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阿尔瓦雷斯的文学理念 阿尔瓦雷斯受过多年的文学专业训练，并长期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创作，对文学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在散文集《有话要说》（Something to Declare, 1998）及诸多于报章杂志的文章和访谈中，她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 阿尔瓦雷斯认为，文学必须紧扣时代脉搏，反映现实世界，尤其要“关注需要纠正的社会不公正现象”。Julia Alvarez,“Doing the Write Thing,”Sojourners Magazine 35.10 (Nov. 2017): 22.约翰•密尔顿的《失乐园》透露出他对17世纪英国社会政治关系的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著作扎根于现实世界，他们的创作都值得称道；反之，如果一个纳粹德国的作家写的都是与现实无关的娱乐故事，一个经历了9•11事件和卡特琳娜风灾的美国作家仍然对社会现实不闻不问，那么他（她）便不是好作家。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世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家应该摒弃任何先入为主的概念、期望、判断和偏见，而要带着禅宗的“初心”，像对生活充满好奇、疑问和惊诧的小孩子那样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透过表象洞察问题的本质，才能如约瑟夫•康拉德所言，“揭示可见宇宙下潜藏的多重复杂而又不可分割的真实”。Julia Alvarez, Something to Declare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1998) 259;“Ten of My Writing Commandments,”English Journal 88.2 (Nov. 1998): 36.在正确的认知基础上，作家应该力争正确地表述问题，防止以好与坏、我们与他们、朋友与敌人此类的二元对立思维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作家的任务不是选边站，或把问题简化为单一的视角，而要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将问题的错综复杂、甚至令人痛心的方方面面和盘托出，帮助读者获得更为清晰、更为全面的认知。“如果拯救可能发生，正确地看问题便是拯救的开始。”Victor Cruz�Lugo,“The Whole World in Her Hands,”Hispanic 19.6 (Jun./Jul. 2017): 79.在阿尔瓦雷斯看来，文学所能做到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是“一种深邃的道德力量”，Alvarez,“Ten of My Writing Commandments”37.使读者在获得对世界、对自己的正确认知的同时改变自己，并进而改造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阿尔瓦雷斯认为文学主要以两种方式施加道德和政治的作用力：关于有心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读者来说，优秀的文学著作能够以独有的方式滋润他们的生命之泉，持续激荡他们内心深处对高尚和自由的渴望，使他们保持警醒，激励他们坚定信念，用各自的双手和声音，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全世界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努力奋斗；即便文学不能鼓舞所有的读者，使他们都变成坚定的行动主义者，也可以提供一个空间，让读者“体验他人的生活，用他人的视角看问题，唤醒我们的同情心，与隐秘的自我（我们内心深处的陌生人）和外在的陌生人、那些他者产生深切的联系”，从而挣脱唯我主义的泥潭，以充满“爱、正义感、同情心和集体意识”的大我取代自私猥琐的小我，播下“行动主义的种子”。Alvarez,“Doing the Write Thing”21, 22. 不难看出，阿尔瓦雷斯极其看重文学的认知功能、道德功能和社会功能，她认为人类只有认识世界（包括认识自己），才能在道德上完善自己，进而有效地改造社会，因此文学的认知功能和道德功能既是目的，又是实现文学的终极功能，即社会功能的必要手段。而要实现这些功能，作家必须千方百计吸引读者，打动读者，说服读者，读者的“充分吸收”是激活著作的关键。Martínez, 13.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写自己切实关心的问题，必须敢于袒露自我，与读者分享，才能给著作注入激情，打动读者。另外，文学的另一种功能――愉悦功能不可或缺，尽管阿尔瓦雷斯反对把愉悦读者当成文学的目的，认为纯粹娱乐性的著作“连文学都谈不上”，但她强调愉悦是文学的“底线”，是拴住读者的手段，过于严肃的风格或枯燥无味的语言会令读者排斥。María García Tabor and Silvio Sirias,“The Truth According to Your Characters: An Interview with Julia Alvarez,”Prairie Schooner 74.2 (Summer 2000): 152; Julia Alvarez,“The Author of ‘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 Considers the Challenge of Fiction in a Post�9/11 World,”The Washington Post Sep. 11, 2017: T10.此外，文学文本的逼真性是赢得读者信任和认可的关键：“作家编织的是一个叙事梦境，这个梦境一旦出现裂痕，读者便会惊醒。”Birnbaum.真实生动的人物是这个“叙事梦境”的要素。作家必须通过人物可能了解到、可能觉察到、可能遭遇到的事情以及可能作出的反应来刻画人物，不能超出合情合理的范围，否则便不可信。而要让人物栩栩如生，最好的办法便是赋予人物一个独特的叙事声音――独特的语调、节奏和语汇等，故而阿尔瓦雷斯的著作中常常出现多个叙述者和多重视角。阿尔瓦雷斯尤其看重细节描写，认为细节作为最小的叙事结构单位，能够有效地营造小说的逼真效果。她还从两个方面论证了细节描写的必要性：其一，现实生活中的人面对道德抉择时，往往遵循从具体到一般、从一般到具体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事件或事物的细节让我们记起与他人连接的纽带以及对他人的责任；其二，就叙事形式而言，“显示”（showing）比“讲述”（telling）更能深入人心，激起读者的道德情怀，而生动逼真的细节刻画便是“显示”的主要手段。阿尔瓦雷斯非常推崇中国北宋文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中的一段话：“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西语论文网站，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阿尔瓦雷斯引用了整段话的英语译文。参阅Alvarez,“Ten of My Writing Commandments”37。在语言上，阿尔瓦雷斯指出，这个“过于强调政治正确，动辄对簿公堂”的时代充斥着“欺人之谈”，这是人类“精神衰退”的症状，因此作家有责任“保持语言的明净、坦诚、清新和活力”，这不仅有利于实现文学的认知功能，在深层的意义上更是“一种道德斗争”。Ibid., 38. 阿尔瓦雷斯强调，作家要与自身和社会的邪魔做斗争，不被任何集团或个人收买，不惧怕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敢于讲真事、说真话。文学创作是一项沙里淘金的艰巨劳动，作家需要约伯一样的耐性和勇气，才能做到精确的再现，只有天天写，不停地写，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但作家不应该只做埋头创作的“坐家”，把艺术中追求的行动主义付诸实践，才是完整的创造性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游行集会的场合总能见到阿尔瓦雷斯的身影，她与丈夫在多米尼加的贫困山区经营一家非盈利性的小农场，雇用当地的贫农用传统方式种植有机咖啡，并开办扫盲学校，教他们读书写字。 恰如维克托•克鲁斯卢戈所言，阿尔瓦雷斯人格特质的核心是“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公正”的行动主义，这是她文学创作的“燃料”，“把洞见和恩典带给这个在堕落和混乱的边缘摇摇欲坠的世界”是她不变的追求。Cruz�Lugo, 78. 阿尔瓦雷斯的文学创作 阿尔瓦雷斯的长篇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自身经历为素材的自传体小说，包括《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和《我！》（Yo!, 1997）；另一类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素材的历史小说，包括《蝴蝶时代》（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 1994）、《以萨乐美的名义》（In the Name of Salomé, 2000）和《拯救世界》（Saving the World, 2017）。 《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不仅有着浓重的自传色彩，还有着移民小说和女性成长小说的特点，讲述的是加西亚家四姐妹卡拉、约兰达、桑德拉和索菲亚因父亲参与推翻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秘密组织被发现而不得不逃亡美国的前因后果。第一部分“1989―1972”以39岁的约兰达回多米尼加寻根开始，着重呈现四姐妹成年后的生活，第二部分“1970―1960”讲述她们移居美国后的生活和成长经历，第三部分“1960―1956”追述她们在多米尼加的童年时光。每部分五章，每一章有标题和副标题，标题点出中心事件，副标题同时出现在该章奇数页的页眉处，列出该章的中心人物；各章独立成篇，事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但在主题和人物方面相互关联，在时间上呈现倒叙的关系，到了最后一章的结尾，故事的叙述时态回到第一部分第一章中的现在时，约兰达向读者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她是书中所有故事的作者。阿尔瓦雷斯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单数第一人称和复数第一人称融于一体，尽可能深入每个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各个角度描述重要事件的作用，有时候同一叙述形式也会出现多样的变化。单从形式来看，这部著作在插曲式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小说标题中的“失去口音”借用了英语的提喻法，以局部代表整体，明指加西亚姐妹移居美国后摆脱母语西班牙语的干扰，学会说一口标准的英语的经过，喻指她们在文化上逐渐适应和同化的过程。事实上，“口音”这个词在小说中出现无数次，一直是困扰加西亚一家的头等问题，因为他们一张嘴就泄露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己身份。而阿尔瓦雷斯选用“失去”这个词，暗示学会英语、融入美国文化并非是加西亚一家心甘情愿的选择，多米尼加国内的政治独裁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有家难归，美国当时实行的“大熔炉”式同化政策又迫使他们放弃本国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失去”一词微妙地传达出对两者的批评。不仅如此，阿尔瓦雷斯没有过多谈及她们“失去口音”、融入美国文化所带来的成功和喜悦，反而用大量篇幅描写她们移居美国后因文化错置所导致的痛苦以及被迫同化过程前后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凸显出离散族群艰难的生存处境，揭示造成这一处境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并对其提出含蓄的批评。 此外，这部著作还揭示了美国和多米尼加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种族歧视和阶级鸿沟。通过对加西亚家族生活的描绘，小说把以男权为中心的多米尼加社会展现在读者面前，与之对照的是经受过女权运动洗礼、相对平等和开放的美国社会，对加西亚四姐妹来说，移居美国不啻是身心解放的过程。不过，阿尔瓦雷斯并未把她们刻画成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四姐妹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遭遇既说明她们的文化同化并不彻底，也暗示美国社会虽然让女性享受到了更多的权利，父权制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阿尔瓦雷斯能透过地理位置、文化和种族的异同，看到父权制价值体系的无孔不入，这是她的高明之处。加西亚一家在美国受到的种族歧视是这部小说重点描绘的对象，但诸多细节描写也让读者看到，在人种混杂的多米尼加社会里，种族歧视同样存在，历来都是欧洲白人的后裔占据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土著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儿都是受歧视、受压迫的对象。阿尔瓦雷斯在《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中所展示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意识表明，与只关注性别歧视的白人女性主义者相比，她的视野显然更为广阔，思想也更有深度。 《我！》是《加西亚家的姑娘们如何失去口音》的续篇。在这部小说里，约兰达•加西亚因长篇小说处女作一举成名，但由于小说写的是她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虚构的迹象不明显，因而招致被写亲朋好友的反感和厌恶，这些“受害者”反戈一击，轮番上阵从各自的角度讲述约兰达小说里的故事，内容涉及约兰达在多米尼加的童年生活、移居美国后的遭遇、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以及爱情、婚姻生活。这部小说的书名是双关语：约兰达的昵称便是“约（Yo）”，在西班牙语里，“约”是“自我”的意思。约兰达本是讲故事的人，但在这部小说里，她成了被讲述、被建构的客体，话语权被十六个叙述者夺走，这些叙述者在讲述约兰达生活经历的同时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展现了自我。按阿尔瓦雷斯的说法，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作家生活中出现的人对作家的复仇，这些人往往讲不了故事，因为作家总是把他们的经历占为己有”。Bonnie Lyons and Bill Oliver,“Julia Alvarez: A Clean Windshield,”Passion and Craft: Conversations with Notable Writers (Chicago: U of Illinois P, 1998) 133.《我！》是对约兰达心灵的探询，是对文学创作的思索，也反映了移民对文化身份、个人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样，《我！》的中心人物是作家约兰达，可看作一部艺术家成长小说。 《蝴蝶时代》是阿尔瓦雷斯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主人公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民族英雄米拉贝尔姐妹，即大女儿帕特里亚、三女儿密涅瓦和小女儿玛丽亚•特雷莎。她们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核心成员，代号“蝴蝶”，致力于推翻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阿尔瓦雷斯的父亲曾是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1960年11月25日，就在阿尔瓦雷斯一家逃往美国后不久，米拉贝尔三姐妹在去监狱探望丈夫归来的途中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为了纪念她们，1981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首次妇女会议宣布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1999年，联合国正式确定每年的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阿尔瓦雷斯之所以写这部历史小说，是因为作为一个幸存者，她有责任把三姐妹的英雄事迹告诉全世界。小说分别以牺牲的三姐妹和幸存的二女儿德蒂为叙述者，讲述她们从1938年至1994年的生活，揭露了极权统治的野蛮、残暴和血腥，歌颂了三姐妹敢于反抗强权、追求自由的精神，字里行间传达出作家呼吁人们开创美好生活的同时不忘惨痛历史和先烈的心声。这部著作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作家并没有把三姐妹塑造成超人，通过描写她们的少女时代、爱情和婚姻生活、成为革命者的过程和身份暴露之后的恐惧等等，作家着力挖掘她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和矛盾，很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这也是一部歌颂姐妹情谊的女性主义著作。《蝴蝶时代》给阿尔瓦雷斯带来了更多的荣誉，出版当年被美国图书馆协会评为“值得注意的书”之一，入选“每月好书俱乐部”，并入围全国书评家协会小说奖的终选名单，2000年被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如今已经进入美国的大学课堂。 《以萨乐美的名义》的主人公是母女俩，来自多米尼加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亨里克斯•乌雷尼亚家族。母亲萨乐美•乌雷尼亚生于1850年，死于1897年，是多米尼加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女诗人、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被称为多米尼加的“缪斯女神”。在女性无权接受教育的年代，萨乐美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15岁开始写诗，17岁著作，既有细腻传神的描写女性题材的诗歌，又有激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歌，尤其是后者，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广泛的作用，如同号角一般在多米尼加掀起革命的热潮。20岁时，萨乐美嫁给弗朗西斯科•亨里克斯（1859―1935），育有三子一女，大约30岁时，萨乐美放弃诗歌创作，创办了多米尼加第一所女子学院，47岁时因肺结核并发症去世。女儿萨乐美•卡米拉•亨里克斯•乌雷尼亚生于1894年，死于1973年。1916年至1924年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期间，她的担任总统的父亲拒绝做美国的傀儡，不得不流亡海外，卡米拉先是跟随父亲逃亡到古巴，后来独自移居美国，成为瓦萨学院的西班牙语老师，过着低调甚至压抑的生活。1960年，古巴建立以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权，退休的卡米拉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前往古巴，致力于扫盲运动，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受到古巴人民的爱戴。 这部小说分十六章，外加“序曲”和“尾声”。对于母亲的叙事共占八章，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聚焦于母亲的视角，按时间顺序从出生一直讲述到去世。对于女儿的叙事也是八章，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聚焦于女儿的视角，以倒叙的形式从去世讲述到出生，两者交替出现，最后汇合于女儿出生后、母亲去世前的三年时间，叙述者换成“我们”的口吻。在这个具有巴赫金“对话”意义的复线叙事结构里，女儿叙事形同母亲叙事的镜像，作家借此展示了这对母女在人生和境遇上的惊人契合：卡米拉的诸多内心挣扎也曾伴随母亲的一生，而母亲的人生抉择和成就在一个世纪后直接作用着女儿的人生道路。《以萨乐美的名义》把人物的个人命运置于时代的风云变幻当中，对美国、加勒比海各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多有反映：政府的腐败似乎是历史的常态；美国社会的仇外心理相当猖獗；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对加勒比海各国内政的干涉存在可疑的动机和目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身亡、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1881年美国总统詹姆斯•亚伯拉罕•加菲尔德遇刺身亡、美国历史上的禁酒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研发原子弹、麦卡锡主义、古巴革命等事件在小说中均有提及。小说在不动声色中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贬斥，同时着力研讨了性、政治，表现了母亲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奋斗和作为、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女儿失去母亲之后的孤苦无依和女儿的同性恋倾向等等。 《拯救世界》是阿尔瓦雷斯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采用复线叙事，讲述了两个并列的故事：一个是发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以阿尔玛•许布纳为女主人公的现代故事，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一个是发生在19世纪初的以伊莎贝尔•森达雷斯•戈梅斯为女主人公的历史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阿尔玛是美国的一位多米尼加移民作家，由于遭遇创作低潮，迟迟写不出一部对于一个多米尼加家庭的家世小说，出版社威胁要收回预付的稿费，她对写作的意义和原先信仰的许多东西开始产生怀疑，好在丈夫理查德和她伉俪情深，才使她免于陷入绝望之中。理查德在一个名为“国际援助”的人道主义组织任职，被派往多米尼加建立一个致力于自然资源保护的“绿色中心”，并和一家制药企业合作开设艾滋病诊所，拯救当地的患者。阿尔玛暂时留在佛蒙特，一边照顾患癌症的邻居海伦，一边试图完成拖欠的书稿，不料却对19世纪初的一段历史产生了兴趣，转而以此为基础创作一部历史小说，主人公就是伊莎贝尔。与此同时，与“国际援助”合作的制药企业在多米尼加穷人身上试验治疗艾滋病的新药，遭到当地热血青年的抗议，他们占领了“绿色中心”，把理查德扣做人质。阿尔玛（西班牙语里，她的名字意思是“灵魂”）立即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拯救丈夫和他的人道主义使命，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理解和同情参与暴动的当地人，并重拾对人生和写作的信心。伊莎贝尔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803年。弗朗西斯科•巴尔米斯医生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许可，组织西班牙皇家博爱远征队，把牛痘疫苗送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试图遏止天花在新世界的蔓延，由于当时没有冷冻技术，他找到西班牙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伊莎贝尔，想挑二十二个孤儿作为牛痘疫苗的活体携带者。伊莎贝尔的家人都被天花夺去了生命，自己也遭毁容，她答应帮助巴尔米斯医生实现他那救世主般的宏大计划，但有一个条件：她必须随队前往，一来亲自照顾这些孤儿，二来满足突破自身生活局限、到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渴望。尽管航海途中遭遇种种困难和不适，尽管伊莎贝尔常常为孩子们和自己的未来担忧，但她的勇气、坚韧和奉献最终战胜了一切，牛痘疫苗被送到了目的地，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阿尔玛与伊莎贝尔生活的时代相隔两个世纪，但两人的故事除了结局之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两人的时代都遭遇绝症的蔓延，一是天花，一是艾滋病；对两人作用最大的男人都怀着对抗天花或艾滋病、拯救远方受苦受难者的抱负；两人都全心帮助两个男人实现他们的救世理想，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获得精神上的成长。借助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阿尔瓦雷斯揭示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现实不仅是历史的重演，甚至是历史的恶化。在诸多的相似之处中，作家突出了社会不公平这一问题的根深蒂固：贫富差距、阶级异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鸿沟、性别歧视等等。小说更进一步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何对待社会不公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很多人缺乏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更别谈做人的尊严，那么对那些幸运儿来说，是否光有良心和同情心就够了？谁能被拯救？如何被拯救？贪婪和无能是否与理想主义、利他主义相互矛盾？高尚的目的是否足以证明卑劣手段的正当性？在作家的笔下，拯救他人的梦想既至关重要，又难免显得天真幼稚。但在小说的结尾，作家仍旧借阿尔玛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在这个越来越不可救药的世界上，也许故事能发挥某种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阿尔瓦雷斯以感同身受的立场和敏锐的洞察力，刻画了两个勇敢、博爱、坚韧的女性，尤其是伊莎贝尔的人格品质，两个世纪后仍能激励遭遇精神危机的阿尔玛，女性情谊、女性传统等女性主义主题得到了肯定和升华。 中篇小说《咖啡的故事》（A Cafecito Story, 2001）和五部青少年文学著作均与阿尔瓦雷斯在多米尼加的有机咖啡农场有关联，可说是其行动主义的产物。《咖啡的故事》的素材来源于这个小农场，是一部现代的“生态寓言”和爱情故事，倡导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A Cafecito Story,”May. 26, 2017 由于农场里开办的扫盲学校需要青少年读物，阿尔瓦雷斯开始涉足这一体裁。《秘密脚印》（The Secret Footprints, 2000）是根据多米尼加的一个民间传说创作的儿童文学著作，《恩赐的礼物：感恩女神传奇》（A Gift of Gracias: The Legend of Altagracia, 2004）则讲述了一个与多米尼加的传统宗教信仰相关的故事，两者有着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罗拉姨妈来美记》（How Tía Lola Came to Stay, 2001）是一个现代移民故事。《在我们自由之前》（Before We Were Free, 2002）堪称多米尼加版的《安妮日记》，以1960―1961年的多米尼加为背景研讨极权政治对青少年的作用，颂扬人们对自由不屈不挠的追求。《找到奇迹》（Finding Miracles, 2004）以一对美国夫妇从拉丁美洲某国收养的孤儿为主人公，在研讨收养、寻根等主题的同时，也涉及独裁、战乱等对人民造成的伤害。 作为一个祖先来自拉丁美洲的西语裔女性，阿尔瓦雷斯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我要创作在我成长过程中从未在书本中找到过的故事。我来到美国、进入英语世界后不写下就会失去的故事，我进入这个他者的、北方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和传统过程中的其他视角。那些空白和沉默常常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我们想用我们的故事填补那些空白和沉默。发出声音。开辟道路――不仅仅为我所属的民族。随着越来越多的故事被收入什么是人的大故事中，我们人类大家庭也越来越壮大。在我看来，那些沉默和空白不仅仅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关，也和女性、和常常被排除在美洲国家历史之外的另一半有关。在我长大、上大学、读典籍的过程中，这些故事即便存在，也被归入‘社会学’，不是文学，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Daniel Eshom,“An Interview with Julia Alvarez,”May 12, 2017.换句话说，阿尔瓦雷斯要用她的生花妙笔，抵制、甚至纠正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白人对有色人种、男性对女性的文化霸权，把拉美裔的视角、女性的视角写入美国文学，写入广大读者的意识之中。她的著作寻求以艺术的手段反映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人文关怀、政治意识与艺术美感兼具，尽管著作的背景多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人物多为女性，她所传达的对暴政、人权、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向的看法却能超越其地域的局限，在普天下的读者中间产生共鸣。这是因为对阿尔瓦雷斯而言，文学创作不光为自救，更为了让世界充满爱：“不管什么时候，桑鲁卓都是我的女主角，她通过讲故事救了自己的性命，救了王国里其他的女性，把苏丹的仇恨转化成了爱。”Lyons & Oliver, 133.阿尔瓦雷斯不正是美国西语裔的“桑鲁卓”吗？ （责任编辑 沈维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