里，有1亿是来自德国政府的。”南�伯介绍道。
比起项目组织的自力更生，米苏尔更希望看到项目帮助的人能够自力更生，这才是扶贫的意义。他们与柏林纽玛协会、拉萨红十字会、拉萨市卫生厅等合作的中国传统藏医骨科培训项目，为期3年，除了教授藏医学，也教学生一些英语及文化知识。毕业后学生有了一技之长，还开阔了眼界，自力更生自然不成问题。
南�伯说，他们致力于帮助穷人中的穷人，其中也包括弱势群体。从米苏尔最早资助的项目“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到后来规模更大的合作项目――弱视人群的教师人才培养与器材供应支持，他们对这一类的弱势群体极为关注。
“到了项目发展的后期，我们试着让弱视孩子走进普通学校，”南�伯解释道，“18岁以前，他们在特殊学校可能生活得更轻松。可一旦成年了，德语论文网站，离开校园了，他们怎么生活？特殊教育的背景让他们去哪儿找工作？可是普通学校有升学压力，他们不情愿接受这些孩子。”南�伯对这个社会现实又反感又无奈。
扶贫不要施压
压力，是南�伯眼里的中国关键词。当了解到《世界博览》的工作流程时，他说：“太快了，整个中国的节奏都太快了。在德国一个3月份开始的采访，要到9月份才会出稿。”他摇摇头，感慨道：“这样的节奏让中国人背负了过大的压力。”也正因如此，他们才决定不走尤努斯的扶贫路。
1975年，孟加拉国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首创无抵押小额贷款农村银行GrameenBank（GB）模式。2017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晚间商业报道》栏目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联合评选出1979年以来全球最具作用力的25位经济领袖，尤努斯与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等人一起当选。201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GB模式也被各国争相效仿，2017年甚至被称为“世界小额贷款年”。
米苏尔一直鼓励一些项目适当地收款，但不会从项目组织收取回报。本着“自力更生”的目标，米苏尔基金会最初也在中国推行了这种方式，但效果不好，就取消了。“获得收入的农民们很想还，但一个是人比较分散，不好操作。还有就是背着债压力太大了。”
南�伯举了个例子：做生意总是有风险的，比如基金会借给农民钱去养鸡，他们挣了钱当然很乐意还。但如果年景不好，买来的鸡都死了，他们不但没法还钱还需要更多的本金去再买一批。如果遭了这样的打击还要背着尽快还债的压力，慈善扶贫不就适得其反了吗？尽管米苏尔不要求回报，但德国人的严谨还是不允许他们给了钱就放任自流。通过了米苏尔考察的项目，自接受资助起，每半年就要提供一次支出审计表，审核通过后才能得到下一阶段的资助。
虽然在这里工作压力大，南�伯还是非常肯定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到明年，我就来中国整整30年了，中国简直每过一个阶段就大变样，现在和80年代初俨然是两个世界。”30年前，北京只有一个能打国际长途的地方。现在人们通过手机就能和世界各地的人沟通，更不用说高度普及的互联网。30年前，中国还只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米苏尔要通过香港的组织和大陆展开扶贫项目。而现在，政府、非政府、教会、公募基金等等组织遍地开花，中国已经不缺公益事业，而“需要思考更有效的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