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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探讨,从措施论上看,是中西哲学比较的产物,而且几乎就是一个借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措施论(概念化的、逻辑的、科学的措施论)来探讨中国古代哲学,乃至做哲学思考的历史。但自20世纪早期以来的这个探讨,却一直未能深刻地反思这类措施的适当性,以及做出重大措施论调整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比较哲学居然还不是二级学科。这种几乎完全盲目于自家学术渊源、命脉的状况关于中国人的哲学探讨,损害莫大,相当于一个签约者完全漠视条约的基本构成方式,让自己受制于它而毫无权衡和再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只是笼统地断言中国没有哲学,也于事无补。因为我们一百年来和未来进行的这项事业,已经并将继续在广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所以措施论的反省倒是更为亟须的。本笔谈的三篇论文来自2017年6月ISCWP(国际中西哲学比较探讨会)于北京大学主办的"比较哲学措施论国际学术研究会",而这次会议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盲目状况、做出切实反思的一次努力。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 ，西语论文题目，西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