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申宏磊 赵 鹏 赵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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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坚，1962年出生。中国国际问题探讨所副所长、探讨员。1993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法律学位，1993～1999年就职于原国务院国际问题探讨中心，1999年进入中国国际问题探讨所，曾担任综合探讨室主任。主要探讨领域：中国外交战略、国际政治、亚太安全、全球化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前夕， 当我们走进国际问题探讨所时，徐坚副所长用清晰的脉络向我们描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寻求与国际社会对话的轨迹。他的独到见解让外宣工作者更深刻地意识到――这次对话是新世纪的一个“闯关点”……
中国的作用不局限于经济发展
《对外传播》：在网上看到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知道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改革开放”成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关键词。进入2017年，世人在评论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时，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请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点。
徐坚：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国，她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四位。但我们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在那些尚未脱离贫困的地区，人们的生活依然艰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京津沪和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已经迈入中等发达水平。就在近日，有一份报纸说北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而深圳去年已经达到10000美元了。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很难在高科技领域占领一席之地，而中国在航空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很快，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所以有人说，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中国是一个具有某些发达社会特征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产业结构覆盖领域很宽，从底端到高端都覆盖了，这是中国能量的潜力所在，但也是让世界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会使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许多国家都感受到中国发展的作用和冲击。
《对外传播》：这种覆盖是否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依赖性比较小，独立自主性比较强?
徐坚：可以这样理解。他们担忧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是西方体系外的国家。我们因发展而获得的作用不仅仅限于经济总量，还在于我们走的是非西方道路，采用的是非西方模式。
300年来西方对世界有三个垄断――财富、权力和真理的垄断，但今天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比如在朝核问题和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的作用力已经明显提升――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另一方面也发现没有中国他们就办不成事。从国际作用力来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是成功的。可以预见，成功还会延续下去。
现在人们不再对西方的东西深信不疑，他们曾为发展中国家开了许多“药方”，但许多都是不灵的。最典型的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美欧控制的世界银行等机构根据自己的经验开方子，结果却没能控制住危机，印尼的苏哈托甚至因此下了台；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受到了世界的好评。
新世纪面临的一个“闯关点”
《对外传播》：您有一个观点：中国现在的国力与日俱增，一个国家形象的树立就是一种综合国力的展示。在价值观问题日益凸现的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应用中国目前的国际作用力，让世界了解、认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徐坚：这个问题提得好!争取国际认同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复兴的各个阶段的，梳理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为了争取认同，已经与世界展开了三个阶段的“对话”。第一个阶段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核心问题是争取世界各国平等待我之地位。终于，经过100多年的奋斗，以新中国建立为起点，以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他机构的合法席位为标志，我们获得了法学上的平等地位。
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直到新世纪之初，中国一直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在经济上的认同，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15年的艰辛就见证了这个漫长的认同过程。随着中国入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在经济体制上面临的国际认同问题开始得到解决。
接着，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现在遇到的新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泛――政治、社会、民族精神等，而核心是价值观与发展模式的认同问题。这个问题在2017年反映得特别集中、特别突出。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汶川特大地震和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上都经历了严峻考验，使世界对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出现了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后的第一个“闯关年”。
《对外传播》：很多次我们都以为国际社会已经认同我们，但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中西方强烈的干扰声让我们感受到这次的“关”着实不好闯。
徐坚：是的，第一个认同花了上百年时间，第二个也有几十年，这第三个认同需要的时间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它涉及的领域宽、层次深。
促进相互理解和包容
《对外传播》：西方对自己的价值现有偏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价值观更先进吗?
徐坚：价值观的认同问题比较复杂。第一，西方人(主要是欧美人)的文化优越感，以及由优越感产生的对其他文化的偏见比较强，于是就多少带有自大、好为人师的个性。第二，很多人对中国不了解，很多批评中国的人根本没来过中国，很多偏见来自媒体的误导――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30年代的大红灯笼和长袍马褂上。第三类人就是要给你抹黑，他们为了财富、利益就是要给中国设关卡、挖陷阱。应该对这三类情况加以区分。以上观点正是我目前探讨的课题。
《对外传播》：您曾经有一个观点：现有的“矛盾和冲突与上世纪初列强争霸以及冷战格局中的二元对立不同，并不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军事上的对抗”。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的基础是什么?
徐坚：就现在的世界格局而言，无论如何判断，也不会得出二元对抗的结论，因为利益之争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很难想象中俄之间会像1969年那样为一个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打一场仗，或者中日间会因为钓鱼岛之争而恶战一场。现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要远远大于相互对立的成分。当初的意识形态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我们中国曾经想象过让全世界“一片红”，而西方也曾经试图封锁和孤立中国。
《对外传播》：我们采访孙家正(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对他的一段话印象深刻，这段话与您的观点异曲同工――中美建交之前近30年，美国对中国一
是不承认，二是封锁，而中国当时缺衣少食，供给普遍短缺，但唯一不缺少的就是遍及每一个角落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标语。美国封锁中国，我们当然就要打倒你。凭当时中国的实力能打倒美国吗?打不倒也要打，因为没有比独立和自由更重要的!实践证明，美国封锁中国是封锁不住的，中国想打倒美国也是不现实的。中关携手合作对两国、对世界都是有益的。26年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徐坚：对。光讲利益不行，还要处理好中国与外国价值体系中的矛盾，在外交上讲这叫对话，在外宣上说就是“会通”(“会通”原为佛教用语，会合疏通之意)。这种会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互“理解”，西语专业论文，而是在深层次上认识和了解对方，在精神世界深处探析相通和互补之处。这种会通不是具体问题和枝节上的“求同”，而是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包容。
实现这种会通，障碍主要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这种会通要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彼此在文化上的认知没有太大障碍，例如佛教文化，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
因此今天的这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认同和对话更有挑战性。
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面临新的悖论：一方面，对外交往中，共同利益的需求在增长，相互依赖越来越大，双方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冲突却越来越凸显，双方因价值观异同而产生的反感与日俱增，可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双方却不得不打交道，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磨合中的婚姻状态。这个问题很突兀地摆在我们面前，是外宣工作者必须面对的。
我们也有非常好的经验，比如“5・12”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很及时、很详尽、很透明，效果很不错!人命关天时说出真话，外国媒体也就都摆正了位置，这个时候人家对你的认同与利益无关。
《对外传播》：有时西方的价值观自相矛盾，会为了一个生命不遗余力地呼吁，但面对1994年卢旺达的大屠杀他们却表现得很冷漠，面对由于美国的介入而卷入战火长达17年的伊拉克(从1991年海湾战争算起)，他们却很少反省，为什么呢?
徐坚：这就反映了西方价值观的一些问题。西方价值观有它的可贵之处，否则不会成为强势文化，但它的问题是过于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对待其他的文化缺少平等和包容精神，侵略性很强，因而在一些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些虚伪和偏激。比如，西方文化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历史健忘症”，不能用历史眼光看待问题――他们指责别人的许多行为，恰恰是50年甚至30年前他们做得最多的。然而只要是他们认定了的事情，就要作为普世价值要求别人同样去做，对近在眼前的事情都会有健忘症。而中国文化则比较内敛和中庸，比较注意换位思考，比较重视从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价值评估。孔子有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要解决国际认同的问题，就要在各种场合对价值观问题亮出自己的观点，不能被动应对，更不能一味回避。这才有助于真正意义上的“会通”。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汲取外来精神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比如西方人强调个人价值，这在当代有符合人性的一面，而我们有时过于强调集体意识，所以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要把同意和不同意的事情都摆出来。在国际认同问题上，光讲利益不行。对待精神文化、价值观问题，利益杠杆不解决根本问题。就算你利用利益杠杆暂时缓解了人家的攻击和批评，但只要人家心里不服，人家反而会说这是“收买”。精神文化的会通，就是要追求超越利益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对外传播》：您有一个观点：快速成长中的中国，有些问题还来不及酝酿来不及思考，挑战就来到了面前，同时机遇也是稍纵即逝。请您具体谈谈挑战是什么，我们又抓住了哪些机遇?
徐坚：这30年中我们的确抓住了很多机遇，中国做得很不错，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2017年中国在民族复兴历程上遭遇又一个“闯关年”，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再次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要从国内外对2017年中国发生的三件大事(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汶川特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反应中认真总结经验。一是要坚定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理念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指导影响。今年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表明，只要有科学的措施与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二是要正确认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在这方面，尤其要好好总结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留下的精神遗产。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展现的大爱精神、奉献精神、感恩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升华，具有极其重要的久远的意义，一定要认真挖掘、细心呵护、精心培育。这是就中国社会内部而言。就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2017年经历的大悲与大喜事件，同样都增进了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了解，都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西语论文范文，都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开放、理性与包容。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使我们今后更加从容、冷静地对待外部世界的多元文化和复杂声音，更加自信、坦诚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更加有效地将中西文化的精华汇聚于一体。
要为国人“知外情”创造条件
《对外传播》：您站在外交与外宣之间，觉得中国的外宣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徐坚：中国人现在很渴望了解世界上的事情，要让大家“知外情”就要多创造点条件。
首先，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要注意保护民众的知情权，如果我们提供的信息总是比国际舆论滞后，就会作用政府的形象，也会制约中国对外部挑战的应对能力。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许多问题并不是直接来自他国政府，而是起源于他国的民间与社会，发自作用日益增长的国际公民社会。对这样的问题，光靠政府是不行的，以一个政府去应对多元化的国际社会，是力量不对称的博弈，胜负是没有悬念的。应对他国社会和国际公民社会提出的挑战，最有效的办法是调动民间和社会的力量，以社会对社会。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还不够。我们还要注意利用社会力量进行对外传播和思想交锋。不要让社会人士的声音与官方一模一样，“一种声音”则会帮倒忙。我注意到，现在各家媒体都有所改变，共用一篇稿件的现象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努力在符合新闻准则的大前提下亮出独家声音、独家观点。
其次，关于有些外来批评我们不要“反应过度”，西方社会的新闻有多元化的特点，他们的新闻注重求异，争抢新闻视点，我们的官方和民间都要学会适应外界的一些鼓噪。
责编 乔 萍 | 
