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美国荒野史探讨以及日本公害史探讨不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德国环境史探讨和英、法等国一样主要侧重于对工业污染史的探讨。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德国环境史学家们又进一步拓宽了对世界环境史以及本国城市和周边地区环境史的探讨，因而在探讨领域、探讨对象、探讨措施和探讨思路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令人瞩目。虽然和其他国别环境史探讨一样，当今的德国环境史探讨还存在着不少盲点和空白之处，有待完善，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生态文明大国，德国这方面的治史经验无疑可为我国环境史的探讨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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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国环境史；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K516.4；X-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7）01-0047-10
[作者简介]江 山（1965—），男，安徽庐江人，德国哥廷根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德语生态文化史探讨；胡爱国（1965—），男，江西南昌人，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与运用语言学探讨。（江西南昌 330063）
[基金项目]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德国生态意识文明史探讨”（10YJA752017）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随着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和核战争抗议运动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破坏和环境压力挑战。和英、美、法、日等国一样，“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自然保护”也逐渐成为西德新闻媒体和民众口头上的热门话题，并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此成为德国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如何在自然中寻求自身幸福的生存模式，这已成为广大民众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许多文化学者也和政治家、宗教人士、公司主等一样，一致认为西德自然环境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他们正处在生态压力濒临崩毁的边缘，已到了毫无妥协和退让的地步。这些环境危机，如空气污染、森林死亡、水域污染、海洋污染、大量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土地污染和侵蚀、化学工业的放射污染、核爆炸、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温室效应等，已成为这些文化学者探讨和书写的对象。如在文学著作中，生态作家古哈（Anton Andreas Guha）分别于1983年和1993年的两部生态日记体小说《终点完结，第三次世界大战日记》①和《地球的报复》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Günter Grass）1986年的生态预警小说《母鼠》③，以及同年蒂姆（Uwe Timm）的长篇生态小说《蛇树》等，都深刻揭露了这些环境污染问题。④而在环境史学领域，上述这些环境问题也成为环境史学家们的探讨任务和焦点。从老一辈专家希夫尔勒（Rolf Peter Sieferle）到年轻的后起之秀于科特尔（Frank Uekotter）等，他们在德国环境史学探讨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成就非凡。从地理范围来看，他们或以全球视野探讨世界环境史，或以局部视野探讨德国环境史；从时间跨度来看，他们或探讨自有日耳曼人诞生以来的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德国环境史，或探讨某一历史时期的德国环境史；从探讨领域来看，他们或侧重于工业环境史探讨，或侧重于自然环境史探讨；从学者国别来看，这些学者中既有德国学者，也有美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学者，同时还包括我国学者；等等，不一而足。总结这方面的探讨成果，德国环境史探讨可谓门类齐全，种类繁多，学术作品不下千部，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总之，如果和其他国家的德国环境史探讨相比，德国学者的探讨史料则更为齐全，观点更为独特，德语论文网站，类别也更为多样；另外，他们的认真严谨和深入细致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同于美国荒野史探讨和日本公害史探讨，德国环境史探讨和英、法等西欧工业强国一样，主要侧重于对工业污染的探讨。所以，对德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一直成为德国环境史探讨的主旋律。那么，德国环境史的主要探讨阶段应如何划分呢？根据北京大学包茂红教授的观点，世界环境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文明中人与环境的基本和谐；现代文明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奴役；生态文明时代背景下人与自然新和谐的实现。⑤德国环境史也同样可划分为这三个阶段，其中的两个时间分界点应该为1492年和1969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物种交流、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在此之后，人类对技术的崇拜和滥用虽促成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值此困境之际，人类登上月球的壮举，让人类在俯视地球母亲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脆弱和渺小。所以，如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颠覆原有的二元论、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从整体论和有机论出发，重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当务之急。许多德国学者对此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如希夫尔勒和赫尔曼（Bernd Herrmann）等。在他们看来，这种新学科和新型历史探讨的诞生，不但可对传统历史学中固有的局限性进行纠偏，同时还可充分发挥历史的警示与借鉴影响，促使人类站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以获得如何把握自身终极命运的智慧。①
二、德国环境史探讨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德国环境史探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5年《环境与历史》杂志的诞生、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成立以及此时期德国哥廷根、弗莱堡、波鸿等大学相关探讨机构和环境史专业的设立，标志着德国环境史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②尤其是至今七次欧洲环境史大会的召开（每两年一次），更标志着该学科探讨已趋国际化、专业化和系统化。首先，在探讨对象方面，鉴于环境史具有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学科的特点，该探讨已不再停留于对原有工业污染史的探讨，而是深入到自然环境史、人工环境史和社会环境史的各个方面，从而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物候学、人类学、文化学、文献学、园林学、伦理学、未来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其次，在探讨内容方面，它不仅涉及对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而且还涉及对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同时还有对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略论措施的探讨。概括起来，德国环境史探讨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世界环境史探讨
1988年，希夫尔勒编著的论文集《自然毁坏下的进步》开启了德国学者探讨世界环境史的先声。这本论文集共收集了8篇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的探讨论文，其中有布拉斯（Charles R. Bowlus）对欧洲14世纪环境危机的探讨，布雷克（William H. Te Brake）对伦敦1250—1650年400年间空气污染和燃料短缺危机的探讨，沃斯特（Donald Worster）对美国西南部地区干燥和风蚀情况的探讨，弗莱明（Donald Fleming）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新保守主义运动产生根源以及对环境作用的探讨等。这些探讨都很有深度，既对当时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重构，同时也略论了这些环境问题产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人口增长、社会矛盾、政治冲突、文化成果、宗教信仰和社会价值观等。希夫尔勒特别指出，弗莱明将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诞生的思想根源归咎为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在美国的根植与被接受，这一论断颇具新意，而且正是这种思潮的回流促进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环保运动的不断兴起。③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本论文集中，希夫尔勒还收入了自己一篇近70页的纲领性论文《环境史探讨前景》。这篇论文的，预示着德国环境史探讨已纳入到世界环境史的探讨范畴。他谦称这篇论文是环境史探讨的入门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引入了“生态文化”概念，深刻略论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将技术、产品、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模式四者关系有机地串联到一起，以生态学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概念为红线，详细略论了世界环境史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如人口问题、传播疾病的病原体问题以及直接导致环境污染的工业化问题等。他最后认为，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人对自然环境的一个认识和态度的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环境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环境思想史。他非常认同美国史学家怀特（Lynn White）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中造物主奴役和征服自然正是环境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所在，所谓的“造物主就是为人的意愿而存在的”，“自然只不过是人类为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对象而已，而它自身却是没有任何生存权”。①当然，世界环境史所探讨的并不是要找出谁曾是“保护自然环境的英雄”或者“破坏自然环境的罪人”，而是要告诸世人，当今严峻的环境问题已刻不容缓，亟待解决。②
拉德考（Joachim Radkau）同样也是一位将探讨视野放置到全球的著名环境史学家。这位比勒菲尔德大学的教授，在多年探讨德国能源史、技术史和自然史的基础上，从21世纪初开始关注世界环境史发展的新动向，在德国环境主义者倡导的“全球性思考，地区性行动”口号的启发下，于2000年了他著名的世界环境史作品《自然与权力，一部世界环境史》。③在这部作品中，他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许多环境问题在全世界都有同源性的结构，在历史上也是如此。”他的另一本教材书《历史上的人与自然：一部历史政治世界史》也同样阐发了这样的观点。④在这两本作品中，他以一个“流浪者”或“漫游人”的身份找寻历史痕迹，要么去乡村原野和自然景观中，要么去蒙古人的大草原中，以此探析当地环境史的变迁。他认为，作为一个环境史学家就应该具有这样的全方位理念，即在自然的多样性探讨中把握和总结世界环境史的发展规律，以清晰勾勒出它的整体轮廓。然而，在考虑自然环境保护和政治权利角逐的相互关系时，他并没有以乐观的眼光看待未来世界环境史的发展，而是以这样的警诫性话语作出总结：“今天现实中的环境史还仍未完全纳入环境政策史的考虑体系中，即纳入一种所谓的有目的意识的历史设计中，它所表现出的仍是一种杂乱无章和任意性的历史探讨，或者说是一种总处在人和自然不稳定共生状态下的历史探讨。”⑤这样的告诫关于环境史学者应该说将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和提醒影响。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奥地利克拉根福特大学维妮瓦特教授（Verena Winiwarter）于2017年的教材专著《环境史》。这位曾担任过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的环境史学家，在她的作品中不但对史学探讨方案、史学探讨措施、史学原理和叙述方式等史学理论进行了系统探讨，同时还对人口发展史、农村和城市环境史以及历史上的运输、交通和贸易对环境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最后两章中，她另辟蹊径，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环境的社会感知影响进行了略论阐述，并指出可持续发展应成为未来世界环境史探讨的主导思想。⑥虽然这是一部高校专业教材，但在世界环境史最新探讨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的理论建树，所以其参考价值不容忽视。
（二）德国环境断代史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教授认为，环境史学具有“长时间视角、国际性视野、跨学科措施、问题式取向和新颖的立论”等特点，⑦德国环境史学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使是断代史探讨也是如此。从近二十多年的探讨成果来看，德国断代环境史根据历史进程可分为中世纪、近代、19世纪和20世纪等历史阶段，每个阶段各自都有不同的探讨侧重点。
有关德国中世纪环境史的探讨开始较早，它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哥廷根大学赫尔曼教授分别于1986年和1989年编著的两本论文集《中世纪人与环境》和《历史上的环境》。在第一本论文集中，他收集了大部分在哥廷根大学执教的历史学家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世纪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萨格（Walter Sage）从考古角度、格鲁珀（Gisela Grupe）从人口发展角度、范文特（Johanna Maria van Winter）和乌尔姆（Helmut Wurm）等从食物营养角度，凯尔（Gundolf Keil）从瘟疫角度、赫尔曼从寄生学角度、德内克（Dietrich Denecke）从道路交通角度、维勒丁（Ulrich Willerding）从农业生产结构角度、舒伯特（Ernst Schubert）从森林学角度以及希勒布莱希特（Marie-Luise Hillebrecht）从能源危机角度等，它们在各自擅长的探讨领域重构了过去的自然环境史，并研讨了社会各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①在另一本论文集中，他收集了许多大学著名学者的探讨成果，如柏林自由大学贝克尔教授（Cornelia Becker）对中世纪动物使用情况的略论探讨、哥廷根大学尼茨教授（Hans-Jürgen Nitz）对中世纪苔藓地改造后的移民迁居探讨、汉堡大学特洛伊奇教授（Ulrich Troitzsch）从技术史角度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环境问题探讨以及马克斯-普朗克探讨所的海纳教授（Günter Heine）对中世纪涉及有关环境法学的探讨等。可以说，第二本论文集比第一本论文集更拓宽了探讨领域，也使中世纪环境史探讨显得更全面丰富，正如赫尔曼教授在论文集前言中所阐述的探讨宗旨，就是要“探讨人类过去的生产实践活动究竟对后世能带来何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文化保护”或“文化守望”，是对未来负责的一项重要任务。② 德国近代环境史的探讨成果似乎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薄弱之处。在15世纪至18世纪三百年的近代史中，封建小邦林立的德意志诸侯国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不能和英、法等国相比，但其文化优势却独领风骚，如哲学、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这些都给18世纪后德国科学技术的繁荣昌盛以强大的思想支撑和精神滋养。细究德国近代环境史探讨欠缺的原因，主要还是这方面的人才匮乏所致。虽然探讨近代史的历史学家大有人在，但从环境史角度出发探讨当时人与环境问题的专家还相对较少，仅2017年出版的《近代早期环境史探讨》一书可算最新探讨成果。该书作者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莱特教授（Reinhold Reith）在慕尼黑大学环境和社会中心（又名蕾切尔·卡逊中心）环境史学名家毛赫（Christof Mauch）、特里施勒（Helmuth Trischler）和于科特尔等相关探讨成果的启发下，阐幽发微，系统梳理了近代早期环境变迁情况。他将此变迁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然环境变化，另一类为人为环境变化。在自然环境探讨中，他从气候、气候与农业关系、极端异常气候与自然灾害关系以及瘟疫与人口发展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了考证略论；在人为环境略论中，他着重探讨了农业种植、江河湖泊、人工栽培植物、动物、森林、矿山开采与冶炼、商业以及城市等八个方面的问题。之所以选择近代早期这段环境史作为探讨对象，在他看来，是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气候急骤变化的所谓“小冰川时代”再现的寒冷历史时期，“它由此引发的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急骤变化将可为近代环境史探讨提供新措施和新思考”。③另外，从环境史角度来看，瑞士伯尔尼大学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普菲斯特教授（Christian Pfister）有关中世纪人口发展问题和人口统计学探讨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作品，可供近代环境史探讨参考。①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环境史探讨主要侧重于对德国工业污染史的探讨。19世纪的德国巨人已渐渐复苏，首先是抵抗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加速了德国封建农业社会的解体；随后1814年维也纳和会使德国有了数十年难得的和平，农奴制的废除使大批农民涌进城市成为市民，从而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另外，英国许多先进机器和技术被引进德国，从而迅速提高了国内工业化水平；特别是1871年德国的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世纪末，德国已取代英、法等国，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此时的工业污染问题已开始显现，这无论是从美术著作还是从现实主义文学著作中都可窥见端倪。德国画家布莱辛（Karl Brechen）1834年创作的油画著作《诺伊施塔特-艾博斯瓦尔德轧钢厂》②、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1847年创作的油画著作《柏林至波茨坦铁路段》③等所表现的大机器生产的喧嚣场面，以及作家拉贝（Wilhelm Raabe）1882年创作的德国第一部生态小说《普菲斯特家的磨房》所描写的河流遭受严重污染的场面等，都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④历史进入20世纪，德国环境也在浴火中不断经受着洗礼，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千疮百孔、二战后振兴德国经济的“马歇尔计划”、1968年大学生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越南战争、80年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危机背景下的核战争危险等都使德国环境危机遭受到空前的挑战。正是这种尴尬的境地促成了德国工业环境史探讨的诞生。这方面的探讨可谓名家辈出，硕果累累。最早的作品当属哈根大学布吕格迈尔教授（Franz-Josef Brüggemeier）和杜伊斯堡大学罗梅尔施帕赫尔教授（Thomas Rommelspacher）合编的论文集《被征服的自然，19世纪和20世纪环境史》。该书收录了希夫尔勒有关能源危机、罗梅尔施帕赫尔有关水污染、布吕格尔有关废气、烟雾和酸雨、施拉姆（Engelbert Schram）有关土地污染、安德森（Arne Andesen）有关家乡保护运动和齐默尔（Jochen Zimmer）有关社会变迁中的无产阶级自然观探讨等方面的论文。两位编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在于：“人们不应该被所暴露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所吓倒，也不要失去改变这种困境的勇气，要坚信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改变它。如果人的环境感知能得到改变，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将指日可待。”⑤除上述探讨外，于科特尔的专著《19世纪和20世纪环境史》简要梳理了两个世纪中重要历史时刻的环境状况，如威廉帝国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帝国时期以及二战后环境运动的发展状况。⑥特别是威廉帝国和纳粹帝国时期的环境史可以说是德国环境史探讨的重要和精彩内容，许多德国学者不遗余力，对这两个特殊且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环境史作了详细探讨。如图宾根大学学者施摩尔（Friedemann Schmoll）的个人专著《回忆自然，一部威廉帝国自然保护史》，从五个部分深入探讨了这段环境史：第一部分对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农业、森林、大城市、能源、空气污染、交通、水资源和垃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从自然看守和文化回忆的历史角度，略论探讨了普鲁士帝国和威廉帝国自然保护方案和行动实践；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当时广泛兴起的自然保护运动的各社会团体和协会，以及他们所提出的行动口号和生态诉求；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该历史阶段人与动物的关系，包括对动物的利用情况、动物之美和对动物的道德关怀等；第五部分从审美批评角度对家乡保护运动作了略论探讨，同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环境史观作了对比略论。作者认为：“生态学者就是要为生态进化过程和生态多样性确立保护标准，或者说，就是要借助于生态多样性以考虑自然所能释放的最大潜能。这些标准不但能确保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可为政治决策提供可行性参考。”①另一本由拉德考和于科特尔编著的论文集《自然保护和纳粹社会主义》，则从不同角度略论、探讨和批判了纳粹生态纲领下的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和动植物保护。为什么当时的环境保护者能和纳粹党魁走到一起，并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的奥秘不难从德国前环境部长特里廷（Jürgen Trittin）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找出：“其实这并不是个谜，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本来就和纳粹的生态主张十分接近，另外在政治上，他们也希望从第三帝国那里得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同时还因为他们和其他德意志民众一样，自身在对抗这种极权专制时始终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对此，他们并不要承担什么历史过失。应该说，他们既不是边缘人，也不是自然史中的‘操作失当者’，所以，这也是环境史学者探讨时所要注意的问题。”② 东德环境史也是德国环境史中一个很特别的史学现象。在和西德并存的四十年间，东德虽在1954年颁布了《自然保护法》，但收效甚微，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德盛行的奢靡消费风对东德人的作用尤甚，环境状况也随之不断恶化。进入80年代，东德核威胁、重工业污染、褐煤开采燃烧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已非常严重。另外，大规模使用汽车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东德政府对环境问题的信息封锁使外界知之甚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规模环境运动引发的许多历史事件形成了历史转折，也加速了东德灭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东德地区由于过多关注失业问题，致使环境问题只能退居次席；不过，它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对此作出探讨的有德国生态经济探讨所佩乔夫（Ulrich Petschow）等三位学者，他们于1990年的作品《东德环境报告》，从能源、化学工业、交通、农业、垃圾、生态威胁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略论了前东德环境污染状况，由此得出了国家垄断环保政策指导下的环保工作将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的结论。因为在这种体制下，许多行业领域（如能源、交通和城市规划等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生态环保意识仍在原地踏步，未有改观。所以，加强思想宣传和政策引导，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就业，这些才是改善东德地区环保落后状况的根本出路。③另外，由西德国家档案局1985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东德环境问题和环保意识》一书也从东德社会的各个方面探讨了东德的环保状况。①除此之外，东德环境探讨的最新成果为环境学者吕斯勒（Jorg Roesler）于2017年的《东德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他将东德环境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探讨，轮廓清晰，简单明了，颇具权威性。②
（三）德国城市和地区环境史探讨
城市和地区环境史探讨在德国也较为兴盛，这主要得益于大量考古发现以及历书插图、祈祷经文、库房账册、饮食记录和关税税单等文献数据的完好保存与提供。斯图加特、柏林、汉堡、科隆、纽伦堡等城市都有相应的城市环境史探讨，如哈格尔（Jürgen Hagel）2001年的《斯图加特地理范围内的人与自然》对斯图加特市和周边区地区环境史的探讨③、上述提到的不莱梅大学安德森教授1990年的《环境史，以汉堡为例》对汉堡市环境史变迁探讨④等，这些探讨涉及气候变化、地理变化、工农业生产、空气、水、土地、动植物等对环境的作用，尤其是饮用水和垃圾问题差不多是每个城市环境史中必不可少的探讨内容。另外，有些城市（如斯图加特、波鸿、慕尼黑等）由于20世纪末有些环境问题变得较为突出，因而诸如噪音污染、能源供应和城市卫生问题等也被作为探讨重点。不仅如此，中小城市的环境史探讨也比较丰富，如小城哥廷根的环境学者海因策尔曼（Martin Heinzelmann）就曾于1999年编著了论文集《哥廷根环境史探讨》，其中的学者分别从城市垃圾处理、战争史、水磨坊的历史演变以及周边地理地貌变化等角度进行了探讨，视野独特，很有新意。⑤
除城市环境史外，德国的地区环境史探讨也颇具特色，不乏亮点，如赫尔曼的环境史教材《环境史概论》⑥、莱希霍尔夫（Josef H. Reichholf）的《近千年自然简史》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布莱克本教授（David Blackbourn）的《占领自然》⑧等都对莱茵河环境史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探讨，有的从古罗马人统治时期莱茵河两岸的地理变迁和气候变化开始，有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分别对许多河道和支流的拓宽改直所造成的环境作用进行了历史探讨；另外，有的还对20世纪多起莱茵河污染事故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与莱茵河流域相接壤的鲁尔工业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污染已不堪重负，这方面的探讨成果非常丰富，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治理工业污染的经典案例参考。另外，针对德国特有的吕内堡自然荒原景观，如何加强其自然保护，这成为环境学者吕尔（Rolf Lüer）作品《吕内堡荒原的自然保护》中的重要探讨内容。⑨荒原中的生态多样性，如各种充满勃勃生机的动植物，皆为20世纪初德国乡土作家勒恩斯（Hermann Lons）笔下的自然精灵和上帝使者。{10}甚为有趣的是，德国环境史学者往往还对某些有代表性的小地方或有特色的行业也进行了专门探讨，如波恩大学的迪克斯教授（Andreas Dix）就写出了《工业化和水资源利用-库亨海姆镇缪勒织布厂周边的历史地理环境史》这本典型污染行业的环境史探讨专著。①
三、德国环境史探讨的前景展望
欧洲环境史学会每两年一次的召开和环保议题的不断深入，德国高校环境史探讨机构的不断成立、环境史专业的相继设置和教授职位的固定设立，都已使德国环境史探讨发展成为一门非常专业系统的学科。同时，德意志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日耳曼人在历史进程中长期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都决定了德国环境史探讨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要拓宽自己的视野，走出去和全球环境史直接对接，这就要求他们在“全球性思考，地区性行动”（Global denken. Lokal handeln）的理念下注重跨国家和跨民族的环境史探讨。这样的理念也引起其他国家的学者对德国环境史的关注，如上文提及的美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学者的探讨。特别可喜的是，我国学者也加入到该行列中，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包茂红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探讨所高国荣探讨员等，但总体说来，探讨成果不多，步子迈得不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国内环境史学者对德国历史不太熟悉，与德国同行交流不多，或者不精通德文的缘故。所以，国内此项探讨任重道远，还需要不断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虽然总体来说德国环境史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探讨就已完备，或者说没有了新的探讨领域和潜力，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知识的不断更新，每门学科的探讨也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所以，如何进一步加强日耳曼民族富有特色的环境史探讨，发掘整理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不具有的独特的环境史探讨素材，这应该是德国环境史探讨学者今后努力的方向。本人认为，至少以下四个方面将是德国环境史探讨的亮点和新领域，值得尝试与探究。 第一，加强德国海洋环境史探讨。早在2003年，美国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就过他的看法，认为环境史探讨仍然偏重于陆地，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关注还远远不够。②2017年，第五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召开的主题是“海洋与陆地的连接”，大会虽倡导加强海洋环境史探讨，但迄今为止，德国学者仍没有类似专著涉及此类探讨。德国作为一个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国家，海洋关于日耳曼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他们重视海洋探讨，但如何从历史角度探讨海洋中的生态多样性，如何将海岸视为历史中的生态交错区，航海贸易和海洋捕捞发挥过什么样的历史影响以及海洋污染历史情况如何等，这些可作为新的探讨内容。
第二，加强德国军事环境史探讨。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失败的教训尤为深刻。如何将战争与自然环境的破坏联系起来，如资源争夺、有毒武器使用、军营驻扎、军需物资生产和调配供应、田园村落被毁、城市瘫痪、道路交通中断等对环境所产生的作用，都值得探讨。以美伊战争为例，战争对伊拉克的环境破坏作用深远。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该国80%的可耕作土地遭受侵害，土地肥力不断衰退，盐碱地面积不断扩大，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沙漠化日趋严重，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①所以，从这些方面入手，以历史眼光审视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无疑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好战的民族，历史上的德国三十年战争以及1871年德国统一前普鲁士帝国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也可以作为德国军事环境史的探讨题材。
第三，加强德国殖民环境史探讨。虽晚于英、法、荷、葡的海外殖民侵略，但威廉帝国的殖民统治也不甘示弱，且遍及全球，西非的喀麦隆、多哥、纳米比亚，东非的乌干达和卢旺达、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我国的青岛等都曾纳入它的殖民版图。殖民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输出给殖民地带来的环境作用，如殖民地战争、资源掠夺、经济种植和环境污染等，也都是新的探讨内容。有关德国殖民史探讨作品颇丰，其中有关殖民地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历史记录也较为翔实，如拜耳（Martin Baer）等的《斩首--德国人在东非》②、洛伊特纳（Mechthild Leutner）等的《中国殖民战争，1900—1901年间的镇压义和团运动》③、格莱兴（Gisela Graichen）等的《德国殖民史--美梦抑或梦魇？》④等可供探讨参考。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克罗斯比教授（Alfred W. Crosby）1991年的专著《白人之窃果--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就详细探讨了一千年来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的罪恶，特别是西方殖民侵略对世界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⑤这本作品对德国殖民环境史探讨也应该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影响。
第四，加强德国科技环境史探讨。日耳曼人的科学探究精神令世人折服，其科技发明如四冲程内燃机、自行车、合成氨、阿司匹林、磁悬浮列车、芯片等都为人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德国，将科技史和环境史结合所的探讨成果虽然有，但仍未形成一个专门的探讨类别，而只是作为附带探讨零星散落在其他探讨中。所以，日耳曼民族自古以来的许多科技发明，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革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德语论文范文，是可以由环境史学者将其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的。
综上所述，环境史不仅是一门历史学科，也是一门未来学科，还可以说是一门探讨现实问题的当代学科。德国环境史探讨和其他国家的环境史探讨一样虽着眼于历史，但更长远的还是关注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所以它和当今生态文明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完全契合的。今天，如何借鉴西方先进生态思想和生态理论成果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日耳曼民族这方面的生态实践和生态智慧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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