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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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夏时节，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则佳话：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战场上曾是敌人，如今成了好朋友。一位是我所在大学的退休教授，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士兵；另一位是1955年迁居美国的德国农民，曾是纳粹士兵。这两位老人又恰恰与我相识。他们的故事刊出后不久，我碰到我那位退休的同事，闲聊起来，提到那篇报导，并问：“爱德华近来怎样啊？”（爱德华是那位德裔老人的名字）“怎么人人都这么问我？”我的同事答道，“我又不是他的监护人。你自己去问他吧。他否定一切。（He is in total denial.）我对他说，要是到了今天你还不相信的确有过大屠杀，到了今天你还觉得希特勒是最伟大的领袖，你的脑子实在是出问题了。”几天以后，我在游泳池碰到了爱德华，他主动和我讲起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我们那时候的日子好啊！不光是国家强大，我们生活有保障，而且贷款利率锁定在百分之二，每个工人家庭都能买房子，买车……我们的奥运会办得也排场，人人都喜气洋洋的……”然后，他对我翘起大拇指说：“你们中国真棒！越来越强大，很有希望啊……”
只有将这段话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我们才能明白这位德裔老人的意思。从2017年年底开始，德语论文网站，美国经济陷入了由银行呆账、坏账和房地产泡沫引起的危机，其规模仅次于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十。当时，两次经济危机的对比几乎是街谈巷议的题目，爱德华也在暗示这样的对比。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以极权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卓有成效，使德国先于西方民主国家走出经济低谷。在排斥“异类”的同时，当政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开动宣传机器，鼓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也推行了有利“大众”的实惠的经济政策（如今驰名世界的大众牌汽车就是当年为希特勒“生日献礼”而设计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首创火炬传递，盛况空前，以向世界展示德意志的大国崛起，并兜售德国特色国家社会主义的救世良方。当时的国际知识界也出现了分化，对资本主义的失望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或倒向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或投入苏联的怀抱。希特勒也曾明言，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政治，因此软弱，不堪一击，德国的真正对手只有苏联，因为只有苏联如德国一样，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错误的意识形态而已。
再说这位显然缺乏反思意识的爱德华老人，他把自己对德国上世纪30年代的怀旧之情与他所看到的当下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强势以及北京奥运会的辉煌等等）并提，自然是对他自己所了解的强国之路有感而发，并想让我感到振奋。但他没有想到，他的一席话竟会在我的心头蒙上一层历史的阴影，使我感到忧虑，并由此想到中国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与德国30年代纳粹政治的相似之处。
二、灾难
其实，文革与纳粹政治的可比性在60年代就已经被一些了解德国情况的中国人所察觉。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现当代外国著作，包括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文学等领域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内部发行”（即仅供中共高干层阅读）。到了文革期间，这些译作流传民间，俗称灰皮书和黄皮书，其中流传最广、最有作用的译作之一就是威廉·夏伊勒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不少读者为此书所震撼，就是因为他们在夏伊勒笔下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自身经历的影子。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不愿意承认、但最终又确信无疑的极“左”和极右之间的相似。
粗略看来，中国60年代与德国30年代的共性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者都是精神统治登峰造极、官方意识形态压倒一切、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然而，“统治”“控制”之类的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不同，在强权高压之外，德语毕业论文，以各种文化手段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包括口径完全一致的各种媒体、频繁的群众集会和首长讲话等），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及其理想主义的狂热是30年代德国和60年代中国政治的独特之处，它更接近原教旨宗教的虔诚与狂热，而有别于30年代斯大林官僚、警察体制统治下的苏联。这种思想控制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如果强权专制多半是让人由于惧怕而驯服、顺从的话，那么极权的控制同时还要依靠“灵魂深处闹革命”，以至于迫害人的人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了一个无限崇高的事业而奋斗，在通往这个理想目标的道路上理所当然要清除一切障碍，“扫除一切害人虫”。正是这种极权主义的教育和思想控制，造就了那些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和“红八月”之类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行暴的热血青年。
在希特勒的德国，“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类似的口号在60年代的中国不是也叫得极为响亮吗？两时两地的群众狂热都曾以领袖崇拜的形式出现，这种崇拜的确显示了领袖的思想对全党、全民的绝对统治。人们甚至相信，只有在自己所生活的体制之下才有真正的大民主。
其次，德国和中国的群众运动都是从制造敌情、激发群众的种族或阶级仇恨开始，将社会的一部分成员妖魔化，从而对他们实行大规模迫害甚至杀戮的。在希特勒的德国，犹太民族首先成了打击对象：根据纳粹的宣传，犹太人贪婪、狡黠，是劣等人种，他们不仅正在败坏优等种族雅利安人的血统、精神和文化，而且已经开始控制世界金融，以实现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在60年代的中国，所谓“阶级敌人”在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之上又加了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九评”和“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中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说法，这些党内党外的阶级敌人串通一气，并与国外的“帝、修、反”相勾结，试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结果会使红色江山改变颜色，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管是德国的所谓“劣等人种”，还是中国的所谓“阶级敌人”，这些人都首先被描绘成将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罪恶势力。他们不仅被敌视，而且被非人化了，以至于愤怒的群众不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类，可以任意处置。 再进一步说，种族和阶级虽是不同的概念，但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和中国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却都有相通之处。比如说，为纳粹所推崇的血统论在文革初期的中国也曾猖獗一时：1966年夏天广为流传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明确地显示了早期红卫兵作为“自来红”的优越感以及他们对那些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的蔑视。出身“红五类”的不仅不许那些异类加入红卫兵组织，而且称他们为“狗崽子”，甚至对他们抡起了带铜头的军用武装带。在1966年8月的北京大兴、昌平惨案和1967年夏秋之交的湖南道县惨案中，数以万计无辜的人仅仅因为“成分不好”而被杀害；在道县，有上百户人家被满门抄斩，连老人和婴儿都没有放过，只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着“黑五类”的血。尽管官方在媒体上从未公开支持过这副对联，而只是为当时热衷于将对联意识付诸实践的“革命小将”叫好，但其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及其具体实施（比如，家庭出身要查三代，一般只有所谓“根红苗正”者可进入要害部门工作，而且如果他们想和“黑五类”结婚，党组织都要出面“做工作”干涉的）恰恰就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统意识的渊源所在。
其实，纳粹思想意识形态并非只讲种族、血统而不讲阶级。“纳粹”本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缩写，这一政党的纲领包括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犹太人则被看作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劣根性”具有种族和阶级双重属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的种族理论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其阶级理论却被淡化，甚至遮蔽了。为什么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总之，无论是种族主义、血统论，还是阶级斗争学说，其要害说到底都在于否认人之为人的基本认同这一价值底线，否认人类一体理念的正当性，将共同体的人强行割裂为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敌我两类。
三、记忆与反思
灾难如此相似。那么，灾难之后德国和中国民族反思过程是否也应该有相近之处，可以相互映照呢？
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主要战犯的罪行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监督之下逐步得到清算，但是，为什么在1933年以后的12年里，德意志民族会落入纳粹政治的陷阱，多数人成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那场空前的人性灾难，这个问题却是要每一个德国人自己回答的问题。
在战后十几二十年中，沉默、否认、推卸罪责以及有意无意地夸张战时德国人对纳粹政治的抵制，这在德国民众中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战后的联邦德国恢复了民主宪政，还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去纳粹化”的进程中能够畅所欲言，一再提出民族悔罪和复兴德国古典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问题。就拿卡尔·雅斯贝尔斯来说吧，这位被阿伦特称为“世界公民”、有深厚的心理学背景的哲学家在战后了《德国罪感问题》《哲学回忆录》等一系列作品，从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普世主义的角度深刻检讨纳粹政治的心理因素及德国人作为民族和个人的罪感问题。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反思极权政治的迫切性，同时又看到，对卷入纳粹政治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反思是很艰难的。雅斯贝尔斯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把重建大学（包括教职人员的“去纳粹化”）、培养新一代的国民与清算极权的作用、促成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新生密切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新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的雅斯贝尔斯，在《德国罪感问题》的同一年，又写了《大学的理念》一书，阐述他对大学目的与责任的看法。尽管德国人对纳粹时代的反思起步艰难，但由于有体制的保护，像雅斯贝尔斯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自己的观点，这种正义的声音不仅使人们不能轻易忘记过去，而且促使德国政府和社会在战后的新一代趋于成熟的20世纪70年代，终于能够直面历史，对纳粹极权的罪恶作出真诚的悔悟和谴责。1979年对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纪实系列片《大屠杀》问世，并引起强烈反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文革后中国社会对灾难的反思与战后德国相比，情况如何呢？
清除“四人帮”，结束十年灾难，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以后的几年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了“伤痕文学”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条件来看，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反思文革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对文革的批评和反思又是有限的。文革必须否定，否则改革开放将失去合法性；但彻底清算文革的问题又有损于党的领导。政府鼓励人们“向前/钱看”，也就是说，最好把文革淡忘。
这种政策很快就造成了历史遗忘的局面，如今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那段历史的了解几乎等于零。这种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如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说，在文史哲传统最为深厚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听他谈起文革，就已经觉得那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就像天方夜谭。随着忘却而来的是扭曲的记忆：如今很多人把文革想象成一个打击贪官污吏、群众扬眉吐气的时代，一个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平等、人人生活有保障的时代。与此同时，多半由于受到西方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情结的作用，知识界、学术界也有人宁肯无视本土的现实，扭曲事实真相，为文革辩护，说什么80年代出现的像“伤痕文学”那样对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之类的“精英”阶层对文革的控诉，广大工农群众并不认同，因为像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教育改革之类的文革新生事物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很多好处……
且不说这一说法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文革记忆尚存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荒谬，就算这个说法成立，难道许许多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不足以证明文革的罪恶吗？而且，坚持这种说法的人遮蔽了一个广为人知、却很少有人提起的事实：受迫害最深、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命运最惨的社会群体并非干部或知识阶层，而是农村中那些“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这些自暴力土改以来最无助、最可怜、处于社会最底层、在文革中由于血统论作用连婚配都很困难的人，至今处于失语状态。 我愿意相信，民间出现的所谓文革怀旧，实际上是人们对当前官僚贪污腐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现象强烈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真要回到文革时代。否则，我们将如何面对成百万冤屈的亡灵、成千万受到永久伤害的心灵呢（据官方统计，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及其亲属竟达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
为了挽救文革记忆，为了反省那个狂暴、残酷的时代，以使其永远成为历史，也有不少知识人一直凭着良知、顶着各种压力、执著地工作着，比如王友琴教授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走访上千人，记下664位死难者的故事，编成一部珍贵的文革口述史。应当说，这个巨大的工程是从1966年8月5日开始的：那天，身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的王友琴目睹了这所全国最著名的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侮辱、毒打副校长卞仲耘老师的悲惨场景，卞仲耘在当天被活活打死。一时间，“红色暴力”席卷全国，无数教育工作者被学生揪斗，惨遭虐待，许多人或被折磨致死，或不堪凌辱残害之苦而自尽。这在以教育至上、尊师如父母而著称于世的数千年中华文明中是史无前例的！
《血的神话》是又一部挽救文革记忆、揭示历史真相的力作，它所记录的就是上文曾提到的、1967年夏秋之交发生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无辜被杀者九千余人。作者谭合成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冒着政治风险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和受难者家属，写下50万字的巨著，可以说是字字血泪。谭合成写道：当年的凶手“与被杀者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仇恨，然而是谁点燃了他们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谁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是谁灌输给他们那么多‘你死我活’的理论？”
同时，和《德国罪感问题》的作者雅斯贝尔斯一样，他们也在思考中国人作为民族和个人的道德缺失问题，并召唤国人在对文革灾难的自审和自省中克服扭曲的人性，从而得到道德的新生。然而，与德国战后的反思不同，谭合成写道：
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所谓“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须知那背后全部都是人命和鲜血！真的一点都不可笑。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三十年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这篇历史纪实中记录的杀人理由讲给他们听，甚至可能被斥为“造谣”，笔者就亲身碰到过这种事情。须知这些理由在当年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经绰绰有余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楼，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送卫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认真地治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痛，认真地检视一下残杀的真正原因，又一窝蜂地挤上了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一干二净。三十年前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得足够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创伤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左”派异军突起，为文革唱赞歌，为薄熙来的文革式“重庆模式”叫好。他们中的某些学者，也将德国与中国相比较，却刻意回避纳粹德国与中国文革的相似。比如一位学者讲“德国故事”，论述德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批判和对德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捍卫与发扬，从康德一直讲到纳粹的桂冠法律家卡尔·施米特，并对后者的民主宪政批判尤为推崇。他担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会全盘接受以英美政治和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话语，将英美的特殊性误认为普遍性，以至于失去中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他从正面讲“德国故事”，希望国人能以此为示范，回答当下“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这个问题。
针对这位作者对中国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忧虑及其德国文化情结，高全喜教授批评他以文化化约政治和经济，以至于完全忽视甚至遮蔽中国现代性的最根本的问题，即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问题，并指出，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条件，近200年来，中国和德国都是不得已被裹挟进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浪潮，并不断在这一普遍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寻求并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自己民族的精神与风范。
然而，要害在于，赞美德国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连续性，不能只谈二战之前的德国，对纳粹政治却语焉不详，并回避了纳粹时期的大灾难，也回避了德国民族对灾难的记忆和反思，更没有看到中国文革后在记忆和反思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与德国的巨大差距。
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将面临重复过去的危险。大多数德国人看到了这一点，在行政上的“去纳粹化”之后，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还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记忆和反思的过程，其中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影响。那中国呢？在文革问题上中国正在发生的忘却历史和扭曲记忆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记忆过去，正是为了当下和未来。如果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人性灾难之后，我们仍然看不到每一个个人仅仅作为人就应有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利，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感召、作用下都可以崇高的名义行暴、犯罪，那么，仅仅放弃具体的文革意识形态、政策和行为，远远不能清除文革这种形式所代表的本质的恶。
在阶级斗争理论偃旗息鼓后，民族主义、大国论和强国主义再次吸引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当中就有特别反感文革反思和文革批判的。他们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之一就是用讲述二战前的德国故事来兜售“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政治和引导“如何做中国人”。殊不知民族主义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和仇恨的潜力绝不亚于文革时代的阶级斗争学说。若无全民的认真反思，谁能保证如今的民族主义不会煽起当年文革式的疯狂呢？只不过打击对象的指称不再是“阶级敌人”“黑五类”“牛鬼蛇神”，而是“汉奸”“卖国贼”“假洋鬼子”之类，而义正词严的讨伐者也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所谓的“中国人”或“爱国者”。所以，正如高全喜所说，问题不在于如何做中国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制度下做中国人，有没有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基本保障。在回避文革反思的同时，真正的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被刻意替换掉了。
在中国讲述德国，无论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德国，还是极权以后悔罪中的德国，都是一种叙述，一个故事。战前战后的两个“德国故事”中都有德国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这两个故事前后相连，少了任何一半，德国知识分子介入德国政治的故事便不再完整。战前战后的两个“德国故事”都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是否完整地讲述德国故事却能照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影像。如果我们只讲述前半个德国故事，那么看到的将是如何走一条具有德国或中国特色的强国之道。如果我们前后相连地讲述整个德国故事，那么就能看到，这条强国之道是必须付出高昂的人道和道德代价的。即使许多曾经为这条强国之道所吸引过的人，在经历了极权灾难之后，也都不再把它视为一条幸福之道。
（作者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终身教授）
（责任编辑杨继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