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7年，我被派往德国慕尼黑学习，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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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高兴。高兴之余却有点儿担心。前不久，我和妻子离婚了，5岁的儿子小龙跟我生活。儿子能跟我一起去德国吗?不久，我和儿子的签证下来了。
到了慕尼黑，我在郊区租了一套房子。我的邻居是位社区志愿者，别人都叫她劳伦斯太太。一天，因为要上一天课，我就带着儿子登门拜访劳伦斯太太，请求她帮我照看。劳伦斯太太答应了。此后，我天天上课。劳伦斯太太和小龙相处得很好，我就继续拜托劳伦斯太太：我的课程很紧张，有时到了晚上10点以后才去接小龙。劳伦斯太太不断嘱咐我早点儿回来，表情越来越严肃。
一天，我正在上课。负责管理培训事务的巴拉克突然将我喊去，告诉我有人要起诉我。
我用颤抖的手打开邮件，法院的传票出现在我面前：“尊敬的先生，一个官司可能与您有关，请您在接到信件的5天内到法庭接受调查。”
我打电话到法庭咨询，德语论文范文，负责我这个案子的法官皮尔斯说：“您的邻居告了您。”
劳伦斯太太告我什么呢?是不是我看电视的声音大?自从她提出来后，我天天戴着耳机看电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又是因为什么呢?
犹豫再三，我敲开了劳伦斯太太的家门：“您好，劳伦斯太太，我听说您要告我?”
劳伦斯太太说：“不错。我觉得您对小龙的态度有问题，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我要求劳伦斯太太撤诉，她摇摇头说，一定要通过法学的途径，让我知道身为人父的义务，还说可以帮我请律师。
我用中文说了句“黄鼠狼给鸡拜年”，也不管她懂不懂，扭头就走；
第二天上午，劳伦斯太太来敲我的门，并带来一些资料。她告诉我，这些都是当地一些律师的资料，让我从中选一个。
这让我很吃惊，若在中国，劳伦斯太太肯定会被人说成“二百五”。她既然这么有“诚意”，我就依着她，也好见机行事。不一会儿，劳伦斯太太就帮我选了一个律师。
下午，名叫施奈德的律师来找我：“您好，劳伦斯太太找到我，希望我成为您的律师，希望我能为您赢得这场官司。”
在法庭上，劳伦斯太太的律师很厉害，德语毕业论文，只用了几句话就让法官知道，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里，孩子基本都在睡觉，根本没什么交流。
我的律师施奈德说，外国人和德国人教育子女的观念不同，这是让劳伦斯太太“误会”的原因。此时我才知道，施奈德并未和劳伦斯太太串通。
法庭认为，劳伦斯太太的诉求应该得到支持，不过，我毕竟不是德国人，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和德国人有差别是可以理解的。判决要求我在德国期间，每天抽出3个小时和孩子交流，同时要求劳伦斯太太监督，法庭定期派人来探访。
这时，我明白了劳伦斯太太的苦心。她用她的固执告诉我，既然身为父亲，就要履行义务。甭管有多忙。也许正是为了帮我履行父亲的义务，德国才允许儿子跟我一起来。
(摘自《青年参考》2017年1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