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任何一部传记著作，都会涉及到传主的许多具体行为，德语专业论文，有的没有多大意义，比如平日的妙言隽语，记下来不过是增加传主的性格特点。有的却是很有意义的，比如特定时期的特定选择。这样的行为，就需要作家根据充分的材料，做深度的透视。有了一个个这样的深度透视的人物传记，虽然也是一页一页的纸重叠而成，合在一起不过一两厘米厚，从深度上说，也就可与海洋的深度相比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写法，在传记文学著作里，是不是有操作上的便利，也就是，能不能达到叙述的流畅，艺术的完美?如果一个设想的最后实施，破坏了一部著作艺术上的完美，就是再好，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也要弃之如敝屣的。 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传记文学的传统，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是没有成本的传记著作的。除了单篇的传略、行状之外，最多的是史书上的列传，多是数百字，顶多不过两三千字的篇幅。传记文学这一体裁，可说是西洋的种籽，在中土开放的花卉。堪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山之师的是朱东润先生，他的代表作是《张居正大传》，写的是中国明代的一个首相级的人物。有意思的是，他年轻的时候，恰是在英国留学的，对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很是推崇。而包斯威尔其人，据法国传记大师莫罗亚说，乃是现代传记文学之父。严格地说，包氏此书，不能说是一部标准的传记著作，只能说是一部详尽的回忆录，区别在于，他不是全凭记忆写出，而是当时就记下了大量的笔记，以备日后作传之用。说句不恭敬的话，这种写法，很有点像中国的“起居注”。中国的封建时代，皇宫里专门有人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几点用膳，几点入寝，几点召幸，就是叫哪个妃子来陪他睡觉，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就叫起居注。大概从宋代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实在是我们中国的皇帝，没有约翰逊先生那么大的学问，不会编一部《英语词典》，说话又没有那么机智风趣，若有这么大的本事，每一位皇帝，都能产生一部《约翰逊传》这样不朽的杰作。真要这样，第五届国际传记文学联合会议，就不会在美因兹这个地方召开了。 像《约翰逊传》这样的杰作，因了作者特殊的经历，只会写成流畅的叙事文体。后世的传记作者，可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大都是根据文字或采访材料，来完成他们的著作的。过多地做前面我所说的那种深度透视，势必会作用整部著作叙述的流畅，结构的完美。可以设想一下，每个深度透视，都有可能成为游离于正文的“深坑”，这样一个一个的深坑，布满著作的表面，这部著作岂不成了一条坑坑洼洼、弹坑密布的公路?读者阅读的这个小汽车，又如何能够顺畅地通过?不说读者了，就是作者，写起来也会文思阻塞，笔下不畅。 优秀的传记著作，也和任何优秀的文学著作一样，应当追求叙述的酣畅流利，让人有一种阅读的快感。 中国的古人说过，“文似看山不喜平”，在这里可以理解为透视的深度。又说，“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这里有“文”，在中国的古代是指水的波纹。可说是一种自然的表述，像湖水上的涟漪一样让人见了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这样的写作效果，可说是一种平面的表述，没有坑洼，没有障碍。 显然，深度的透视，与平面的表述之间，横亘着一个跨度绝不能说小的沟壑。优秀的传记作家，只有跨越了这个沟壑，才能写出堪称优秀的传记著作。甚至可以说，只有群体地跨越了这个沟壑，全世界的传记文学的写作，才会有一个大的飞升，才能超越我们的前人，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实在说，在写《李健吾传》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以为所谓的传记，德语论文网站，不过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把人物成长的时序，和他的丰富的经历，编织起来就行了。写清事件的过程，写出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我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模式在写的，只能说我的材料也还丰富，对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把握，也还比较准确。 临到写《徐志摩传》时，我就意识到，用这种既定的模式，绝然写不好徐志摩这个人。他只活了35岁，而这短短的一生，是那样的多姿多彩，真可说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一次又一次的婚恋，一个又一个的壮举。不说件件事都要作深度透视了，就是他交往的那些人物，比如梁启超、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梁实秋等等，个个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顶极人物，哪个是省油的灯?写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你总得交待他们的年龄、籍贯、学历，与传主是怎样认识的吧?不说显得突兀，说了就是一大段，接下来再写传中需要写的两人之间的交往，文气就中断了，兴致也减少了。 这个问题，好长时间一直困扰着我，昼思夜想，难得其解。 我是学历史的，对中国古代的典籍熟稔于心，有次忽然想到，可不可以用中国古代史书里常用的纪传体来写徐志摩这个人物呢? 中国史书的纪传体，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写一个朝代，先写帝王的“纪”，再写那些次一等人物的“传”，天文、地理、经济、艺文，这些内容用“志”，官职、帝后、旁系，用“表”。主体是纪和传，所以叫纪传体。“纪”偏重时序，“传”偏重人物与事件。也可以说，纪是主干，传是枝叶，分开各是各的，合起来则是一棵主干粗壮、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中国史书，还有个特征，叫“互见”。一件事情里涉及到两个人物，这个人物在这个传里，那个人物在另一个传里。当然有详有略，不会是一味的重复。 纪传体的史书，是写一个朝代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物，能用这种写法吗?也不是没有担心。想到这种办法，可以达成叙述的酣畅，艺术的完整，我便鼓励自己，还是勇敢地试一试吧。 就这样，我用古老的纪传体的措施，写了一部新人物的传记。没想到的是，出版后获得几乎是一致的好评。有人说我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传记体式，不敢当，因为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是这样的体式，不过是他们写的都是一个朝代，而我写的是一个人物罢了。 这样的写法，看起来是把一部书分成了几大块，但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把好些需要深度透视的人物与事件，整体地迁移到“主传”(书中我叫“本传”)之外，既达到了深度透视的目的，又避免了行文的壅塞，任何部分，任何章节，写起来都得心应手，读起来都欢快流畅。 解决深度透视和平面叙述的措施，不止这一种。我相信，还有许多更好的措施，没有被我们发现。就是我的这种措施，也不能说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只能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究吧。然而，这个世界，不就是在许许多多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探究中，缓慢地前进着吗? 我们这些人，聚集在美因兹，聚集在古登堡大学的这个大厅里，你说我说，呶呶不休，其最终 的目的，不也是要探究一个更好地发展我们的传记文学的好办法吗?回答提问(选四) 问：我学过俄语，我以为韩先生要用俄语发言，后来才知这不过是韩先生的幽默。我想问的是，近年来全世界的“传记文学热”，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没有促进影响，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有没有一定的推动影响? 答：这是一个高智商的问题，我很愿意回答。先得说一下，在中国，对传记文学的理解，和西方稍有不同。西方侧重在文学，传记不过是文学的材料，在中国，侧重在传记，文学不过是表达的方式，或者说达到的境界。中国是个很重视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官修史书，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最后一个王朝的《清史稿》，无一例外，用的都是纪传体。也就是说，用传记来记录历史。近年来的传记热，对中国作家的触动，主要体现在题材的选择和挖掘的深度上。在相当程度上，克服或者说是抑制了作家们的虚浮之气。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只有坦诚地面对历史，才能够正视现实并擘划将来。近年来的传记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同步的。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先在“传记”的层面上得到民众的认同，然后才成为一种全社会的认同。可以说，全世界的传记热，对中国文学的促进不是那么明显，而对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推动，却是明显的。 问：我是剑桥大学来的，我知道徐志摩这个人，韩先生写过《徐志摩传》，我想问一下韩先生，据我所知，徐志摩这样的人，很长时间里，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如今在中国，徐志摩的作品能出版吗?中国对徐志摩这样的人认同吗? 答：确实是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是不认同徐志摩这样的人的，几乎没有出版过他的作品，更别说他的传记了。但那是过去，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徐志摩的作品，已大量出版，对于他的探讨作品，也有很多。光传记就不下十种。我自己不光写了《徐志摩传》，还编辑出版了《徐志摩全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他是位优秀的诗人，优秀的散文家。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他组织的“新月社”，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他的更大的社会贡献，还在逐渐地被认同中。 问：韩先生是中国来的，中国的社会制度是那样的一个制度，报纸、出版社都是官方办的。韩先生写了那么多的书，很令人敬佩，但我想知道的是，韩先生的写作是不是受到某种限制，也就是说，能不能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答：中国的社会制度，确实和西方的社会制度不同，这是不必讳言的。限制嘛，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会有一定的限制，只有多和少的差别，没有有和无的不同。或许中国的限制多了一些。但是，关于一个成熟的，优秀的作家来说，只有不能说的话，没有不可以明确表达的意思。在这上头，对一个文学作家与对一个政论作家，是不同的。关于一个文学作家来说，自由或许是一种直露，含蓄婉转，意在言外，或许是一种更高的文学的境界。它不光需要技巧，还需要更高的智慧。从这点上说，如果诸位和我同样优秀的话，我肯定比诸位要更为优秀一些。 问：韩先生说自己不是大牌作家，理由是前面有中国的司马迁，还有德国的歌德，这话让我听了很吃惊，能这样说自己吗? 答：我说他们在我前面，没说他们在我后面，莫非我说他们在我后面就好了?不太妥当吧。这位先生先说他很吃惊，现在又笑的这样开心，谢谢啦，我没有想到我的发言会有这样好的效果。 2017年7月28日于美因兹市古登堡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