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内城以独特的识别度和多样化的文化生活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部分,而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内城更新正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热点课题。以“汉诺威2020”规划为例,通过对汉诺威内城更新规划的理念和实践的考察,总结德国内城更新过程中的专家、政府和社区三方伙伴合作关系机制,以及改造目标中体现出较强的公共利益等特点,最后结合我国内城更新的发展,提出可供借鉴的建议。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关键词:内城更新;汉诺威;活力;公众参与 Abstract:Inner city stands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urban competitiveness owing to its uniquely readable characteristic and multi-cultural life. With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becomes the hot topics in enhancing the urban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takes the “Hannover 2020” as example of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plan, and describes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this pilot project of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in Hannover. On basis of it, it summarizes that the mechanism of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in Germany characterizes as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specialists,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and the regeneration aim displays a strong orientation towards public interest. Finally,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that can be referred consider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in China. Key words:inner city regeneration;Hannover;vitality;public 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7)-03-52(7)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至2017年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4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带来了大范围的城市蔓延,旧城区则面临设施落后和环境恶化的衰败,而住宅市场的过滤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内城设施的折旧。在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以及人口社会结构的转变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加剧。为了吸引居民和公司,城市必须发展多样化的供给和独特的品质,而内城以其识别度和多样化的文化生活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通过内城更新提高中国城市的竞争力,成为当今规划理论和实践的热点问题[1-3]。 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了德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在20世纪初,德国重工业的全面发展使得城市发展以工业布局为导向;二战后,德国大部分城市对内城采取了恢复老城,在内城外建设内环线疏解交通,建设开敞空间;60年代德国工业复兴使得内城迅速更新,许多建筑改变了原有的功能;从70年代末开始,人们反思合理的内城更新方式,探究内城更新的规划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4]。本文以“汉诺威2020”的内城更新规划为例[5-6],通过考察汉诺威内城更新规划的理念和实践,总结其对中国的启示,以期为中国的城市更新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2 “汉诺威2020”内城更新规划 2.1 汉诺威市及其内城的发展背景 汉诺威市(City Hannover)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首府和汉诺威区(Region Hannover)的中心,也是“汉诺威-不伦瑞克-哥廷根-沃尔夫斯堡”都市圈的组成部分。汉诺威区现有居民113万人,其中汉诺威市52万人。汉诺威虽然也存在人口结构老年化的问题,却是德国目前为数不多的人口稳步增长的城市之一,其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迁移,每年有大约两千人迁入汉诺威,其中大部分是受到汉诺威高密度高等教育机构吸引的年轻人。 汉诺威是战后重建城市之一,最初的规划建设遵循功能分离和松散布局的准则。2000年成功举办的世博会,使汉诺威成为著名的国际会展城市,也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在1995年筹备世博会的系列规划中,汉诺威的内城更新就被提上议程,当时在内城建成的项目包括:火车站南面的大型体验餐厅EXPO-Café,若干艺术造型公车站,以及内环线上的雕塑带。 汉诺威内城面积约2平方公里,主要由南面的老城、Laves城(老城东北边的部分,包括现在的火车站前购物区,由19世纪初著名规划师Laves在老城基础上按照古典主义进行拓展设计而得名)、老城东边和西北边的两个居住社区,以及火车站后的商务区组成。汉诺威内城是一个较为紧凑发展的空间,其具有较强的商业和办公功能。其中,零售面积(90万平方米)占汉诺威市的三分之一,而随着内城北部大型购物中心的快速发展,内城南部和老城也相应进行了整治提升,并得益于零售商业的发展,2017年德国大型百货商店如Karstadt等的倒闭,并没有给汉诺威内城的商业带来太大的冲击。汉诺威内城的办公功能主要以小型办公(500平方米)为主,约有15万就业人口,占全市就业人口的40%,是全德第四高的内城就业中心。 汉诺威内城还具有较强的行政功能以及文化教育功能。就居住功能而言,由于目前汉诺威人口郊区化的趋势已逐渐减弱,避免了内城的持续衰落,而内城的多样化和服务设施使其居住吸引力增加。然而,长期的郊区化已对居民的社会组成造成结构性作用,主城区的高收入人群和家庭逐渐流失。据2017年数据统计显示,汉诺威内城人口大约为9 000人,居住面积达243公顷,居住人群以单身群体为主。内城居住存在以下三个问题:房屋面积较小,设施较旧,房屋自有产权比例较低。 2.2 “汉诺威2020”的提出及其理念 德国许多城市的内城,包括汉诺威内城在战后重建时期发展成为城市的零售商业和服务中心,然而购物行为的改变减弱了内城中心的地位,因此必须发展新的内城功能。关于内城的居住需求逐渐上升,发展紧凑的混合功能、复兴公共开放活动空间以及提供可达性,是内城未来发展的新机遇,这不仅能够提升内城的生活品质和活力,还可以灵活地对不同的市场做出反应。内城更新促进经济,同时加强社会凝聚力。随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化,汉诺威内城作为互动和交流的空间地位越来越突出。 二战后,依循功能分离和松散布局的重建准则,内城塑造了大尺度的空间格局和宽阔道路,从而为内城更新和功能拓展提供了较大的施展空间,譬如将大面积广场改造成为具有多样功能的城市空间,或将部分交通空间作为所有交通形式友好型的非管制区。 “汉诺威2020”就是在以上内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下提出的,它是对此前内城相关规划的更新和推进,是在各个政府部门和多方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对未来10-15年的内城发展战略和改造区域达成共识,并制定的可行且灵活的行动方法。“汉诺威2020”是一个非法定且处于不断改进中的规划创新(图1),项目目标可根据经济和社会变化进行调整和深化,并且与其他部门规划,如交通发展规划和零售业发展战略等相互补充。“汉诺威2020”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为“活力之城”、“美丽之城”和“公众之城”。 2.2.1 活力之城 内城的活力主要取决于其功能的多样性,而这些功能创造不同的场合,吸引人们拜访和驻留。汉诺威内城的主要购物街道在营业时间具有较大的人流密度,到了晚间,除了餐厅和娱乐场所之外,内城较为空旷。“汉诺威2020”的目标是,加强内城使用功能的多样性,进一步提升空间品质和吸引更多居民。 活力之城的第一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加强居住功能,特别是与商务办公和文化设施混合的居住形式,并提供多样化的高品质居住选择,以吸引追求都市生活需求的人群,特别是30到44岁的自有产权偏好家庭。规划的目标是,继续加强和扩大现有的居住社区,德语论文,并在四个主要地带,即Klagemarkt、am Marstall、am Hohen Ufer 和Koebelinger Markt增加居住空间,并注意居住形态与小尺度分割的内城空间的融合,最终通过新投资使得边缘地带向中心的居住社区融合。代表项目是在Warmbuechen街区的VGH保险企业大楼,将建成居住与工作混合体。 活力之城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重点发展内城商业的多样性。大型百货企业模式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竞争,购物商城(店中店)模式则成为新的购物体验方式,然而购物商城的大体量使得人们远离街道,抹杀了内城开放购物空间的活力。规划的目标是,通过小型零售业主和地块所有者的共同参与,在提高内城购物的品种多样性的同时,营造具有吸引力的多样化购物风格和街道形象,并在长期空置的零售商铺(如上层商铺)定期举办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汉诺威内城里可继续挖掘的购物空间包括老城内、莱纳河旁以及马士公园旁,然而其内部的道路联通使得零售商铺背面的空间(停车场、货运场地)毫无吸引力,因此需要通过重整街道空间复兴这些地方的活力。 活力之城的第三个方面还表现为将部分开放场地重塑为具有品质和内容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各个社会群体在内城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并能在空间内互动交流。除了照顾内城中典型的老年人群体的安全需求,也要提供小孩和青年人游戏和聚会的场所。特别是在Klagemarkt、am Marstall、am Hohen Ufer和Koebelinger Markt四个地区,需要通过塑造合适的空间形态来吸引人群。交通空间的整治是这方面的关键,相关探讨表明,通过优化交通路线、整治莱纳河岸,可在不减少交通容量的前提下实现以上目的。在某些开放场地,如露天停车场还可以通过具有特定功能的微型建筑物提高空间的可用性。譬如,汉诺威内环边上的雕塑带在之前仅仅作为现代艺术的展示区,而通过莱纳河岸旁的道路空间整治,可使雕塑带成为新的活动空间。 除此之外,活力之城还表现为提高各种通行方式的便利性。首先,强化自行车行系统,规划目标是在接下来的15年将自行车道占道路面积的比例从15%提高到30%;其次,关于内城的步行系统来说,关键是在内环路上设置高密度的人行通道,减少行人从内城到其他社区的时间;此外,选择某些主要的宽街道创造具有多种交通方式兼容性的低管制空间,从而保留汽车使用者对内城的可进入性。内城功能多样性还必须通过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实现,建筑物必须能够容纳多种功能,其功能可根据市场反应做灵活调整。一般来说,内城的功能承载体为底层,因此一般新建建筑物的底层至少高5米,以容纳公共或者半公共的功能。 2.2.2 美丽之城 城市的形象是承载居民和旅客生活、历史和经历等内在意象的外在空间表现,美丽的城市应该具有连贯的空间以及简洁清晰的结构。从航片可看出,汉诺威老城及Laves城的城市结构呈现出清晰的“杏仁”形状,然而空间的扩建和功能的变化(如交通功能)逐渐弱化了这种结构特征。因此,应该以尊重历史的方式重新整合建筑空间上破碎的结构,并通过交通整治和Laves规划时期重要节点的规划重新获得城市空间的一致性。 内城形象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战后重建的大尺度功能分离及其内环线所带来的隔阂效应。譬如内城与南面的大尺度公园游憩空间被高流量的道路隔断,因此,需要通过适宜尺度的空间架构以及通道走廊的线性设计,在不损坏南面游憩空间大尺度特征的前提下,连通两个地区,并在边界地区营造出可让行人识别两个区域特征变化过渡的氛围,从而创造出具有吸引力的边界空间。再者,内环线周边的道路和建筑都呈现出与内城风格不相匹配的现代都市和大尺度特征,并造成内城与周边社区,特别是北部和西部的社区的隔断。因此,需要重新规划内环路的道路空间,通过减少道路宽度以及交叉口的设计减弱其对周边的隔阂,变道路旁的闲置空间为开放广场或者小品建筑,从而使内环线性同质的交通空间富于变化。 汉诺威的城市发展曾经跟随水系的发展,但在19世纪末,工业化革命带来的城市人口增长使得运河系统作为基本的排水设施迅速发展,从而减弱了城市与水的关系。而在战后重建时期,莱纳河成为内城环线交通边界的一部分,由于过境交通或者隐匿于绿地中,未能实现其休闲及区位价值。作为汉诺威一个重要的景观元素,莱纳河岸空间具有成为吸引和驻留人群的潜力。通过提高水的进入性及其与绿地系统的连通性,开发出形态多变并具有城市生活品质的河岸,可带来内城和南部地区的升值。规划方法包括提高内城西南面莱纳河水面0.5米,以提高其可感知度,并在沿岸地带设置步道花坛,作为亲水的入口。 除此之外,在汉诺威内城中,教堂和公共建筑等视觉兴奋点的建筑必须保持和谐性,不能过度使用。在内环线的周围可有意识的设置一些醒目的建筑,并与周边地区的天际线呼应。 2.2.3 公众之城 内城的发展必须通过公司、家庭和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参与来推进,在“汉诺威2020”中,零售业者、媒体、地产、居住委员会以及宗教文化团体等代表都积极参与到规划理念制定过程中。在2017年举办了“活力之城”、“美丽之城”和“公众之城”的论坛,各界公众就内城发展理念和发展框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由于公共资金的逐渐减少,内城发展理念的执行需要建立稳定的公私合营伙伴关系。譬如火车站附近的Luisenstrasse街区向林荫休闲购物大道的升级,就是公私合营的成功案例。在下萨克森州政府和汉诺威市政府的支持下,Luisenstrasse街区的土地房产所有者和零售业者承担了改造的大部分费用。2017年火车站附近的奥古斯特购物中心,是在老城/南内城的经济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下,由地块所有者和零售业者共同促进内城结构和形态优化的先驱实践。老城/南内城的经济合作社由老城及其周边4个街区(包括火车站前的购物区)组成,主要负责各个街区的营销和盈利以及城市整治项目。经济合作社同时与汉诺威零售商联合协会合作,旨在共同提高内城的吸引力、可达性和安全。未来,小空间尺度的街区自治经济合作社将越来越被市政府鼓励。 除了鼓励公众参与,“汉诺威2020”旨在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具有利益冲突群体的融合。典型的案例包括火车站西面三条红灯街区,居民、零售业者、银行、协会、妓女代表以及警察和城管共同讨论街区的整治,并且在整治项目中提供可供妓女从良就业的服务业场所。 2.3 “汉诺威2020”的主要行动项目 在内城发展理念的准备阶段,“汉诺威2020”的发起人已通过专家讨论和公众机构参与(包括各街区的经济合作社)的形式确定了重点整治区,即老城、Laves城、莱纳河岸和内环线,对重点整治区将做指引性规划,然后进一步从这四个地区中各选出一个主要投资地点,以国际建筑景观规划竞赛的方式编制详细规划,获奖方案将纳入各个地区的行动计划中。 下图(图2)显示了重点整治和规划的地区: · 突出老城的空间形态,从而加强内城形象; · Laves城的广场和轴线形态; · 老城与西南边Calenberger新城的空间联系; · 内城与相邻社区的更好连接性; · 海伦荷莎公园到马士公园的绿色廊道; 2.3.1 老城 规划的目标是,将老城原先的形态通过统一的公共空间塑造,如城市家具、照明、饰面等,清晰地呈现出来。为了强化内城形态,在发展规划上突出构成杏仁形状的内城边界,包括西边的莱纳河岸,东边的从购物区向老城的过渡街道Heiligerstrasse,北边的am Marstall街道,南面的Friedrichwall街道,以及中心的集市教堂及其相邻的Schmiedestrasse。新建建筑的形态和功能应该与周边环境融合,并能反映出老城的区位内涵。 集市教堂旁的Schmiedestrasse现有的功能主要是货运和停车场,未来改造的设想是将部分街道变为兼容行人和汽车的通道,在教堂以及北面的Marstall旁开发一些具备其他功能且行人优先的交通非管制区(图3)。 老城内的主要投资地点在其东南边Koebelinger Markt,定位为居住功能,国际建筑景观规划竞赛的任务是在之前规划设计的框架下深化这个地区的改造方案。借助周边的行政建筑如议会、市政厅等的天际线,可通过Koebelinger Markt的复兴整合东南面老城的城市空间,并发展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居住区位。任务是需要设计出能够诠释老城时代内涵的住宅类型,并在底层提供服务性质的使用功能。获奖方案进一步建议,通过整治居住区前的Theodor-Lessing广场空间,并从这里建造一个横跨Friedrichwall路的连接南面新市政厅前广场的通道,从而强化东南面老城和其南面马士公园的通透性。 2.3.2 Laves城 通过林荫大道的方式凸显出Laves于19世纪末在老城周边拓展的城市空间架构,并同时以树阴环绕(如Georgsplatz)或者树阴居中(如Waterlooplatz)的方式突出广场空间,特别是对被内环线分割的Waterlooplatz广场, 树阴大道从内城的延伸将提升整个空间的使用率。 在二战重建阶段,汉诺威主要有Marstall和Koebelinger Markt两个街头广场公园,其中 Marstall位于购物区和莱纳河,德语论文,以及老城和娱乐区之间,具有独特的边界区位,然而其区位潜力在过去并没能得到充分体现,更多的时候被当作街头停车场使用。在国际竞赛准备阶段,就对Marstall是完全保留广场空地还是新建建筑进行了激烈争论,而最终的获奖方案是在广场的东边设计了两个独栋建筑,通过这些尺度适宜的建筑,加强街头广场和周边城市环境的关系和使用性质,变停车广场为城市广场,特别是东边的建筑前广场,将成为老城到购物区的重要通道,并可作为城市舞台使用(图4)。这个方案关于在内城边界地区的环境提升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即通过建筑形式也能够创造和谐活力的空间环境。 2.3.3 莱纳河岸 莱纳河在内城流过区域具有较高且城市化的河岸,在规划中将继续保留这种特质。然而河岸空间的参与性则取决于并行内环线的整治效果,以及所规划的开放空间与其后各个街道连接融合的空间效果。 内城部分的莱纳河岸与对岸的Calenberg新城在空间联系上较为薄弱,特别是建筑形态,内城主要表现为中世纪的围合建筑,而对岸Calenberg新城主要以独栋建筑形式为主,因此需要改善老城与Calenberg新城的联系。获奖方案的作法是将两个现有的桥墩改造成为独栋建筑形式,不仅能够与对岸形态相呼应,同时赋予了桥一定的商贸功能。在建筑功能上,使内城河岸建筑底层的使用功能与对岸的使用功能相互补充,进一步加强两岸之间的功能联系。获奖方案还将新建一个广场式宽桥,并设计成为可涉水亲水的浅桥;在正对内城历史博物馆的对岸(新城部分),新建一个前窄后宽的建筑;在内环线上塑造一定的视觉节奏感,并赋予这个建筑特殊的复合功能:音乐、科普以及市民论坛。此外,获奖方案还将在内城南段打通沿河道路,并通过阶梯和坡道的形式提高亲水性;在内城对岸,将保留较大的开放式绿地空间,从而强化海伦荷莎公园到马士公园中间的绿色廊道(图5)。 2.3.4 内环线 内环线是内城结构的一个重要空间因素,规划通过灯光系统将其作为可读标记突出。为了更好的联系内城和周边社区,内环线南面路段将在每个方向各减少一个车道,作为行人和自行车道,以及开放空间和建筑整治空间。针对内环线上不同路段的交通特征,将设计不同的道路断面,以在不降低交通容量的前提下,最小化道路对空间的阻隔影响(图6)。除了以上提过的K?belinger Markt与新市政厅在内环南线的人行通道,东南面的Aegidientorplatz广场路段也将进行整治,并规划一系列紧凑的人行通道,以提高内城Georgstrasse与南城(Südstadt)的联系。 在内环线北段靠近克里斯蒂教堂的地段,有一个面积较大的广场Klagesmarkt,广场北段因周末集市而具有城市广场的功能,而中段和南段只用作停车。获奖方案将中段和南段规划设计成为两栋独立分离的中低层连体住宅建筑,其底层则为半开放功能。这个方案将进一步强化这个街区的居住功能,并通过底层服务功能吸引北城(Nordstadt)人群进去内城。由此,在内城北面地段,将形成各具风格且界限清晰的三大开放空间:Goseriede城市广场(更靠近内城)-圣尼克拉墓地(绿地空间),Klagesmarket居住-城市广场以及克里斯蒂教堂广场。 3 “汉诺威2020”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迪与借鉴 从“汉诺威2020”的规划理念和行动计划来看,德国内城更新规划关于我国城市更新实践有重要启示,可借鉴的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3.1 在规划的各个阶段全面引入公众参与 德国内城更新的公众参与代表较高阶段的市民力量,即市民与政府分享权力和职责,并形成伙伴关系。政府、投资者、开发商、规划师、市民从规划开始阶段就共同讨论制定规划的目标与重点区域,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地段的改造是自下而上发起的过程,也由此保证了规划实施的顺利推进。然而我国目前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程度仍只停留在象征性参与的通知阶段,即向市民报告既成事实,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往往遇到较多的阻碍,特别是关于发展历史较长且产权关系复杂的内城改造来说,应该在各个阶段引入公共参与。 3.2 居住功能的复兴是避免内城变为死城的关键 内城的居住形式除了在建筑立面和结构上需要尊重历史和周边环境的协调一致外,还须避免单一的居住开发,应进行混合功能的社区建设。在我国,家庭购买者也往往考虑安全要素而倾向于选择封闭社区,因此在内城居住开发的过程中,可针对单身族群,开发具有吸引力和风格多样的公寓,营造融合于街区生活的内城居住模式。 3.3 摒弃大广场,回归紧凑多样的城市空间 德国战后大尺度功能分离的规划实践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空间的低效利用,大尺度的开放空间降低了可进入性,特别是大尺度的广场降低了其舒适度并在大多时候被当作街头停车场使用。“汉诺威2020”规划的行动计划中,改造大面积广场的方式往往是辅以一定的建筑形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筑所承载的城市功能形成广场和周边建筑的联系,另一方面则可借助建筑的围合形成尺度适宜的空间和通道。反观我国目前许多城市大量规划的大型对称广场,限制建筑,过分追求开放空旷的绿地和广场。应该借鉴德国内城发展及更新的经验与教训,规划适宜尺度的广场,必要时可辅以建筑,关键是其体量和功能与周边建筑群的呼应,特别是需要带有部分的半开放性功能(如生活服务业等),避免“封闭社区”形式的房地产开发。 3.4 内城的交通不一定完全遵循严格的人车分离 从“汉诺威2020”内城更新中,可看出其在内城的交通整治中,将主要街道和交叉口设计为非交通管制区,即在慢行的前提下打破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严格界限,通过铺面和城市家具等设计降低汽车的速度。实际上,这种方式比人车分离的交通管制更能促进内城的可进入性,人们可以自由的更换交通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减弱行人对外部车行道以及车辆对内部人行道的隔阂感,从而加强内城与周边社区的联系。 3.5 河岸空间的活力依赖于公共功能 “汉诺威2020”的规划实践表明,在内城的河岸地区必须塑造成为具有公共开放性质的空间,包括开放绿地、商业服务设施和文化娱乐设施等。河岸地区对房地产具有较大的升值效应,而在我国迅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难免出现部分内城河岸空间被地产开发占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开发底层的商业服务功能,辅以政府投资的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并设通向河岸的公共通道,从而提升河岸空间的活力。 4 结语 德国的内城更新历史从二战之后经历了六十年,走过不少弯路,也受到民众的质疑,而政府采用结合公私投资和纳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规划手段,使得内城更新得到有效的实施和推进。透过“汉诺威2020”内城更新规划,德国的内城更新机制呈现出专家、政府和社区三方伙伴合作关系的特点,并且在改造目标中体现出较强的公共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内城更新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规划项目,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各方参与不断学习的规划过程。相比之下,我国规划项目常被应届政府当作政绩工程,带有急功近利的特点。因此,对德国内城更新的经验借鉴不仅应包括对其空间规划理念和手段的学习,还必须致力于以有效制度框架建立长期的对话平台,并通过示范性项目的实施,唤醒城市更新的民间潜在力量,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1] 翟斌庆,伍美琴.城市更新理念与中国城市现实[J].城市规划学刊,2017,(2):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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